扣押幸福:人爭一口氣

根據真人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尤其是已經先有紀錄片版本,而且曾經拿下過奧斯卡獎,最大障礙在於大家都已知曉結果,很難另闢蹊徑,因此,如何說好這個不算新的故事,反而是極艱難的挑戰。

Peter Sollett執導的《扣押幸福(Freeheld)》,根據罹癌女警Laurel(由Julianne Moore飾演)為同居伴侶Stacie(由Ellen Page飾演)爭取身後撫卹金,盼能保住她們同居小屋,保存她們愛的記憶的抗爭故事。Ron Nyswaner的劇本捉緊了「公平」這條主線,焦距清晰,論述簡明,雖是小品,卻依舊動人。 

電影的「公平」的論述有四個層次:首先是法律的現實面。

警員一旦亡故,撫卹金可以移贈家人,但只適用異性戀婚姻,同志關係未獲法律認可,所以即使同居伴侶亦沒份。徜若開了先例,承認同性伴侶福利,不就違反了婚姻的神聖價值?政府會否因此破產? 

其次,辦案的現實面。

警員辦案只看本事,Laurel身手幹練,判斷精準,在新澤西州海洋郡屢破大案,論功行賞,升官督察已指日可待。辦案時,沒人計較她的性別,論及撫卹時,何以她的性向卻成了障礙? 

第三,人情的現實面。

同夥辦案的員警出生入死,理應肝膽相照,互相扶持。一旦,「兄弟」有難,為什麼同性戀卻又成了受撻伐或岐視的藉口? 

以上的三個現實都有小火焙溫,要帶出最濃烈的戲劇高潮:要錢不難,有太多巧門可鑽,但是Laurel不齒旁門左道,她據理力爭,爭的也只不一個「理」字。

首先,人生而平等,不應只是政治口號,而應實實在在地落腳人間,異性戀受到祝福,為何同性戀就不行?何況Laurel不貪多,只要她的那一份,法律本應給她的那一份;其次,性別既然不是問題,性向更不應是問題;第三,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夥伴的價值與意義,在法律戰場上考驗著每一位戰友。警察應該主持正義,維持正義,戰友們,我的正義你們豈可視而不見? 

「從事公職23年,這一回我第一次遇到了兩個打不倒的敵人:癌症和法律。」Laurel的控訴既悲壯又寫實。不是來日無多,她或許還不至於如此迫切為愛人打點一切;不是看到了太多的偏見與傲慢,或許她不會心意堅定地爭取一個「公平」的對待。她不想訴諸同志悲情,在她心中,打著同志旗幟的格局太小了,打贏這場「公平」戰役,才是最有意義的最後一戰。

因此,《扣押幸福》把所有的光環都給了情場上的「同志」,沒有人質疑她們的堅貞與摯愛,卻也把所有的考驗都留給了職場上的「同志」,從借假到出庭,他們的猶疑,嘮叨或者畏難,都反應著異性戀世界的俗世觀,然而,就在Laurel的碰撞下,一切都有了重新思考的轉機。 

正因為同志戀情取得了絕對的高度,Julianne Moore與Ellen Page從打排球定情的剎那,歷經同歡同悲的諸多細節,她們的真情互動絲毫都不勉強,自然又動人,尤其是Julianne Moore從落髮到氣衰的「變形記」,在在標誌著她的敬業與專業,至於Michael Shannon飾演的「職場」伙伴,既要面對「情場」伙伴的奪愛,還要展示「兄弟」一場的情義,他的艱難與低調,清楚透露著他的內心轉折,非常犀利,有此綠葉,Julianne Moore與Ellen Page這兩朵紅花,也就格外豔紅了。

我想念我自己:神翻譯

對我而言,《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中最傷感的一句對白在於:「我寧願自己得到的是癌症,而非阿茲海默氏症。


關鍵在於兩者同屬絕症,罹癌之人還可以憑著自我意志,勇敢抗癌;一旦阿茲海默氏症纏身,你忘了自己是誰,人生形同繳械,如何自主?

對我而言,《我想念我自己》中最動人的一句對白在於:「我並非在受苦,而是在努力,奮力連結過去的我,我告訴自己:『活在當下。』那是我唯一能做的。

關鍵在於做我自己,其實是基本人生尊嚴,疾病讓你不再是昔日的你,連結已然遠颺的過去,找回失去的那一切,難度其實更勝挑戰風車的唐.吉訶德,因為你不但可能忘了自己,也會忘了風車。

《我想念我自己》的關鍵字就是「失去(lost)」,因為曾經「擁有」,驟然「失去」,才更悵惘,有了「對比」,「失去」的後座力才更淒涼。

《我想念我自己》的犀利點就在於用「專業」與「強項」來襯映這種「失落」。Julianne Moore飾演的Alice,在外為是頂尖的語言學教授,她的失憶與失語,讓學者光芒剎那失色(她可以用自嘲來敷衍交代,但是終究要反問自己:「我到底怎麼了?」);在家則是平日打點一家老小的是主中饋主婦,佳節在即,滿桌食材,卻已渾然忘卻該從何著手,她的茫然,除了痛,要如何形容?

是的,《我想念我自己》的拍攝目的是提醒世人,即使已經呼籲多年,世人對阿茲海默氏症的影響依舊一知半解,一旦家人出現怪異行徑,多數人還是不會連結到此一症狀,誤會、斥罵或者淡漠,都只會加深患者的更大挫折感,這也是為什麼Alice要在五十歲左右就罹患了「早發性」失智症,在一個沒有人相信的年紀,她的挫敗,更能引起世人重視,失智症不是老人的專屬疾病,甚至還因為你的基因中遺傳了致病染色體,你的家人恐怕亦難避免。

聽見Alice向她的子女說聲:「對不起!」的時候,你反而會更心疼:「不是你犯了錯,所以染病上身,是疾病自己來敲門,為什麼你要說抱歉!」但也唯其有愛,才會抱歉,畢竟誰都不願把疾病傳給自己的摯愛,Alice的眼淚,Alice的抱歉,就這樣撕裂了觀眾的心。

電影的第二個重點則在於:如何「對抗」?一旦對抗,真的有用嗎?

面對一場必敗的戰役。尊嚴,成了最後的武器。

劇本安排了Alice願意再辦一次演講,分享她對抗失智症的心情,那是她的知性與毅力,不願全盤皆輸的負隅頑抗,於是她用了螢光筆,凡是講過的話,都要用筆標示記號,才不會反覆講同樣的話,這是電影最傲人的時刻,卻也是最可惜的時刻,假設,她看著自己手中的螢光筆,卻已忘記這隻筆要做些啥,就把它順手一拋了,會不會更戲劇性?或許就是如此一來會太凸顯失智症隨時都可能攻擊病患的慘烈真相,所以導演Richard Glatzer與Wash Westmoreland只選擇了她的勉為其難,不再做太強烈對比,卻也使得結果太可預期,感性的期待勝過了殘酷真實的無所不在。

不過,也因為有這場演講,女詩人Elizabeth Bishop創作的「One Art/有一種藝術」詩句,才得以發揮畫龍點睛的震撼功力:

是的,「失去」就是《我想念我自己》的核心哀痛,正因為你失去了自己最美好的那一塊,那是你再也找不回來的那一塊碎片,所以你才會那麼地「想念」你自己,這個時候,你才會讚美,《我想念我自己》是多動人的一次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