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林奕華:熱海騷動

「我們的生活每天都要面對著無數鏡相。」林奕華對當代人生觀察極其敏銳,畢竟如今大家人手一機,隨時都在滑手機,還有電腦、路口監視器、電視機、電視牆,連視訊開會也面對著大小銀幕「舞台上的多重屏幕,就是生活的reflection(反思與回響)。」

林奕華的舞台上多了許多屏幕,豐富繽紛的影像,爆炸又混亂的訊息,讓人眼花撩亂,既是主觀現實,亦是客觀現實。

MV作品蔚為流行後,爆炸影像快速從眼前掠過,卻也大幅眨抑了影像的重量與意義,林奕華要求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三位演員各自拿著手機到熱海旅行,拍下了各自駐足的焦點與風景,也許可各自操作修圖軟體扮鬼臉與做梗圖,非常個人,非常隨興,忠實反應了旅人大量生產拍過即忘的垃圾資訊,負責舞台映画又兼剪接的袁錦倫同時兼顧了超大銀幕及手機三小銀幕的各自表述,同時也啟動舞台演員的當下互動疊像,齊放煙火的結果肯定漫空璀燦,卻沒能留下值得終身想念的難忘影像,更讓心思迷失在海量視訊中。

林奕華的改編工程不局限視覺,聽覺也是。

吳念真在電影《一一》詮釋的男主角NJ已成苦悶中年的代表,舞台映畫《三個人的一一:NJ的熱海旅行》他則是提供聲音,重新唸起林奕華對NJ這個角色最有感的幾句對白:「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人不可能讓另外一個人,去教他怎麼活下去,怎麼過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嗎?」「那天你問我,十多年前為何不告而别,其實當時我有多原因,不過現在說,也没什麼意義了。」「When I was fifteen, I feel in love.突然之间,那些音樂我都懂了,後来她離開了我,音樂却留了下来。」一次又一次地輪迴,一句跳一句地不規則重現,原本的意義你聽到也聽懂了,斷裂重生後的新意義與新感覺,卻也豐潤了林奕華「破壞/新生」的堆疊效應。吳念真的存在(聲音)與不在(影像),啟動了《一一》影迷的時光倒帶機。

而且,演員各自演唱著不同曲調的「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音階不同、抑揚不同、情緒不同,斷句不同,「唱一次是歌,唱兩次就有了比較,就察覺到不同氛圍。」林奕華對陳建騏的音樂很有感覺,處理起來更得著相異色彩,更複雜了他想要探討的人生背叛、悔恨與失落,「楊德昌不但提醒了我們看事物的角度,同時也提醒了聆聽的可能。」有這款敏感,《NJ的熱海旅行》的多元音域,饒富風情,迴旋又反覆之後你終究要問:該在何處,用什麼方式落下休止符?

林奕華做出海與天的安排。那是晚霞橙紅的熱海夕陽,你看不清三位主角背光逆影下的五官,卻能感受旅程將要結束的惆悵,鏡頭一動不動,再無前面一小時的喧譁與戲耍,這份停頓與安靜,讓全片得著了呼吸與思考,林奕華笑著說:「這正是Analogue類比與Digital數位的差異所在。」他給予的是哲學性的思考,也是對整部過動電影的反動批判。

但是說巧不巧,這幀在海灘前的人影,卻像極了楊德昌《海灘的一天》的起手式。「創作時我沒這樣想過。」林奕華說,「但是影片完成後卻形容這般連結。」他的無心插柳讓楊德昌的最後作品《一一》與第一部長片《海灘的一天》在《NJ的熱海旅行》牽起了手。

天,是飛機上的窗景,是旅人結束旅程前的最後凝視。思緒都在緬懷逝去的時光。然後你聽見王宏元唱出音樂飽滿的最後一版「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

電影中的NJ帶著昔日戀人重遊熱海,能彌補什麼?能改變什麼?旅行的意義停駐著旅人對雲彩的呆想與呢喃之中。很詩意,有餘韻,非常楊德昌。

非常林奕華:一一狂想

白板出現眼前時,我先是一楞,既而一驚。是偶然或巧合?還是刻意安排?

刻意,就是致敬!巧合,就是天意!

《一個人的一一:洋洋的一封信》(映画)5月25日映後,在長廊上巧遇30年不見的林奕華導演,「你去過濟南路69號?」他的回答直接明快:「沒有,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

濟南路69號是楊德昌導演的老家,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創作者不時群聚的革命基地,牆上掛著一張黑板,楊德昌用粉筆密密麻麻寫著想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那是夢想,亦是雄圖。

林奕華的《一個人的一一:洋洋的一封信》中同樣有一張白板,演員王宏元、黃人傑隨意把口中唸的台詞,持著彩色筆寫上白板,有塗鴉也有原子小金剛。在光影與剪接魔術下,白板的字與圖像隨意幻化,書寫可以FORWARD也可以BACKWORD(那是過去與未來的辯證技法)。字體可以是草體,也可以是印刷體;可以是單張幻燈投影,也可以是多向光源交疊…….這樣的劇場光影,現代又前衛,是召喚年輕人的用心;這樣的電影光影,承載巨量資訊,引領觀眾進入視覺迷宮。


當然,白板不只一面。洋洋對婆婆的承諾就是要讓大家看見不一樣的世界,林奕華也努力讓你看見白板的後面,以及人和字和光影雜遝交會的新視覺。

《一個人的一一:洋洋的一封信》和《兩個人的一一:婷婷的14首搖籃曲》,同樣都切割成14段。14是時代印記,亦是創作密碼,疫情時代每到一座城市都要隔離14天,切割成14段是當代旅人的生命記憶。


《洋洋》採用經典電玩「小精靈」音樂轉場,英文片名註明是「14 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Yiyi」,意指「從電影《一一》出發的變奏曲」,但我覺得其實更像《楊德昌主題狂想曲》,就權且譯做The Rhapsody on a Theme of Edward Yang,從楊德昌出發,在林奕華手中定板。

拉赫曼尼諾夫《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共24段,14段的《楊德昌主題狂想曲》,非常《一一》,也非常楊德昌。電影中的洋洋、大田先生和NJ三個角色的唸白及情節,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六的綿延重生(卻又有細微不同),電影的聲音參數參考也揉合了音樂結構,就以變奏曲,不,更跡近狂想曲的方式自由伸展,重覆難免,但變化更多。

雖然我不懂授權的彭鎧立與改編的林奕華對《一一》從何得著人工智慧生化人的概念?但我知道《一一》的英文片名除了直譯的《Yī Yī》,還有一個《A One and a Two》。電腦的數學母胎來自0與1,《A One and a Two》走到人工智慧後的0與1,剛好就是數位時代的狂想變奏。當你聽見電子版「查拉圖斯特接如是說」序曲樂音,自然就會想起Edward Yang與Stanley Kubrick的曾經相惜的因緣。

一張白板可以幻化出多少形式?劇場做不完全的,電影後製可以全面強化。林奕華的「一一三部曲」就是劇場人對當代科技的省思與結合。非常實驗,非常林奕華,也是楊德昌的側寫。

當然,你一定也知道,「非常」有多重含意:有時是加重語氣的「very」;有時是區別平凡的「unusual」;有時則是偏離正常的「abnormal」。林奕華的實驗其實各有適用章節,任人咀嚼。

光譜函數:論恐怖份子

加法與函數都是數學運算。加法是累計的結果,函數則透過公式運作,產生非線性的變化。用在影劇作品上,加法是印象的積累強化,函數則邁向了更開闊,更不可知的新空間。

一道彩虹至少有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光譜,恐怖的光譜該包含多少的成色呢?

《恐怖份子》的片名明明很開闊寬廣,適用多元註解,好萊塢偏好朝刻板印像靠攏,台灣新電影卻會另闙蹊徑,那與製作規模有關,同樣也反應著創作初心。

小野與楊德昌的《恐怖份子》劇本,從一開場就以一起接一起的事件來替「恐怖」著色上漆,一筆接一筆地「加」上去,「恐怖」意像就得著了浸染之效。

警笛紅燈一路奔馳的警車、鬧區中的大台北瓦斯槽、頑抗的歹徒、乒乓的槍響、碎裂的窗戶、跳牆的人影、滴水的水管、吠個不停的狗聲、槍聲中按下快門的攝影、瘸腿的女孩、暈倒在斑馬線上的肉身、不曾停歇的機車與汽車、心臟突發狙逝的組長、寫不出小說的要命痛苦、高樓外的洗牆工人、出賣好友的私心、誤信好友的告白、勾引出軌的誘惑、送先生綠帽的愧咎、翻電話簿找替死鬼、仙人跳來詐財、風雨夜避居公車、辦公室翻臉的動手動腳、升官不是我的死等、警察槍枝被偷……《恐怖份子》就這樣細筆輕針地畫下或大或小、輕重有別的各色恐怖光譜,可辨識的,有感應的,都在堆疊,也強化了恐怖氛圍的效應。

炸樓火光、血肉橫飛…符合刻板的恐怖定義,亦是動作電影偏好的萬用公式;然而,堆砌讓人心底發毛的小事件,同樣也能收恐怖之效,不拚大的,專營小的,那是藝術電影使得上力,甚至得以形塑風格的高明策略。

不過,加法只是堆纍,要激起千堆雪,就得賴扭轉推力,才能引爆混亂狀態的「熵增」效應,《恐怖份子》中的小說家周郁芬就是關鍵的變動函數。

小說究竟是虛構?還是真實?憑空杜撰,難免虛浮;皆有所本,又難免陷入對號入座的困境。創作如真,就得著了血肉,若能將真事改頭換面,另著新妝,虛實難辨,就接近了藝術的魂魄。

《恐怖份子》創造了小說家周郁芬這一個角色(繆騫人飾),目的就在透過「真實」與「虛構」的對話,來凸顯人性的複雜奧秘,以及多元解讀的艱難。電影中開槍殺別人,與開槍自殺的雙結尾,其實另外還加附了第三個選項:這一切,難道是小說中的另一個結局嗎?這種開放空間,正是後設精神的極致,亦是《恐怖份子》在台灣電影史上完成的重要書寫。

周郁芬的創作來自往日經驗,直書胸臆,但是字裡行間的真情,披著小說的外衣遮人耳目,卻只有舊情人小沈(金士傑飾)讀得懂,這才驚覺昔日情變竟如此重創作家,再也捨不得放手。換言之,她的書寫其實是真。

周郁芬離家出走後,先生李立中(李立群飾)才開始讀她的小說,又經攝影師小強(馬邵君)指點後,對號入座,才明白那通語焉不詳,卻已激發胡思亂想的搞怪電話,竟是家變關鍵。換言之,她的書寫對先生而言,九成亦是真,剩下的那一成,非他所為,卻百口莫辯。

對情郎,周郁芬不否認筆下有真情,你既然讀懂了,就能再續舊緣;對丈夫,周郁芬強調小說就是小說,情節多數虛構,不必認真。然而,若非那通電話,她不會循線走訪,她的舉動,可以解讀成小說創作前的「田調(田野調查)」,亦可以解讀是偵探丈夫私情的焦慮妻子,情節如真,所以絲絲入扣;關鍵為虛,所以點化出萬千假象。

就在周郁芬的小說得獎後,小說情節才告曝光,電影這時已經演了三分之二,觀眾這才知道原來剛才的情節大半就是小說的重點,讀了電影的觀眾其實也陪同李立中讀完了這篇小說,更明白了周郁芬按下門鈴,看到小強開門,不說一句話轉身就走的身影,正是小說家把真實轉化成為虛構的關鍵時刻。

電影並沒有討論或提及小說的結尾,只有透過評審的評語肯定故事的「寫實力道」,因此後續的電影情節發展,在感情上和事業上遭遇雙重挫敗的的李立中會採用多暴力的報復,既可以是作家人生的必然途徑,同樣可以是小說的後續章節,李立中分不清現實與虛構,觀眾也思索著同樣的問題,得到的結論就有著「熵增」或「反熵」的岐異選項。

以前,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哥們,如今卻因為有了升遷機會,我向主管提供了你的黑資料,因為幹掉了你,我才有出頭天,這是職場上不時上演的鬥爭戲碼,李立中演出這樣的嘴臉,也只是尋常人性。

一直,我都是這樣相信你,所以遭主管羞辱後,找你訴苦,還批評必是某人背後下毒手,全然不知,聽你訴苦洩憤的李立中才是黑手,李立中要如何分擔好友情緒?又要如何隱藏自己的心虛?

自覺升遷在望的李立中,迫不及待就對妻子和好友透露自己的機會,一旦主管改升他人,那種無臉見人的挫敗與悲憤,同樣也是背叛的另一種光譜,差別在於以前是他背叛別人,如今則是自己遭人背叛。

公事如此不堪,私情亦好不到哪去。

周郁芬與男友小沈偷情,回家見到丈夫,猛然的一下擁抱,是寫不出小說的困頓?還是愧對先生的歉意?

有一位寫小說的妻子,李立中卻一直沒讀過妻子的小說,他的陌生與冷淡,如何配搭他的愛情?等到妻子要搬走了,李立中除了幫忙打包,看著她離去的背影,又如何訴說自己遭遇婚變突襲的挫傷?楊德昌給了李立中一個開水燒煮滾燙後的汽笛聲,已經是他最高亢的悲鳴聲了。

顧寶明飾演的刑警老顧是李立中滅頂之前的救命浮木,急如無頭蒼蠅的他,只能求助警力,卻被老顧嫌他出了事才相會。換言之,李立中的人情淡絕,適用妻子,也適用老友。

然而,就在「人財兩失」之後,李立中認真地找老友把酒敘舊,圖的卻是老顧的那把警槍。換言之,李立中的人際關係,除了利害,就是利用,他用老顧的警槍去殺人,會替老顧惹來多大麻煩?從來不是他考量的重點。他的友情光譜,何等沉重陰鬱。

至於年輕攝影師小強的背叛光譜,同樣有兩款。他在那場街頭兇案中,發現了落單又瘸腿的王安,然後扶起暈倒街頭,快車就從身旁轟轟駛過的她,送進醫院,先有目擊,再又觸擊,所有的心事就直接洩露在那一張又一張放大的照片中。小強的異樣,同居女友難道不知?

後來,小強租了王安故居,推有舊家鑰匙的王安又開門闖進,看見牆上的照片,她當然明白小強的心。這一回,她沒有拒絕小強的吻與愛,只是在天色將明時,帶走了所有的相機。換言之,這位夢中情人選擇了背叛。

楊德昌與小野的高明在於王安確實拿著相機去變賣,偏偏價格太差,卻意外得知昔日男友獲釋。於是,就在小強醒來之前,全套相機又都歸還小強門前。換言之,這位夢中情人演出背叛戲碼之外,選擇了不要加害。然而,她的來來去去,她的拿走與歸還,不亦都是小強心中無以名狀的苦澀與蜜甜嗎?是的,這種苦中之甜,就是《恐怖份子》最另類的的背叛光譜。

《恐怖份子》的每位主角都有多張面具。台美混血的王安,有著天使的面具,不論是在街頭或舞池,都容易招惹好色之徒,直到開了房間,進了房門,她才換上魔鬼面具。羔羊,任她剝消,惡虎,她亦扁鑽刺身,那是她的強悍。

王安跳窗逃亡時,摔瘸了腿,綁上石膏,被母親禁足家中,於是拿出電話簿,隨機取樣,任意灑下猜忌與挑撥的種子,電話撥通時,她用黯啞的口氣索討公道,掛上電話時,她已成功撩動了春水,享受著胡說八道的樂趣。

周郁芬同樣有兩張面具。因為小沈情傷,所以嫁給了李立中,等到舊愛明白了,她就離開了貌合神離的夫婿。愛與不愛的哭笑假面,她穿卸自如。

最初,她厭倦高薪工作,決定在家專事寫作,卻因人脈圈子日減,小說愈寫愈悶,於是又想回到職場上班,每個決定都是她,要與不要的真假面具,她穿梭自如。

李立中的面具是人前忠厚,人後下藥/下手;小強的面具則有浪子與富家少爺兩款……至於楊德昌則用了王安的肖像組合圖與周郁芬的電視牆圖像,來完成他的假面書寫:風吹過王安的肖像,面容就糊了,看不清她的本貌;電視牆上的周郁芬,盡是複製影像,那一幅才是真的她?

楊德昌在《恐怖份子》中採用了兩首歌曲:「Smoke Gets in Your Eyes」和「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前者寫人,後者點題,各有重要性。

由「The Platters」合唱團在1958年唱紅的這首「Smoke Gets in Your Eyes」,出現在「父不詳」的混血兒王安的母親家中,單親媽媽劉明不時就會拿出黑膠唱片播放這首曲子,聽著聽著人就乏了,分不出眼睛是煙是淚。其實,歌詞中,不管是

或者

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人們說總有一天你會明白

All who love are blind” 戀愛中人都盲目

抑或是

都說明了這位女子難忘舊情,膝下這位不時惹禍的混血女兒,意味著她曾經與旅台美軍/美商有過一夜情(或者一段情)?男人是一走了之?還是有緣無份,只能長相憶?一面聽著歌,一面用手撫摸女兒臉頰,多少恨,昨夜夢魂中!

但是歌聲還繼續在跑,這回適用「煙霧迷漫了你的雙眼」的是年輕攝影師小強的女友黃嘉睛,他發現小強的相機裡出現了一位謎樣女子(即王安),不但神韻動人,而且小強還做了放大處理,一張肖像大臉由二十四張小照片組合而成,不需要小強向他告白或懺悔,看見牆上的這張照片,她就已經聞嗅到同居男人的動心與異心,於是動手毀掉小強的作品、相機和底片,她是氣到目盲,亦是嫉妒智昏,小房間中還有尾韻飄揚的這首「Smoke gets in your eyes」,同樣說訴著新世代的愛情恩怨。

陳桂珠填詞,翁孝良作曲,蔡琴主唱的「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因為出現在電影最後,劇情已然結束,只剩工作人員字幕跑動的黑白畫面上,而且曲子亦未唱完,看似無關輕重,討論不多,其實不然,歌名和歌詞中的「假裝」,精準點出了「閱讀/觀賞」「小說/電影」的「讀者/觀眾」,在體會情節時,「假裝」比真實更真實的心理認知,閱讀是一種假裝,行騙亦然,背叛亦然,就連丈夫李立中不願接受妻子周郁芬變心的時候,同樣也只能假裝只要回家就一切沒事……以楊德昌的精明與挑剔,他萬萬容不得一首無意義的歌曲掛附在電影的尾巴上,仔細再咀嚼「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的歌詞,你會發現,電影中的人際關係無不適用:

沒有人討論,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即使是片尾字幕,亦是電影的一部份,納入思考與評量,才更貼近創作者的心思。

台灣影壇很少有理工背景出身的創作者,楊德昌是20世紀的代表(鍾孟宏則是21世紀代表),他的選材不與人同,創作結構更暗含著綿密的邏輯與網絡,他是台灣新電影的重要旗手,透過他的作品來檢視他的風格,才會明白他是如何在開發台灣的「新」電影,以前,無人如此敘事,如今,這條創作小徑,依舊荒草蔓生。然而,只要陪他走上一段,他會用楊氏風景回應你,讓你讚歎不虛此行。

劉振祥:留住青春絕美

攝影師劉振祥有兩隻敏感的手,一隻手在新聞火線上,用快門記錄了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動盪與歷史傷痛,另外一隻手則捕捉了台灣舞蹈及電影精英的絕美意象。卅年來,他的照片一直是各媒體在回顧歷史時最能畫龍點睛的視覺符號。

答:我在一九八九年曾辦過「工作、創作」攝影展,我從工作中創作,對於眼前不管是表演藝術、新聞或報導攝影,進行影作創作;在拍攝表演藝術時,舞台有燈光、服裝、布景、造型,在每一次的展演中,我必須去發現尋找各種可能的平面視覺語言。

廣告商品會很明確知道想要訴說的理念,藝術表演的理念有時候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很多時候是旁觀的我,透過自己的觀看,找出他們的靈魂,表演時候的流動往往一個剎那就過去了,但照片定格的捕捉,反而可以找到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未曾發現的重點,化成作品的精神,也變成我影像的風格。

答:這樣的例子滿多的,舞蹈作品要變成平面照片,必須調整來符合平面美學的形式, 例如雲門的《關於島嶼》中,有一幕是一大群舞者在地板翻滾,那一幕是混亂的、錯落的,所有人的腳都舉在上面,我將這幕的照片倒過來用,變成所有人都像懸空飄著,腳都在底下,成為這齣舞作的主視覺;這幕在舞作中存在過,但為了拍攝,我更動舞蹈的節奏,讓所有人一起滾動、將腳舉在上面。

曼菲的代表照片應屬《輓歌》那張,《輓歌》是為了紀念六四民運,以柴玲為主角而做的舞,林懷民老師專程從國外趕回台灣,找了曼菲做這個舞作,我被找去他的公寓,拉了黑幕拍下這些照片,當時六四事件還在延燒,服裝已經做好,但舞作還沒完成,我的拍照與取景過程,讓林老師有了更多想法,有些畫面、節奏就反饋到舞作上,讓一些動作找到了位置。

答:能夠這樣還算是滿良性的互動,因為攝影工作激盪出不同的想法,也是因為雲門舞者太棒了,他們每天在訓練,我的要求都可以馬上回饋,達到你要的要求,幾乎沒有什麼做不到的。《輓歌》算是比較早期跟曼菲合作的作品,那時她剛從美國回來辦了一個舞展,找我幫她拍海報,好多人看了都著迷,後來報社中的藝文記者桌上都壓著那張DM,讓我感受到對舞蹈的美是可以被人記憶、喜歡,自己也挺高興的,所以後來就專心從事拍攝表演藝術。

答:曼菲那支舞作是台上擺放著很多人體的模特兒,她的考量會是整個舞台,我的考量則是單一的畫面,因此在拍攝過程中會做一些調整,讓比例和結構會比較好看,在舞台上呈現就不是這樣。

舞台表演因為觀眾的觀賞距離較遠,沒有辦法近距離看到細節,攝影幫觀眾做了延伸,在舞台上久了,知道舞者的呼吸、有很多預備動作是將要發生什麼,通常我定格的不是鏡頭看到的,必須預設,前一秒就啟動快門,眼睛看到再按快門,那已是下一秒的事了。

答:在拍攝的當下,往往沒有這麼深刻的體驗,拍照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美、呼吸,有很多外在環境必須克服,我必須自己打光、準確地對焦在舞者臉上,有時候快門會按到忘我,譬如說拍曼菲時用底片相機,對焦我必須預測,動作跳到哪裡時她會跳進我的焦距,拍攝時沒辦法想將來會變成怎樣,或拍下什麼東西,只是盡可能地讓在我眼前發生的事情,可以比較精準地形塑出來。

回顧起來滿慶幸我技術還不錯,才能留下那些照片,用現在的自動相機應該是不難,不必考慮太多技術,專注在動作上,就可以拍下那樣的瞬間,現在數位相機記憶卡夠大,可以拍到手指抽筋。以前底片很貴,所以會很珍惜、很精準地去記錄,以前小底片三十六張就要換,大底片十二張一卷,拍完就要重新再來、再跳,或許那時有這個過程可以喘息,再一次面對你、跳了十二次再來,而產生不同節奏。

數位跟底片的差異,其實是心態上的問題,用數位拍能更精準更集中,用底片拍則另外多了換底片過程中的互動,兩者其實沒什麼好壞;如果曼菲還在,這些照片可以重拍,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狀態,時空背景不一樣,結果就不同了。

答:我工作室有一張照片,是雲門表演《夢土》的後台,一九九五年拍的,那時候已經拍雲門很長一段時間,《夢土》時造型很多種,有傳統京劇、像木乃伊的、現代舞,台上還有孔雀,我那時候在化妝室跟舞台中間的通道拉了白布,打了兩盞燈,舞者上台前、下台後各拍一張,這並不是表演,而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他們每場演出都是經歷這樣的準備、上台、展現舞作、回到後台、卸妝、回到自己,我很好奇他們的心情變化。

我拍下的這張可以感受到她將要上台的心情,對於表演是很有自信的,會把她美麗的身影在舞台上綻放出來,回來後又是另一個狀況,滿身大汗、站不穩的那時候也拍,我有拍了一個系列,這個就是特權,沒人敢跟林懷民老師提,他可能也不會答應,我也忘了我有沒有跟他講,哈!

答:我當初跟侯孝賢或楊德昌合作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天他們會變成大人物。我跟陳懷恩是攝影上互相切磋的好兄弟,那時候懷恩想要去學電影攝影,去當《戀戀風塵》攝影師李屏賓的攝影助理,就介紹我去拍劇照,那時候我也只是滿腔熱血想拍照,也不知道拍劇照是怎麼回事,就跟他們上山下海去勘景。

我還兼駕駛,那個年代劇照師最閒、可有可無,愛拍就拍、不拍就幫忙,由於之前有很多報導攝影的經驗,就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剛好劇情的年代跟八○年代並沒有太大的落差,九份也還保持吳念真導演小時候的原貌,把當下時空背景跟居民一起入鏡,也不會有太大衝突。

去拍之前,無法想像我要呈現什麼樣的風格,《戀戀風塵》中王晶文、辛樹芬走鐵軌那張海報的角度是我自己找到的,當時攝影機體積很大,又有慣用視角,是一個眼平觀景的狀態,手拿小相機的我反而就多了不同的觀看角度,吳念真後來告訴我,我的劇照幫他們開創了新的視覺,沒想到這些劇照三十年來還不斷被引用。

答:一張張切割是楊德昌的意思,執行的時候就跟他討論,最大張的相紙也沒辦法達到他要的尺寸,就決定用單張來拼,風吹還會飄起來。

當時用了八十張八乘十吋的照片,拼成一張大的相紙,要洗之前每張先編號,排列在地上、再用放大機投影,成了王安回頭那張照片。電影中牆上那些照片也都是我拍的,因為角色是攝影師,我就當他的槍手。

那時候在民生東路拍王安跳窗逃亡那幕,找來幾個刑警,楊導現場指揮調度,現場也沒有照相機,他們演戲我就拍,做為日後電影中那位攝影師的作品,我的角度不是介入者,都是長鏡頭遠遠的調,楊導也是等照片洗出來才知道效果是什麼,那時候我不知道我還兼任了美術的工作呢,哈。

答:鍾導年輕時曾有來報社應徵攝影,我那時候沒想用外人,沒有理他,後來他有天在拍廣告片,那個案子剛好要我拍劇照,許舜英在片場介紹我們認識,鍾導就說:「他我認識,他拍劇照可以,別人拍不行!」而我根本還不認識他是誰!

後來在廣告上我們多次合作,他喜歡我的鏡位,或是一張靜照,用攝影手法去做剪輯。還有一次借了三台攝影機,一台就給我在片場裡面拍,他那時候已經是很有名的廣告片導演,拍什麼都OK,有辦法說服客戶,現場就各種拍法,很好玩。

答:跟鍾孟宏的電影沒什麼東西是包袱,他的幾部戲我都用不同拍攝手法來呈現,他在現場有時候也會說,你能不能借我看你拍什麼,拍完我也不急著交照片,他也不急著看,就來自於一個信任,他知道我會交出一套我對於整部戲的看法。

鍾導最意外的一張劇照是我拍和尚的背面,他看到時嚇一跳,說我在現場拍一整天,為什麼只有你拍到這張照片?在掌鏡時他也不斷在找尋畫面,攝影機在他自己手裡時是非常靈活的,那時候他千想萬想,就是沒有抓到這個畫面,有點懊惱。

拍電影非常磨人,打燈的過程、演員情緒醞釀的過程,都得不斷等待,但這個等待卻是我拍照最好的時候,可以觀察更細微,提出一套與電影完全不一樣的論述。

有趣的是最近兩年台北電影節的節目單,分別選了我拍的《大佛普拉斯》和《小美》劇照來做視覺,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剛好選了這張燈光師在工作的照片,可能台北電影節想向工作人員致敬,自己現場記錄的作品能以不同方式再生,怎麼想都開心。

青梅竹馬:霓虹の魅影

霓虹,一種侵略手段。

從薄暮到清晨,光波直逼視網膜,在強光照拂下,肉身與靈魂都難逃它的襲擾。

霓虹,一種炫耀工具。

從商品到符號,從胴體到文字,不成比例的龐大光管,編織著夢想與誘惑。

Las Vegas用霓虹來召喚欲望,Time Square用霓虹來揭示流行。銀座與歌舞伎町如此;頂好商圈與三創大樓何嘗不是如此?

《樂士浮生錄》的古巴樂手們,即使在耄耋之年才能登臨曼哈頓,也不忘拿起相機拍下那一期一會的霓虹夜景;在那個沒有霓虹的山谷中,《神隱少女》的「油屋」澡堂,則是以燈火輝煌的澡堂「油屋」,召喚著八方神魅…

多數霓虹只是煙花,一時亮眼燦爛,轉眼間,只能在記憶中閃爍。尤其是那些只有光影,少了靈魂的設計。

大導演柯波拉1982年的《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故事背景設定在Las Vegas,美術設計師Dean Tavoularis耗資百萬美金打造了一條16公里的Las Vegas街景,一則求其逼真,二則要用光影註記主角的愛情濃烈與褪色。結果是,勞師動眾的結果,只完成了舞台劇的燈光變化就能書寫的意境。

燈光可以誘引你走進戲劇,但若只會玩光影噱頭,註定色即是空。相對之下,《青梅竹馬》中的楊德昌就遠比柯波拉高明得多,所有的霓虹都是符號,除了光影,還有霓虹的故事。

《青梅竹馬》的英文片名是《Taipei Story》,意指台北故事,楊德昌的策略是新舊並陳。男主角阿隆是剛從美國返台的大稻埕布商(侯孝賢),他的青梅竹馬女伴阿貞(蔡琴)則是建築商老柯(柯一正)的助理。大稻埕的舊台北儘是破舊衰敗的老宅,東區高樓的新台北則是冰冷的水泥建築,老柯感歎著城市高樓一幢幢起,卻沒了特色,出自何人之手已無意義。

1980年代的台灣正值經濟起飛的「台灣錢淹腳目」年代,更強勢的日本經濟則是連美國的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都買得下來,台北街頭盡是日商霓虹,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觸目盡是富士軟片、NEC到SONY的霓虹看板,還有日語補習班的招牌,阿隆旅途經過日本,不忘錄下日本職棒轉播孝敬長輩,阿貞的妹妹雖對職棒毫無興趣,唯獨看到穿插其中的各式廣告時,看得津津有味……

《青梅竹馬》中沒有出現一位日本人,日本勢力卻無所不在,導演沒有一句批判,只讓你看見阿貞姐妹家四週都是巨大的霓虹燈,在色光閃爍下,渺小的人影顯得更小更卑微了。

氛圍是一種難以用筆墨形容的感覺,楊德昌沒花一毛錢搭景,只透過觀察與感受,只揀用現成的霓虹,就捕捉到了操縱社會的幕後黑手,他的霓虹寓言,只有走過泡沫經濟年代的人才能體會。

無聲勝有聲,那就是楊德昌的才情與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