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文英:從沉默切入

答:我很同意你的說法,侯孝賢導演曾說電影最重要的就是回歸人跟生活本身。我曾問過侯導,他覺得自己電影的特色是什麼?侯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沒有選一般人都以為的長鏡頭,反而強調他的特色就是完全寫實,即使是拍《刺客聶隱娘》也一樣,也許他會運用長鏡頭,就是因為可以捕捉到真實。

做美術這一行的人,需要蒐集各種資料做為參考,像是會看各種擺拍的照片,觀察時會發現如果擺弄得過於over,反而會失去真實感,但是如果缺少細節,又好像少了一些什麼,所以美術的分寸拿捏在於必須避免過於over,不然就會有點虛,好像都是為了陳設而陳設。

另外,傑出的美術設計師應該要弄清楚劇中角色的個性,而且挖得越深越好,當腳本裡面的角色個性愈清楚,相關的陳設場景,就有更多的線索可以發揮,不至於讓場景太過。當初設計舒淇的「聶隱娘」服裝時,坦白說,很多都是靠直覺決定,前提是我一定會熟讀劇本,讀通透了,就順著直覺走。 

最初讀劇本時,想到聶隱娘小時候就被帶走,她應該是很孤獨的,加上她接受暗殺的訓練,她習慣穿著的服裝不應該是飄逸的長袍,而是精練的短衣襟,有武術底子、寫過《一代宗師》劇本的導演徐皓峰就曾跟我說,武學中人只要看到對方穿著心裡就有了譜,看到來人穿的是短衣襟,就得特別小心,因為這麼穿就意味他擅長打鬥,至於穿上全副武裝的人,往往是虛張聲勢,中看不中用

答:黑澤明是大導演,他講的一定是真的。

我參與史柯西斯來台灣拍攝的《沉默》時,經常要試戲,那一天要拍男主角安德魯.加菲爾德穿過蘆葦小徑,他演的是耶穌會神父要肩負側背包,背包裡會裝著宣教使用的聖杯與聖經,手上則拿著十字架,因為鏡頭只取安德魯的背影,根本拍不到包包裡的東西,因為只是試拍,我們還來不及準備好劇本中提到的所有物品,沒想到安德魯很堅持,一再問包包裡面裝什麼?要求該有什麼就得有什麼,就是為了追求那份真實感,好不容易搞定了包包內容,安德魯又隨口問了句:「我手中拿的木製十字架是正式開拍的那一只嗎?」一聽說不是,他就拒絕試戲,非要換上真的才肯。

還記得那時是清晨四點,為了趕上第一道光線,也只能趕快打電話請道具師傅找到原件,再飛車從台北趕到金瓜石,連試拍都不肯將就,大家就這樣領教到好萊塢演員的專業堅持。

答:這一點我也是完全相信的,我們所有的細節不管一般人看不看得到,就是不想馬虎應付,看到我們的認真,也會影響演員的。

但要這麼堅持並不容易,前提是得遇到好導演與好製片,有他們的支持才做得到,很多電影往往受限於預算,往往在籌備後期才讓美術與服裝組人員進駐,一旦大牌演員的薪資吃掉了大筆電影預算,製片就會朝技術部門這邊砍價,其實,一部電影成功是集體製作的成績,不是光看演員的演技,顧此失彼就可惜了。

答:他們強調的精準,讓我印象深刻。

《沉默》團隊為了重現十七世紀日本長崎村,不惜花三千多萬台幣的預算,用實木搭建德川幕府時代的審問所,甚至覆蓋在屋頂的鬼瓦都是從日本訂製,片中出現的日式花園裡的松樹,每一株都是要價二十幾萬的造型松樹,片中的十幾艘漁船也是委託訂製,甚至場中的辦公大桌,因為台灣找不到合適的木桌,美術總監丹特.法拉提就從他的故鄉義大利運來,當然這需要另一筆預算,但丹特理直氣壯向製片爭取,也讓我知道原來美術可以是這麼強悍。

更犀利的是花費這麼多的場景與道具,他們堅持電影拍完就要全數拆掉或燒毀,還派有專人監督,一點不留,自己用完了,也就不再給別人用,為的就是追求作品的獨一無二。

此外,他們也很重視拍片安全。例如,《沉默》在台灣重現澳門大三巴牌坊,史柯西斯要求以一比一的比例重建大三巴,場景相當巨大,考量過台灣風雨的特殊情況,團隊就會另外調動許多石塊與鋼索固定牌坊,就是怕發生意外。

前面提到要在金瓜石捕捉第一道天光的夜戲場景,電工竟然沿路拉了電線裝上燈泡,就是要確保攝影組、收音組和演員在暗夜行進中不要出意外。

美方還有專職的技術勘景,台灣大多就是導演、美術、攝影負責複景,在正式拍攝前,技術勘景會協調各組人員,討論好機器究竟要如何擺,會架在哪裡,確保拍攝的動線,如果有不同意見,攝影師與美術監督都要現場提出,也就是在拍攝前一天所有情況都處理好了,一切井然有序。

另外有個細節則是台灣人容易疏忽的,正式團隊進駐前,前期製片就已經先把候選的台北旅館都住過一遍,會在考量預算與舒適度的前提下,滿足工作人員的住與吃,因為外景製片最常接到的抱怨不是住,就是吃,事先把這些都搞定了,抱怨就會少很多。至於拍片現場永遠都會有咖啡與點心可以享用,都反映了團隊尊重專業的態度,受到團隊這款禮遇,工作人員一定也會以專業表現來回報。

答:合作機緣都靠侯孝賢啦。當初馬丁團隊來看景的時候,一度鎖定北投的舊中製廠,但是周遭環境並不理想,後來到了中影文化城,看到我們搭的《聶隱娘》場景,讚不絕口,因為馬丁看過侯導所有的作品,加上中影文化城裡有些舊建築,稍加整理就接近電影時代的建築,於是就進一步談合作。

馬丁的美術要求很「立體」,他不要看平面設計圖,他要求每個場景都先做好模型,透過立體透視,就更能拿捏鏡位與動線。

此外,馬丁的作業習慣很少臨時起意,大致都會依照劇本拍攝,所以他要求拍攝前三天,場景一定就要先搭建好,他有個習慣,拍攝的前一天他會自己一個人進到場景裡靜靜地待著想著,就他一個人,而且馬丁工作時,不希望現場太多人,一定都會要求清場,甚至連開美術與服裝會議,也同樣要求清場,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

馬丁對工作人員也和侯孝賢一樣是客氣又友善,但對前置作業要求很高。還記得我們拿到劇本後,馬丁給團隊整整十週的設計期,也很信任我們這個全部都是台灣人的美術團隊,但是他對美術的要求則沒有任何打折的空間,電影中所有場景設計必須符合歷史的真實,《沉默》就請了五個歷史顧問,美術上遇到什麼問題,隨時都能得到解答,設計完成後,我們還得把模型運到紐約請馬丁與歷史顧問過目,而且把所有人物造型、道具和美術設計製作成一本鉅細靡遺的「聖經」,隨時可以翻考比對。

問:依妳的近身觀察,這位大導特別講究什麼原則?

答: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史柯西斯待人處事的細心與周到。《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小說,但遠藤周作已在一九九六年過世,無緣看到馬丁的改編,等到影片要正式在台灣拍攝時,馬丁先行搭著私人飛機飛到東京,拿著我們的那本「美術聖經」,拜訪遠藤周作的家屬,讓他們看見他想要還原小說背景時代的努力,這種慎重其事的做法,今天已相當罕見了。

最後一瞥:王攀元落日

最後一次,最後一瞥,都是珍稀的人生際遇,尤其是在史博館封館前夕,能夠一次完整看見宜蘭之光,台灣國寶王攀元大師的畫作。你會讚歎,台灣之美近在咫尺,我們錯過太多,對大師亦虧欠太多。

構圖、用色和意境可以說是王攀元畫作瞬間就能捉住你目光的魅力所在。

王攀元偏好對角線構圖,「主角」各據一方,有的左上右下,有的左下右上,兩相遙對,既突出了空間,也透過對比強調了意境。其中,不時出現的一丸紅日根本就是命運化身,即使落日都已黯淡,但它燙得人心焦,逼得人低頭的熱力,依舊把筆下人物都挫敗得佝僂低頭,人如此,倦鳥如此,濃得化不開的挫敗感,讓人不得不去把王攀元三歲喪父,歷經民國戰亂,碼頭搬貨,一日只得寒酸一餐的流離人生相互驗證。

孤寂寫心,以境言志,是傳統文人畫的傳統,孤寂與挫敗更像是王攀元的簽名,「誰與共千秋」中那位獨坐山峰峭壁的失意人影,畫在美援麵粉袋上的「太陽與鳥」都濃縮了時代印痕的現代文人畫。

王攀元亦偏好高懸天地線,用天來聚焦,用地來抒懷,不成比例的天地落差,格外吸睛。「龜山」五分之四的暗藍,有如海浪拍打,海的上方,微見天光的黃綠色澤中,龜山島載浮載沉,二度空間的畫作頓時有了三度空間的想像:「黃河之水」同樣是大片的藍,把僅有的一抹綠就拱在天際,觀眾看著畫,看著標題,就直接悟得了唐詩「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意境。

走過中國,落腳宜蘭,王攀元筆下的宜蘭山水最是動人,每一幅與龜山島相關的畫作,從遠觀到俯瞰,從選景到構圖都有新意,迥然不同他人隔海遙望的刻板意象,根本就是好山好水早已悠然入夢,才能信手拈來皆好畫。正因為魂魄入夢亦入畫,他筆下的桂林山水,恍然有如頭城峽灣,這就樣把「他鄉」畫成了「故鄉」,蘭陽雨、太平山日出再到龜山島的千變萬化,無不因此台灣經緯度擴大成了世界坐標。

至於王攀元的用色,看似有印象派畫風的光影流動,卻更多了從水墨技法衍生的濃淡堆疊,不論是水光、雨影或者暮色日出,每一抹前所未見,匪夷所思的色彩,都如人間美景,讓人不忍離去,尤其「歸帆」、「殘荷」與「不繫之舟」中的遠近明暗,真切與模糊的色澤,讓人看著看著都要墜入畫中了。

王攀元去年以一○九歲辭世,生前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回顧展,半年後我們才能在史博館封館前再見其風采,台灣有此珍寶,卻一直不能有自己的紀念館,找一塊地,讓大師光影得能日日陪伴家鄉父老,這不是文化部或宜蘭縣最該去做的事嗎?

奇蹟的女兒:昨日夢遠

戲劇故事的第一場戲,震懾不住或吸引不了觀眾,後續就後吃力了。

鄭文堂導演新作《奇蹟的女兒》的第一場戲就是加工出口區的眾頭攢動場景,舊式單車和公車交錯進出,綠皮膠皮椅背上的女工們隨身都帶有一個硬殼皮箱,舊日風景就躍然銀幕,接下來,女主角連俞涵正用公共電話打長途電話回家,投幣聲、讀秒聲,那些已然消失的昨日聲音再次醒轉了過來,至於她頭上的工作頭巾,上下鋪的女工宿舍……同樣在呼喚著台灣的昨日記憶。

《奇蹟的女兒》取材自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楊青矗是台灣在戒嚴時期,最早挑戰工農兵文學禁忌,書寫一九六0年代台灣基層工人困苦心聲的作家,也因為他的文字,台灣從農業社會邁進工業時代的轉變,才留下了鮮活的歷史紀錄。

俗話說「工字不出頭」,意指做工的人,一輩子出不了頭。因為,出了

頭,只不過一個土字,向下延展,就成了干字,都是勞碌命,但是台灣經濟的起飛,卻和這一群要上白天班,也會輪到夜班,領著低薪卻不怕苦的女工息息相關。鄭文堂在片中透過陳芬蘭的「孤女的願望」歌聲,點出「自細漢就來離開,父母的身邊…阮想欲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或者「假使少錢也著忍耐,三冬五冬,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有一日總會得到,心情的輕鬆」的女工情懷,你就赫然發覺台語流行歌是這麼卑微地承載著書寫著昨日風景。

女工如此重要,相關影像故事卻極少,一九七九年秦祥林與陳秋霞的《一個女工的故事》屬於健康寫實風潮下,包著糖衣的浪漫故事,四十年之後的《奇蹟的女兒》同樣訴諸青春偶像的魅力(溫貞菱、連俞涵、林哲熹),卻更想挖出工廠幹部利用權勢剝削、戲弄女工的職場生態(不管是以升遷交換肉體,或者抽機車鑰匙出遊的肉體呼喚),那種寫實力度更接近二00九年紀錄片《她們的故事》挖掘出來的女工船難事,你赫然發覺楊青矗四十年前描述的工廠實況,如今依舊在不同職場重演著。影音創作很難改變時代風潮,透過回顧與重建,就是最溫柔的提醒力量了。

只有大海知道:蘭嶼心

大海、球鞋和丁字褲,是崔永徽導演以蘭嶼為背景的劇情片《只有大海知道》中的三大元素,多數蘭嶼題材都會帶出相關議題:球鞋是城鄉落差的符號,丁字褲衝撞著傳統與現代美學,大海則是最美麗與溫暖的故鄉。這三大元素前人已多所著墨,崔永徽能從刻板印象中淬鍊出新意,生猛有力。

電影主角馬家衛(鍾家駿飾演)的父親為了生計離鄉到高雄工作,把孩子交給祖母,孩子腳下那雙都已開口見底的球鞋,既點出了他們家的經濟弱勢,也串起了思親情懷。馬家衛巴望父親能帶回新鞋,於是畫下腳型寄給父親,然而,父親帶回的鞋子尺寸卻是三年前的舊腳型,馬家衛沒能把腳塞進新鞋中的泫然,就是隔代教養下親子關係的殘酷寫真。

簡單涼爽的丁字褲是達悟族因應酷熱氣候發展出的衣著,穿著丁字褲現身跳勇士舞,固然展現了文化傳承,也是外人窺奇的重點,卻未必是新生代孩子心甘情願的穿著,一句一句:「那是老人穿的,露屁股,才不要!」的童言童語,寧穿內褲也不穿丁字褲的心聲,就是現代文明美學衝擊傳統的實例。

丁字褲如此,甩髮舞亦然,大人說不出傳統的美好,一味強迫孩子接受,只能適得其反,唯有老師放棄功利心,帶領孩子重新體認文化緣起,願意為自己而跳,香火才能傳承,最後,阿嬤連夜織出最新丁字褲,傳統織法的再現,全因祖孫情深,正是文化生活的真實意義。

黃尚禾飾演的老師則是用聲音表演來註記外來客的心態轉變。初始,他用不敢置信的口吻,質疑著沒有冷氣的民宿,也不想理解孩子為何會遲到?為何穿拖鞋上課?他的暴氣口吻,動輒罰青蛙跳的命令,其實是教育現場不時可聞的威權聲音。然後,他可以用美麗言詞包裝蘭嶼帶給他的美麗震動,但也在遭遇情變後,崩潰坦承自己其實是別有居心的虛情假意,這種本島漢人的心態剖析,亦是崔永徽導演跳脫原民悲情,還原蘭嶼實況的精彩一筆了。

六月劇場:日常戀襲曲

台灣劇場的觀劇人口有限,依舊有不少團隊致力創新,今年夏天的《日常戀襲曲》有不少驚喜;冬季要推出的音樂劇《台灣有個好萊塢》,則用台語歌謠串出台灣近代史,更讓人期待。

陳培廣執導的《日常戀襲曲》是我城劇場的第三號作品,描述一場地震如何改變了三對男女/女女的情愛人生。戲路雖然走通俗劇路線,卻帶有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得獎名作《婚姻風暴(Force Majeure)》的犀利筆法。

電影中是賞雪勝地突然雪崩,丈夫只顧自己逃命,事後再難面對妻女;劇場同樣以強震來襲,各自逃生的實況來揶揄愛情脆弱,還附贈戀人身體再痛,不如心痛的愛情決裂,並透過仿伍迪.艾倫的囈語,傳達出凡夫俗女走過生死關頭之後才有的頓悟心得。

劇中一段段看似日常不過的戀人絮語,在吳世偉與安心亞、李安琪與李劭婕、徐華謙與陳婉婷三對搭檔流暢自在的口白詮釋下,都可以在觀眾的笑聲中找到共鳴迴響(唯一的遺憾是三組演員在話說從頭時,都還免不了仰天長嘯式的劇場腔口條);雖然演員的身段不像其他劇團強調科班的基本功,只要求本色互動,但是用來詮釋浮世戀人的猶豫、忐忑與惆悵,卻更具顯了戲如人生的感染力。

愛情故事多的是分分合合的老梗,《日常戀襲曲》無法跳過老梗,卻懂得即時添加一些不流俗的新材,避免重蹈其他媚俗新劇,只顧耍嘴皮子卻在冷笑話裡翻來滾去,讓人不耐的覆轍,相當高明。


例如,便利商店每晚十一點上演的曠男怨女戀,透過三分鐘才能吃的泡麵與鬧鈴,在預期與意外之間,得著了王家衛《重慶森林》與《我們藍莓夜》中用人生小物件的耽溺來書寫情傷寂寞。

例如,蕾絲邊戀人正在公園為著對方不敢坦承戀情大吵一架,看在外人眼裡卻成了勇敢示愛的戀人,這種角度不同,感受就歧異的「偏見」與「誤會」,不正是每天都在紅塵上演的浮世繪嗎?已經破鏡分手的同志戀情該用什麼方式重圓?編劇的神來一筆確實夠勁。

例如,結婚十年的不孕男女,從各自滑手機的宅居人生,到得靠「變髮」才能撩動欲望,都反映著陷入審美疲勞的情愛困境,但是直到失去才想挽留,夫妻不成情義在的,編劇的收尾轉折,三分殘酷七分溫暖,相當到味。

劇場表演沒有特寫鏡頭輔助,卻可以透過光影和話白吸聚焦點,《日常戀襲曲》夾帶了不少對人生的冷嘲熱諷,也不忘給愛情加一點嬉笑怒罵,吉光片羽都有靈光,夠讓人唇角上揚的。

時光台灣:廢墟中重生

無人借閱的書,停放在書架上,有如一排廢墟;冰庫中的舊影片,無人再看,等同殭屍。懂得活化,才能還魂;懂得再生,才有動能,國家電影中心開放七十年來片庫檔案任由十四位導演取材,完成的《時光台灣》系列短片,讓人重溫昔時台灣容顏,也看到新導演們點石成金的魔法。

國家電影中心庫藏的舊日影像包括劇情片和紀錄片兩大類,劇情片偏重創意火花,嬉笑怒罵皆屬人生戲夢;紀錄片偏多政策文宣,但在官樣文章之外,卻也保存了大量庶民生活情貌,譬如歷來總統或省主席參與原民豐年祭的新聞影片,目的多為長官擦脂抹粉,歌頌親民,然而,有心人也還能在官式互動中,窺見與比對原民的祭儀與衣著習俗,得知先民曾經如此度日。

泰雅族導演陳潔瑤選擇的是八二三砲戰的新聞片,口述的是曾經參與這場戰役的泰雅族老人Wilang,快八十歲的他談起戰爭往事(歷來的原住民曾為多少政權出征作戰?)一句:「台灣一口砲,對方就有百來口。」昔日的隆隆砲聲依稀可聞,然而電影的重點卻在於戰後返鄉,Wilang才發覺族人都已「被」遷聚在南澳山下,家鄉遠在重重疊疊的卅二公里外的山峰後面,只能在夢中重遊。

泰雅人是台灣最早住民,數百年前誰逼他們上山?歷來的統治者不亦都以管理方便為名,逼他們下山?六十年後,還有幾個人知道回鄉的路?陳潔瑤在《32公里~六十年》追蹤的Wilang成為那個世代的唯一代表,其他同輩不是歿了,就是老了,心有餘力難足,唯獨他一次又一次帶領年輕世代走上卅二公里的山路回家。即使有的路已斷,岩壁已坍塌,Wilang依舊識途,而且可以在荒煙蔓草中指認左鄰右舍,讓年輕人重繪故居地圖,甚至堆石立碑。

陳潔瑤花了十年時間記錄泰雅族人的尋根之旅,素材多,故事豐,《32公里~六十年》最後說她今年初回鄉沒能看見Wilang的身影,多方探尋,才知他生了場重病,理應靜心療養的Wilang卻堅持在病房中,要豎起病床的床背,轉過身就踩在斜仰的床背上,繼續一步一步走著,繼續他的回家路……老人沒哭,但是觀眾很難止住淚水。

《時光台灣》的十三部短片可以說是新生代導演的創意大競賽,可以和《32公里~六十年》相媲美的則是陳芯宜導演的《恍惚與凝視的練習》,拍過《流浪神狗人》的她,擅長捕捉神佛意像,這回她兵分兩路,視聽交錯,都極強悍。

視覺上,神佛出巡的場面在慢動作的捕捉下,有時法相莊嚴,有時陰氣森森,搭配眾生膜拜的肅穆神情,有如一齣神佛華爾滋;聽覺上的多元設計,更有如穿越時光的圓舞曲,來自台影紀錄片的「官腔」,不時用「迷信」斥責著民俗的愚昧與浪費,那是官員要「牧民」、要「教化」的威權聲音,多年來重新聽聞,「恍」如隔世;然而,陳芯宜另外也用一種類似在你耳畔誦經的語調,逐一解說著神明歷史,那是信徒才懂的「凝視」了。

廢墟意象更是陳芯宜的強項,電影最後來到一座殘破棄屋,斑駁的牆邊有一台破舊老電視,突然就亮了起來,畫面上再次出現這些神佛祭禮的紀錄片,為《時光台灣》要從廢墟重建新象的企劃主題,完成畫龍點睛的一筆。

從個人觀點來連結這些舊影像,毋寧是更私密,也更親密的書寫,侯季然導演的《剪刀找貓》,用網路盛傳的找貓秘方,帶出不少貓族都遇過的「貓咪常常不請自來,亦常不告而別」的痛心經歷,但是更痛的是家族成員中亦有「不告而別」,迄今下落不詳的謎,從「找貓」連結到「找人」,故事從一個颱風天開始,而我們的時光倉庫中又有多少難忘的颱風天記憶?侯季然採用的那段紀錄片,恰恰就是不少台北人曾經搶搭公車避水難的一九六○年代往事,私事、天下事就這樣纏夾難分。

至於聯考的窄門,看榜的哀愁喜樂,都只是姜秀瓊導演《太陽雨》中輕輕帶過的昨日記憶,那是報紙還會刊登大學榜單的年代,從她的名字帶出了身旁另一位早逝的同學,正值陽光燦爛的青春,炎陽當空,卻有細雨紛飛,悲喜難分,不就是滿腔思念,卻又無從召喚,也難以名狀的渾沌情思?愛過的,錯過的,來不及再一次的悔恨,對照後來的大學畢業照片,昔我往矣,楊柳青青,都是懺情書寫。

幾十萬小時的時光檔案,確實可以讓很多台灣人拼貼回自己的故事,《時光台灣》中最受多位導演青睞的片段竟然是昔日圓山動物園的動物表演:跳火圈的獅子到拉黃包車的猴子……那兒曾經是孩子們的快樂天堂,如今卻是極度政治不正確的獸權剝削,時光檔案就在時隔境遷的比對下,找到了全新能量。《時光台灣》每星期二晚上在公視主頻播出,擁抱它,你就重新擁抱了昔時青春。

悅讀:一代宗師壓箱作

才華洋溢的人通常很任性,美國奧斯卡榮譽獎得主佛列德立克.魏斯曼(Frederic Wiseman)就是典型代表,他拍的紀錄長片真的都很「長」, 光是《中央公園》就要一七六分鐘,《舞動芭黎,掌聲蕾動》兩小時卅九分鐘,《歡迎光臨國家畫廊》也有三小時,遠遠超越了你我走訪這些場域會消磨的時光。他的最新作品《悅讀:紐約公共圖書館(Ex Libris: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更長達三小時又十七分鐘!

請不要被以上這些數字給誤導了,亦不要以為他不知節制,完全不考慮觀眾的耐性,看他的電影其實你不會覺得兩、三個小時就溜走了,因為,他懂得用影像和人物捉住你。

魏斯曼偏好選擇一個機構/場域/公共建築,來捕捉出現在這些場域中的人文流動,人物越多,面向越寬廣,作品就越立體,片長其實反映著題材的複雜度與多元性。魏斯曼曾經說:「我從來不多費心思去想如何迎合觀眾,這種想法根本就是狗屁,我要用我的規格來處理這些題材。」所有的紀錄片只要看到攝影機擺設的位置,就反映了導演的主觀,他從不標榜自己客觀,只希望最終呈現的多元面向,能夠精準反映主題場域的實際氛圍。《悅讀》選擇用知性來吸引觀眾,用願景來檢視圖書館的公共性格,更用理性的辯論來思考圖書館的未來情貌。


魏斯曼的長片其實拍攝期間都不過一、兩個月,他偏好隨機取樣,因為如此才能精準反映圖書館的運作實況,全片有多場精彩的演講與新書討論會,有的講者強調理性科學,以「不是愚笨無知、就是瘋了」的尖銳話語,批判那些不相信演化論的基本教義派狂熱信徒,但是話鋒一轉,又不忘強調「無知者無罪,人都有種種無知,對演化無知並不犯法,但就是不該那麼大聲嚷嚷」,他的目的只在提醒聽眾:「美國還有許許多多不信教的人,遠比政客和你我意識到的要多,卻因為聲音不夠大,從未獲得政客青睞,遭到忽視。」

魏斯曼的鏡頭也同樣捕捉到一位新書作者批判學術界有人刻意把蓄奴與伊斯蘭教扯在一起,除了詆毀穆斯林之外,更試圖讓白種人獨佔自由與解放思想的美名,其實這些主張早在古蘭經中就比聖經出現更多。這些講者個個口若懸河,提問的人也能直指要害,魏斯曼透過一場又一場鏗鏘有力的對話,讓人直擊了圖書館的知識傳薪功能。

《悅讀》也觸及到數位時代的盲動,如果一味添購各種數位產品或擴增頻寬,往往怎麼追也跟不上科技進步,過兩年就不堪用了,卻會因此忽略了有很多人其實是數位黑暗中的弱者,他們沒電腦也沒手機,就算圖書館擁有全世界的內容,一旦無法連網,一切就沒了意義。圖書館的重點不在藏書,而是人,持續將希望帶給弱勢的人,才能凸顯圖書館核心角色,看到片中那些管理員耐心解答有關獨角獸的詢問或者輔導盲人使用點字書的服務實例,誰不讚嘆?

當代媒體競逐點擊率,如果圖書館也得標榜書籍借閱率,為了衝業績拚人氣,大量引進暢銷書最是方便,但如此一來,那些看似冷門卻值得典藏的珍稀著作勢必遭到排擠,《悅讀》透過一場接一場的圖書館董事會,點出了當代圖書館經營兩難:不必高高在上、不必精英主義,要特有限資源運用在刀口上,這當然是大學問。

近來,很多紀錄片導演都喜歡現「身」或現「聲」,強銷自己的意識形態,最知名的當屬以《華氏911》拿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Michael Moore,他不但每片必演,甚至還跳出來質疑或挑戰議題人物,看這種紀錄片容易「上火」也上「癮」,往往卻也因為導演「演」很大,又一意孤行,容易失焦亂蹄。魏斯曼看似冷靜又退讓的紀錄策略,卻因為每一段故事都有火花,讓人看得津津有味,又能真正有所體悟,完成了兼具理性與感性的知性之旅,一代宗師的闊然大器,確實不凡。

憶高畑勳:螢火蟲之墓

看一次,哭一次,應該是多數人面對《螢火蟲之墓》的必然反應,從戰火孤雛的悲情際遇談戰爭禍害,高畑勳的敘事功力世罕其匹。謹以本文向遠行的大師致意。

閱讀全文 憶高畑勳:螢火蟲之墓

文夏:歌王比總統大尾

2018年四月在台北市中山堂採訪文夏,留下了這篇訪問。

下個月就九十歲了,但是耳聰目明,口齒伶俐,嗓音依舊洪亮,甚至捏著自己的臉皮說:「我沒有拉皮,鼻子是真的。」這時,他還調皮地扯著自己濃密的頭髮說:「你看,頭髮也是真的!」

採訪前,攝影記者請歌王擺pose、喬角度,當過電影導演的文夏二話不說,早就站好了姿勢,「你毋免講,啥米角度與光線我攏知啦!」

年輕時,談過幾次戀愛,最後各有婚配,「她們有緣認識我,卻無份嫁給我。」直到四十二歲那年才娶了小他二十五歲的學生文香,文夏到底有多愛文香?從他的簽名就可窺見,他總是在簽完文夏之後,又在最後一捺上再勾出文香之名,然後還不忘對你眨眨眼,夫唱婦隨就在他的簽名式中完成了。

歌王的字典裡沒有禁忌兩個字,別的歌手要護嗓總是戒辣忌酒,宣稱要活到百廿歲的文夏,卻是每天梅酒、大吟釀、威士忌怡情小酌,甚至大啖麻辣鍋後金嗓依然嘹亮,「每日禁忌這、禁忌那的人,(唱歌)都沒真正出師啦!」


答:我出生在台南的麻豆,那時住家附近就有傳統的宮廟,三、四歲細漢時就常聽廟口的走唱藝人拿著月琴念歌詩,那時念的歌詩大多是怨嘆人世間不公的哭調仔,這些哀傷的旋律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因為家族信奉基督教,童年時便加入教會的唱詩班,很會唱也很愛唱,有一次阿叔自日本返台,發現我有歌唱的天分,又喜歡彈奏樂器,便提議送我到日本讀書學音樂,我從小學畢業後便獨自赴日本讀中學,並拜在上野音樂學校任教的宮下常雄為師,他採用「一對一」的指導方式,讓我在鋼琴、吉他彈奏和聲樂發聲方法上進步神速。

中學畢業返台後,我在家裡每天至少都唱八小時,上午三小時、下午三小時,晚上則和台南高商的同學們在台南運河上一起划著小船再唱兩小時,也因為早期學習聲樂以及每天練唱的基礎,讓我往後一天連唱十八場也沒有問題。


記得以前當兵時,母親常常叮嚀我:「要回來,不能死在那裡。」相對之下,日本人就是比較傻、比較蠢,很多人願意為了國家當兵赴死。後來,國民政府也對很多台灣人說要「反攻大陸」,要為國犧牲,但這是很荒謬的,我們故鄉就在這裡(台灣),到底是要反攻到哪裡去呢?

還好我有活到九十歲,糟蹋我的人都死了,我還好好活到現在,才可以親眼看到現時的囝仔攏會唱台灣歌,五月天、陳昇、董事長樂團不都是唱了台語歌才紅的嗎?我一直認為那個年代流行的國語歌曲比起日本歌謠、歐美歌謠等,可以說是世界最「低路」的,很多國語歌曲根本就是「偷」台語歌曲的旋律,例如《梅花》的旋律根本就是來自台語歌謠〈秋怨〉,還厚著臉皮說是原創,其實騙不了行家的。

別看我現在是笑笑地講這些往事,其實心內實在很不甘願,想起來就痛。

我的歌,每一首我都很喜歡,最愛的則是《悲戀》與《男性的命運》,因為旋律好聽極了,我也喜歡《大台灣進行曲》和《台灣魂》,因為這兩首歌傳達了:「打不死的台灣人,啥物攏毋驚,打不死的台灣人,勇敢活下去,為故鄉、為台灣大家來打拚,為父母、為朋友,死也是甘願。」

卡拉絲:聲音的二重奏

卡拉絲的歌藝,無人可以挑戰,卡拉絲的情思,誰人可以揣摩?用卡拉絲的話語來註記卡拉絲的紀錄片,毋寧是招聰明的策略,但是《卡拉絲:為愛而聲》這部記錄片,除了卡拉絲的聲音,還多了一位女性的聲音,這個選擇,讓電影多了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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