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台灣過去較少史詩電影，一是規模實務，二是從歷史取材，你卻從台灣的近代史找到了可以著力的空間，你是承擔了巨大的投資風險，你如何執行？
答：史詩並非我要挑戰的觀念，而是用什麼角度去詮釋，追求有別於好萊塢，有別於別人的英雄定義。我很高興自己找到了與眾不同的「獵人」角度來詮釋《賽德克巴萊》。所獵人文化的思維，其實就是一種「以歌聲追逐歌聲」的文化，「以生命追逐生命」的文化，只要聽過原住民的歌唱方式，你知能明會這是很特殊的台灣高山文化，我就一直努力要將這種特殊文化性溶入在歷史題材中。辛苦之處在於很多橋段是現代文明人無法接受的，他們的某些作為讓很多人會認為與現代中東恐怖份子並無不同，這一點我承認，但是我們有深入去了解其動機嗎？你有卸下自己的文明價值觀，深入去了解這個民族的特殊性嗎？
另外值得一提的觀點是，電影的主角一心求死，死後才能上彩虹。他們的精神狀態是一種追求死後靈魂自由的行為，不在乎現世的自由，可是一直「求死」下去，男人確實都悲壯上天堂了，卻不免會讓觀眾困惑，除了悲壯，我到底要給觀眾什麼東西？直到拍攝期間我才想通了，人生還有另外一個目的：要活著，要延續族群的生命。有人死去了，留下來的人就是要求承擔宗族血脈，於是，我才會在《彩虹橋》的最後再加上原住民石生神話的故事（從前從前有個白石山…），一切都要回到生命源頭，知道我從何而來，能夠生生不息，才算得上是史詩吧！
問：你以「歌聲追逐歌聲」的文化來形容原住民的音樂性格，電影中也有極其動人的父子重唱，符合了這種性格描述，但是其他的原住民樂風就沒有那麼明顯，因此招來不夠純粹的批評，你如何解釋？
答：原本我是很希望能將原住民的色彩放進去，先丟了一些傳統音樂給負責作曲的Ricky Ho來聽，要求他依傳統樂風來作曲，但是他覺得很難，關鍵在於泰雅族的原住民要做片尾曲時，也很難做到，原住民音樂只有五音音階，四個小節就開始重複，真正的樂器也只有笛子和口簧琴等少數幾種，真的不容易做，於是我才同意讓Ricky Ho自由一點，後來才發覺：自由，才會有好東西。我要求Ricky Ho只要在管弦樂放一點原住民樂器的聲響就可以了，不足的部份我會以人聲吟唱的方式來補強原住民色彩的不足。
問：這也是你在下集《彩虹橋》中，大量用了類似祈禱文或詠歎調的方式來表達賽德克人的所思所想的原因嗎？
答：我一直覺得一部電影中有關文化性或思考性的內涵，如果只能透過對白呈現出來，會變得很教條，如果換成吟唱的方式，也許就有了另外的空間，加上賽德克這個族群平常就很習慣以吟唱的方式對談，例如，莫那魯道的兒子在說服父親出征時，他們父子是以對唱的方式溝通的，那是真正的歷史場面，那是他們的文化特色，可是如果戲劇上採取這樣唱歌處理，就會讓不熟悉他們文化的觀眾覺得很好笑，失去了他們決定行動的戲劇張力。但是在其他場景時，我決定改用吟唱的方式，把這個族群的獵人思考，特殊的文化和信仰放進歌詞之中，透過吟唱的方式表達出來，給觀眾兩層思考空間。
問：你的音樂處理手法，讓我想起了《紅色警戒》面對戰爭無情時，戰士卻在深情的樂音中思念著家鄉妻子的雙層對話空間，我想問的是，你剛入行時，曾經徹底研究了王童導演的《無言的山丘》的分鏡畫面，學會了基本動作，拍攝《賽德克巴萊》時你還有做類似的研究工作嗎？
答：沒有。寫完劇本後，我每天就根據劇本重點在畫分鏡，花了好幾年時間畫了厚厚一疊，一開始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慢慢地有了些雛型，有人的動態出現了，可以拿分鏡與人家溝通，讓人家知道我要拍什麼東西了，畫到後來才發現自己畫得很不好，於是又從頭畫過。
後來就把分鏡印成冊，發給副導或攝影師等人了解，明天要拍的場次也會先印給相關人員做參考，幫助大家去思考戲劇的細節。做的時候其實並不確定究竟是不是有用的，也擔心這樣一路畫下去，做的是白工，因為拍片時未必就都照著分鏡去執行，後來才知道其實有用。例如畫完分鏡，整部電影似乎就已經在我的腦海裡整個跑過一遍，我在試鏡選角的時候，有分鏡做基礎，一看到這個人就能判斷他適合那個角色，該怎麼安排他，幫助自己更深入地想選角及創作的細節；有了分鏡圖的實際規畫，跟工作人員溝通也變得更容易了。
問：史詩不是你想要挑戰的題材，你真正想要挑戰的是什麼？
答：我不想挑戰什麼，我只知道《賽德克巴萊》是一個很棒的故事，我也找到了很不錯的切入點，所以急著去完成，會推荐大家非看不可。這部電影我發現了它呈現了一個不同角度的觀點去看歷史，例如電影中的主角陷入了一個「你做也錯，不做也錯」的情境，你要不要做呢？要做，又要怎麼做呢？一旦做了，可是會影響生命與族群的，然而，反觀我們自己的生活，不也經常面臨這種「做也錯，不做也錯」的決定嗎？觀眾從中可以反省到自己，也考慮到別人的立場時，對於歷史上的仇恨，不能諒解的事就可以得到一種化解？特別是對於有著歷史矛盾的台灣人而言，我希望《賽德克巴萊》能夠提供一個突破點。
問：明明是賽德克人，卻被日本人改名為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這兩個角色是不是這種「做了也錯，不做也錯」的代表性人物？
答：戲中的每個角色都有，花崗一郎如此，莫那魯道如此，鐵木瓦力斯也是如此，連日本人都有類似情境，只是各自角度不同而已。我喜歡用「世上沒有好人和壞人」的角度來看事情，關鍵在於人面對事情時所做的決定而已，我的工作就是要找出人的立場和矛盾，就像法官不會因為你殺了人，就直接判你死刑，而是要看殺人的動機，是蓄意？或自衛？就會得到有罪與否的不同判決。
司法會問動機，面對歷史我們怎麼不去問動機？只追究是不是做了不應該與不對的事，這樣其實是把人性的規格弄得太小了，人生不應該是如此的。後代的人要如何去評論前人所做的事呢？立場不一樣，知識水平不同，面對的為難亦不同，我常呼籲大家看這部電影時，放下自己文明的身段，回到那個時空背景下，當你的世界只有你的族人和異族人，只有傳統信仰時，你會怎麼做判斷？設身處地去想，你就會了解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那些事。否則，你就會覺得他們好醜陋，好殘忍，沒有那麼偉大，沒有那麼英雄，是的，莫那魯道不是因為天生是英雄，所以就會做出英雄事功，而是那個不得不為的情境下，被迫做出一些決定，而成為某些人眼中的英雄。我是從這個立場
問：這是創作者的觀點，可是一般觀眾一定會把自身的經驗溶合進去，因此引發了不少爭議？
答：一般電影是不需要解釋的，可是這部電影需要解釋，因為它完全在挑戰現代人的價值觀，所以需要多解釋，不能讓它自然發酵，不然會別人過度膨脹解釋，例如有人嫌血腥，我就反問自己不是已經把噴血的鏡頭都盡量拿掉了，沒有砍頭的嗞咔聲，也不像好萊塢那樣血花四濺，我已經盡量把那些不舒服的場景都淡化了，有人對於殺婦女和小孩的戲有意見，確實，我考慮過要拿掉這些畫面，可是我還是保留了下來，為什麼？因為那是事實，既然是事實，我就不應該迴避它，而是要思考如何面對它，處理它？所以上集結尾的吟唱歌詞就變得很重要，於是我特別拜託一位寫長詩的醫生朋友寫一段歌詞，透過祖靈的角度教訓這些孩子，先是責備，既而安撫，先讓觀眾明白他們的價值、信仰與文化，再安排一位老婦人在現場高喊著：「孩子啊，你們在做什麼啊！」因為即使同一族人也有著矛盾，就像莫那魯道坐在太陽旗旁，環顧四周他所造成的混亂結果時，我要他什麼話也別說，只有很重的呼吸聲，一旦你沒有卸下心明的心防時，或許你看見的就是漫無目的的砍殺了。
問：電影中有不少砍殺場面，卻沒有列入限制級，列為輔導級，也引發了批判，你的看法呢？
答：輔導級是我極力去爭取的，著眼點不在票房（會比限制級好），而是我認為國中生和高中生都應該來看這段歷史，輔導級就是要家長或老師可以帶學生去看的分級。霧社事件雖然悲慘，但是它是歷史，已經開始認識世界的國中生和高中生都應該看這段歷史，只要有老師從輔導，認識這段歷史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事實上，我們在電影拍攝之前，就已經先出版了電影小說，也被教育部選為寒暑假的推荐必看書單之中，相信內容對孩子的影響不是有些人想像中的那麼血腥或暴力，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只會盲目模彷（我現在最怕的就是有人說他在模彷《賽德克巴萊》，我們的社會太容易把一些事件直接推給一部電影），孩子不笨，該溝通的時候就應該有人好好說給他們聽。有些學生看過電影告訴我，他們沒有被血腥或暴力給嚇到，他們其實想了很多事，會反省很多事這就是我拍這部電影的目的：從電影故事想到自己的生活。
問：批評也好，讚美也好，《賽德克巴萊》至少帶動了很多台灣人回頭去看過去的歷史，想要認識更多原住民文化。
答：是啊，我昨天去南投，就有人告訴我，南投圖書館裡已經找不到霧社事件的書了，全被借光了，大家都想重新去面對這塊土地上的歷史，拍電影的目的之一不就是給人感動，讓人反省嗎？批評也好，讚美也好，總之大家開始討論了，既而就要去面對歷史的真實性，做出判斷，做出反省。
問：從台灣社會的回響震盪來看，你是不是更深刻體會到電影的文化影響？
答：我其實一直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大的波動，會產生這麼多的正反意見，但是慢慢讓我釋懷的是這段歷史包袱就快要解脫了。因為以前原住民部落提起霧社事件這個題材，總是為難，說不也是，不說也不是，不敢講太多（怕傷害其他部落的情感，讓已經平靜的生活再起混亂），也不能不講（怕愧對祖先），卻又想講給全世界的人聽，這種複雜矛盾心情，我們創作者也有，也怕傷害到部落，所以就難免綁手綁腳，後來想到電影都拍不完了，乾脆放手一搏，才沒有繼續鑽牛角尖。
法國作曲家亞歷山大．戴斯培（Alexandre Desplat）連續第三年獲得了年度作曲家（Film Composer of the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