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以生產狀況來形容電影家族的互動關係：「如果電影是個小寶寶，導演就是母親，編劇就是父親，攝影師則是接生婆。」寶寶和父母親的關係一直備受重視，相對之下，接生婆的角色就常受忽略，偏偏，接生婆才是寶寶順利來到人世的關鍵推手。
罹患老年癡呆症及失語症多年的瑞典知名攝影師史汶．尼克維斯特（Sven Nykvist）20日病逝於安養院中，享年八十三歲。善用光線來創造氣氛的史汶常被同業譽為「光的大師（the master of light）」，他不講究繁複的攝影技術，就靠著最簡便的打光術，就可以在銀幕上捕捉到演員的內心狀態。
一般影迷對於史汶的名字或許覺得陌生，但是他和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長達三十年，拍過二十二部電影的合作經歷，不但締造了影史藝術奇蹟，同時也把他的攝影師生涯推上了巔峰，他曾經分別於1973年以《哭泣與耳語（Cries and Whispers）》，以及1982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獲得奧斯卡的最佳攝影獎，沒聽過他的名字，其實很難算得上是資深影迷的。
他和柏格曼的出生環境有些許相似，首先，他們都是瑞典人；其次，都出生於篤信宗教的清修家庭；第三，親子關係都不太好，童年一點都不快樂；第四，父母親都反對他們接觸電影，因為電影是罪惡代言人；第五，北歐的冬天黑又冷，夏天明又亮，養成了他們對於光線的敏感與喜愛；第六，他們都同意些微的光線變化，就可以改變角色行為的意義。柏格曼後來接受史汶的兒子卡爾─葛斯特夫．尼克維斯特（Carl-Gustav Nykvist）拍攝的紀錄片《光線伴我（Light Keeps Me Company）》時就曾經追述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非常密切，因為「我們看事情的方式是一樣的，想像的角度也一樣，對光的感色完全一致，連感受都是一樣的，甚至連攝影機該擺在那裡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史汶的父母親長年在非洲剛果傳教，十三歲之前，他很少見過父母親，都靠姑媽撫養長大，然而透過雙親寄回來的照片，他看到了非洲人和父親共同建造教堂過程，開始被影像世界給迷惑住了。後來，姑媽也送給他一部照相機，讓他開始影像創作，十六歲那年，他為了拍下運動員跳高的慢動作，於是靠著打工送報，掙錢買下了性能優越Keystone 8mm照相機，後來就靠著中學時期所拍的照片，進入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攝影學校。
史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助理攝影，但是真正的啟蒙歲月則是在羅馬電影城（Cinecitta）的一年實習經驗，他一方面擔任擔任口譯員，一方面兼任助手，累積了不少經驗，然而實習歸實習，真要挑大梁，他還是出了不少岔，例如第一次因為攝影師突然病倒而臨時上陣，就因為底片全部曝光不足，差點被開除；另外，他與柏格曼合作第二部戲《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時，因為嫌一場夜戲的自然光看來太悶，於是就自動加了些人工燈光，要突顯演員映照在牆壁上的晃動身影。沒想到，第二天看毛片時，他的得意創舉卻被柏格曼罵到臭頭，理由很簡單，太陽都下山了，又沒有路燈，牆上的影子是那兒來的？每位藝術家都有從失敗中汲取經驗的慘痛往事，只有成熟的藝術家，才會不以為忤地與大家一起分享他走過的道路。
一般人看到光線，幾乎找不到合適的形容詞來形容光的層次，但在攝影師的眼中，光影就像一個百寶箱，只要敢用，而且會用光，電影的風貌就會完全不同，柏格曼曾經形容說：「光有多種：柔和、危險、夢幻、鮮活、死氣沉沉、清澈、朦朧、火熱、暴啟、荒涼、突然、險暗、早春、墜落、筆直、傾斜、感性、衰減、 受控、劇毒、平和、蒼白等。」要拍一位美麗溫柔的女子，就可以用柔和的燈光，但是，史汶與眾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喜歡用自然光來表現這種感覺，而不是借助其他的光源與機器，他的名言就是：「要創造接近自然的光，就必須少用燈具，甚至根本不用燈。」他很多時候只用煤油燈或蠟燭來表現自然光源下的角色心情。
例如在拍攝《冬之光（Winter Light）》時，就因為瑞典的冬天日光極短，只有中午十一點到二點之間的三個小時夠亮，他們先到拍攝的教堂內去觀察光影變化，柏格曼眼睛看著三個小時內的光影變化，就知道如何透過腳本來突顯角色的心情，然而他再要求布景設計師幫他開個天窗，讓光線從頭頂罩下，不必再借用其他的光源，每天就利用那三個小時的有限時間去捕捉教堂內的光影變化，創造了強而有力的頂光效果。
史汶曾經說過：「和柏格曼工作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如何用光線來表達劇本中的文字，從而反映劇情的細微變化。對光的熱愛，支配了我的生活。」這是他對長期合作夥伴的禮讚，也讓我看到了藝術家惺惺相惜的謙沖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