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影迷而言，Goran Bregovic的名字不但不陌生，而且是鼎鼎大名的配樂家，他替電影《流浪者之歌》、《夢遊亞歷桑納》》《瑪歌皇后》和《地下社會》所創作的電影音樂都曾風行一時，坦白說，原聲帶銷售狀況有時候比起電影還要好。
2005年六月，他來到台北演出，雖然在巴爾幹半島上成長，Goran Bregovic卻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態度也很隨和，雖然不喜歡人家以電影配樂家稱呼他，也不願意多提他和老友庫斯杜立卡的分合恩怨，但是也坦承他所有的音樂作品中，就屬電影音樂唱片賣得最好，所以總是不厭其煩地請大家多聆聽他的其他類型音樂創作，「你一定要來聽我的音樂會，」訪談結束前，他總是不忘叮嚀說：「那會是一場不一樣的音樂會。」
面對這位追求不一樣生活與音樂情境的音樂家，我選擇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問題做訪談的開場（本文僅為部份摘錄，訪問全文請大家參閱八月份出刊的「表演藝術雜誌」：
問：你過去曾經是南斯拉夫最有名的搖滾歌手，總會在歌詞裡夾帶不少政治議題，你也曾經說搖滾音樂是讓共產國家的年輕人做另類生命思考的最佳方式，可是，十多年過去了，你為何不再玩搖滾音樂了？
答：我一直認為搖滾音樂對東歐共產國家的民眾很重要，在共產黨極權那種透過音樂認識生命，認識世界的方式，遠超過西方歌迷能夠理解的。是的，我曾經算是南斯拉夫的搖滾巨星吧，榮耀、金錢和女孩，可以說是要什麼有什麼。可是透過搖滾音樂來拆穿政府的謊言，傳達反社會、反政府的叛逆前衛風格也很容易僵化，很容易制式化，當社會條件改變了之後，你就會轉向尋找其他更合適的表現方式，回首前程，我只能說少年的我曾經透過搖滾音樂撒下了一些時代的種子，至於最後到底留下了什麼？開了什麼花？只有問大家了。
問：從搖滾音樂到電影配樂，你的音樂人生變化大得很，你怎麼來看自己的電影配樂歷程？
答：我只是音樂愛好者，也是音樂創作者，會跟電影音樂結緣，其實都是偶然的巧合，我真的不喜歡被人界定為電影配樂家，雖然我的電影配樂唱片賣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南斯拉夫爆發戰爭後，逃到巴黎去，生命需要重新開始，我又只懂音樂，就要去想什麼樣的音樂收入最豐厚，電影配樂給的錢最多，為了生計，所以就接下了電影配樂的工作。
問：你的音樂為什麼總是帶有濃烈的吉普賽風情？
答：我覺得吉普賽人就像是歐洲大陸上的牛仔。總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過著自己的歲月，我們的血脈裡不是都有這種牛仔基因在吶喊嗎？不都有想做吉普賽人的欲望和衝動嗎？吉普賽人的生活價值觀和多數人都不一樣，說「魔幻」有點誇張，但是你從《流浪者之歌》中你可以發現只有他們的火雞可以飛天可以遁地，那種縱橫自如的人生觀，其實是多數人難以想像，也難以企及的，他們寧願做社會邊緣人，不接受既定的禮教約束，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探索自由，享受自由。
你知道嗎，當前的音樂可以說是多半都是「已經死亡的音樂」，只有吉普賽人的音樂是活潑亂跳的音樂，那種生命力，是我從小就非常熟悉的，從小就在我的生活中自然湧現的。我是巴爾幹人，從本土音樂尋根是真正的力量泉源，不論你是史特拉汶斯基或是約翰．藍儂，都習慣從民謠，從媽媽教唱的歌謠裡尋根，找到了源頭，你就有了活水，而吉普賽音樂就是巴爾幹音樂的源頭。
問：你用手風琴來表現流浪的吉普賽風情，我們可以理解，何以你的音樂中總是大量使用小號或土巴這類的銅管樂器呢？
答：選擇樂器，就是文化風情的展現，土耳其人曾經統治了巴爾幹半島五百年，他們的樂器自然就影響了吉普賽人和巴爾幹音樂，土耳其軍樂團的編制中大鼓和銅管都是不可缺少的樂器，日久成形，就發展出獨特的巴爾幹音樂風情，再加上我的父親是軍人，平常對軍樂接觸很多，這種融合了吉普賽傳統和土耳其軍樂文化的音樂風貌，就形成了我的音樂特色。
問：你帶來台灣的樂團叫做「婚喪樂團」？本來只是一部電影的片名，何以變成你自己的樂團名稱呢？
答：我在2002年是替一部挪威電影《婚喪喜慶之歌（Music for Weddings and Funerals）》創作了音樂，也湊巧露了下臉，這其實也是我自己多年來觀察人生的一點心得。婚禮和喪禮都是人生大事，關心的焦點無非就是「生」與「死」，婚禮上的狂喜是代表新生命新生活的開展，喪禮上則是悲涼的生死之別，人生的悲歡離合就在這兩個主軸中擺\蕩。
我的故鄉千年動亂，生死故事何其多，從中取材就是最能贏得共鳴的處理，我在1997年，希臘的鐵薩隆尼基（Thessaloniki）獲選為當年的歐洲文化城市，我受邀替該市創作一場了音樂會，就先以這個揉合了婚喪喜慶和文化傳統的音樂結構來發展成一齣音樂詩劇，後來進一步把這個概念推廣成《婚喪喜慶之歌》，悲涼和狂喜就是人生情貌的大拼圖，《流浪者之歌》中的「Ederleiz」主題音樂就是從Tzigane吉普賽人迎接春天到來的祭典音樂中所獲得的靈感，每回演出都獲得大家熱情回應，我想或許\就是因為音樂表達了人性的真實感受與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