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阿飛正傳》的經典台詞，那是張國榮飾演的旭仔施展阿飛本色，為了追求販賣部小姐蘇麗珍（由張曼玉）時，死皮賴臉掰出來的一句台詞。
「今天幾號？」
「十六號。」
「十六號，四月十六號。1960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
浪漫要有迴旋，才有餘韻。這一分鐘後來還有兩項迴波：
其一，話白從旭仔的獨白，換成蘇麗珍旁白：「之後他真的每天都來，我們就從一分鍾的朋友變成兩分鐘的朋友，沒多久，我們每天至少見一個小時。」那是無賴達陣，泡妞成功的鐵證。
其二，隔了一陣子後，再見到蘇麗珍，那一分鐘的記憶起了變化：「有一天，有個人指著手錶跟我說，他說會因為那一分鍾而永遠記住我，那時候我覺得很動聽……但現在我看著時鐘，我就告訴自己，我要從這一分鍾開始忘掉這個人。」旭仔或許很快就忘掉了蘇麗珍，但是王家衛沒有，蘇麗珍繼續出現在《花樣年華》和《2046》中，也依舊是張曼玉的專利，但是《2046》中除了張曼玉依舊露臉外，另外也多冒出了一個也叫蘇麗珍的女郎，這回則是鞏俐飾演的黑蜘蛛，她那謎樣的黑手套則是另外一個讓人銷魂蝕骨的道具了。
就像金庸小說中的人物會一路從《射鵰英雄傳》，歷經《神鵰俠侶》直到《倚天屠龍記》一般，創作是條長河，戲劇人物（蘇麗珍）的滲透穿越攸關創作者的佈局與眷戀，作品完成了，歷史也完成了。
1992年底到香港採訪《霸王別姬》時，我跟張國榮也有不到一分鐘的記憶。
那天班機晚了，趕到會場時，記者會已經開始了，簡單介紹導演與主要演員後，一堆人忙著找鞏俐與張國榮合照簽名，張國榮回頭看見我，就留下了這張眼神交留的這一張照片。那一天，我們沒有多談，因為那一年的夏天，我已先在北京電影製片廠裡直擊拍片實況，在化妝間裡聽著張國榮炫耀他進化的京片子。
那天晚上，看完《霸王別姬》，徹夜難眠，就在旅館房間的小桌上，寫下「華人的《亂世佳人》」評論文字，讚歎著張國榮的表演高度，但也無暇多聊，直到日後到坎城參賽，才得空細談他的「虞姬／蝶衣」心情。
那一天，有兩個人比較悶。一位是飾演「霸王」段小樓的張豐毅，另一位則是「漢奸」袁四爺的葛優。
那時的台港影迷對於中國明星都很陌生，記者忙著圍繞鞏俐和張國榮轉，無暇採訪他們，於是我才能得空聊上好久，做了專訪，後來葛優以《活著》獲得坎城影帝時，也因為這段《霸王》淵源，我才得能在蔚藍海岸旁促膝談心，如今匆匆廿年過去了，採訪時光固然難忘，青春卻已難回頭了。
思念張國榮，並非偶然，主要是最近寫了一篇討論王家衛電影的音樂與聲音運用的論文「弦弦掩抑聲聲思」，
以下就是這篇論文的前言篇的四段摘要：
以文學體例來定義或分類電影，王家衛的作品偏向詩，文字精巧卻又曖昧，意象濃稠而又多元，加上聲音元素的不時插入，讓影像與聲音相互援引牽動，成就獨樹一格的影像詩風情。
不論題材是文藝或武俠，王家衛作品主題總圍繞兒女情愛，加上他偏好優雅沉緩的影像節奏來暈染情緒，配合大量運用的樂音與人聲旁白，成就獨樹一格的綢繆韻味。他一方面與攝影指導和美術指導共同實驗影像的可能空間，另一方面則是在後製工程中安插能夠彰顯創意主題的現成音樂，並尋覓調性相通的作曲家創作能與電影內容相呼應的主題樂章，一如Geoff Andrew在「The Directors Vision」一書中所提及的，「當代導演少有人像他那樣展現如此強大的企圖與可能性，也沒有人像他如此沉浸於流失時刻的傷痛，又對於歷久彌新的記憶及單向愛欲有如此扣人心弦的敏感驚覺」。
影像與聲音的交錯疊現又互動指涉，構成了王家衛電影最特別的手痕。王家衛對於音樂原本即有高度自覺，創作時，對音樂處理的開放性思考及運用，讓主體結構更加寬廣，讓聲音元素，得以在營釀戲劇氛圍與情境註解上，暈染出既繁複又浪漫的氣息，更使得其中的音樂元素每每在電影完成之後，得能獨立成局，佔據了讓人回味咀嚼，甚至討論傳唱的獨特高度。至於電影的相關衍生商品中，電影原聲帶的製作、註解與發行，都成為其創作母體不可切割的手足。
王家衛作品中的聲音元素包括了話白（獨白與對話）、歌曲（來自環境背景或刻意插用）、音樂（原創或選用知名樂曲）和環境聲效（現場收音或後製添加）等，聲音元素在劇情與影像的牽動下，發揮了有如「稜鏡」的折射功能。稜鏡功能是讓常見光在經過處理後，在拋光與平坦的表面上，折射出不同光譜，「反射」或「分裂」出不同的光波色澤，產生更豐富的解讀或共鳴。本文試就上述諸多面向，分析王家衛作品的聲音處理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