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寂寞來自他的身份。
以台灣人的標準而言，他是馬來西亞古晉出生的僑生，卻在台灣受高等教育，在台灣拍片，替台灣增光，卻長期被少部分電影圈人排擠，指他不是台灣人，不配拿輔導金……為此，他掉過無數次眼淚，但是，每一回再出發，國際影展的賽會上都標識著台灣電影、台灣導演……
其次，寂寞來自他的成長。
阿亮的父親是賣麵又種田，生活擔子極大的小老百姓，十歲前，阿亮是由同樣也賣麵的外祖父撫養，疏離的父子關係，堅決反對他唸戲劇的望子成龍壓力，後來直接 反應在他的電影中。青春期的他留過級，也做過水泥工，還當過訃聞廣告的業務員；來台灣求學後承受的則是『獨居』的身心壓力，經濟吃緊的他，既得窩居在小房 間裡等待著聯考，還得到電影圖書館打工才有機會免錢看到國際影展上映演的名片……
再者，寂寞來自他從影生涯的跌跌撞撞。
第一次認識阿亮在1985年，那一年，台灣電影《小逃犯》在亞太影展上大放異彩，但是阿亮卻在得獎名單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小逃犯》的劇本首稿出自他的 手筆，得獎的卻不是他？氣極的他打電話給媒體傾吐委屈，小蝦米如何挑戰大鯨魚？許多電影前輩不替他打抱不平，反而要求他多忍耐，總會有出頭的一天，還記得 他的苦勞終於獲得導演肯定，願意見他把事件原委說清楚的那一天，阿亮強忍著浮上眼眶的淚水說了一句很不甘心也很無奈的話：「我知道台灣媒體還是能做一些事 的……」
第二次看到阿亮落淚，則是在東京。1992年，他的《青少年哪吒》參加了東京影展競賽，那一年，張國榮是評審。影展期間，張國榮完全不避嫌，特別安排了一 次餐敘請蔡明亮和徐立功吃飯，飯局中，聲名如日中天的張國榮當然替阿亮打了不少氣，可是也不忘叮嚀第一次拍戲的阿亮要把電影拍得更熱鬧，更緊湊一些，未來才會一片大好，阿亮點頭如搗蒜，但我明白他心裡另有感受，走出餐會後，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說：「面對評審，謙卑是唯一的選擇！」
頒獎典禮上，阿亮如願上台得了銅櫻花獎，下了台後，第一次站上國際影展盛會領取大獎的他，看到台灣記者自然備感榮耀，聊到拍片的辛酸，才聊兩句，他就哭了 出來，而且哭到不可收拾，大會人員臉色頓時為之大變，怒目瞪著我，以為我對阿亮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幾乎就要揮拳趕人，但是阿亮就是抱著我哭，等到心情和緩後，等 到拍片前後的委屈心情都疏解了之後，才轉身接受大會安排去面對其他日本媒體。
那一天開始，我所認識的阿亮成為台灣影壇中最會得獎，然而也最不吝惜眼淚的導演，他在《愛情萬歲》最後要楊貴媚痛哭十分鐘的場面，不只是藝術創意，更是他基本性情的寫照。
說他愛哭，一點不誇張，他受過的委屈，其實，台灣也沒有幾位導演比得上。
1996年我在中影任職，阿亮的《河流》就由我擔任製片，《河流》是他繼《愛情萬歲》之後的作品，但是從第一場製片會議開始，我就明顯感受到公司上下對這部電影「近視」與「漠視」，關鍵在於為什麼又是以同志主題的電影？為什麼全片預算要這麼貴？為什麼都沒有其他新演員來參與演出？
除了內憂，還有外患。
有一回我代表中影到新聞局開會，更被一群人指著鼻子罵說都是中影支持蔡明亮這樣的導演，拍出不好看的同志電影，搞壞了國片市場；這一群人後來更就蔡明亮的僑生身份，質疑他沒有身份証，就沒有資格領取國片輔導金，還逼著他要把輔導金給吐出來。
《河流》在1997年的柏林影展得到第二名的評審團大獎銀熊獎，那一年的金熊獎是大導演米洛許．福曼的泛泛之作《情色風暴》，讓好多人大搖其頭，還好法國文化部副部長直接就跟阿亮說：「你的《河流》救了柏林影展。」
1998年，阿亮完成了前衛色彩濃烈的寓言電影《洞》，但也爆發了他和台灣影人的矛盾衝突，他和《洞》的製片人都認為當年的金馬獎評審受到片商掌控，有人 連著當了幾年評審，對阿亮的作品既不屑又懷有敵意，勉強參賽，必定會遭排擠，所以在報名之後又宣布退出，一時輿論大譁，當年的評審吳乙峰和和平路也跟進退出評審行列，另外一群電影工作者同樣看不下去，因此組織了「創作聯盟」來對抗。
多年後回想98年的「混亂」情勢，阿亮語重心長地說：「我是個搞創作的人，從來不想，也不會涉入鬥爭，我只是反應自己受到打壓的不公平現象，沒有想過搞對 抗，在混亂中浮沈了好一陣子，發覺想要躲起來寫劇本都不行，實在沒有辦法應付，我想我一向很敏感，在一兩個場合的言行是有些失控，雖然說那就是我，不是那 樣敏感，就不像我了，畢竟耗損太多，我只要求一個純粹的創作空間，吵架很煩，不可能去創作的。」
2004年一個秋天的清晨六點，我接到阿亮的電話，他才剛拍片收工，但是心情紛亂如麻，完全不能閉眼休息，他一定要找到對的人傾訴心聲。那時候，他的製片 團隊發生類似「叛變」的財務危機，讓他憂心如焚，傾訴和聆聽就是他自我治療的唯一良方，他心知肚明該怎麼去面對危機，習慣孤軍作戰的他渴盼的無非就是朋友的溫暖。
2005年阿亮再以《天邊一朵雲》柏林影展凱旋，我卻又意外再接到阿亮的傾訴電話，他不擔心電檢、不擔心電影行銷，他在意的是有些朋友因為工作上的事對他產生了誤會，這次我沒聽到他的抱怨，反而是以極開朗的心情去面對橫逆和俗世紛擾，隔著話筒，我依稀彷彿又看到了1996年他迫不及待要分享他在新加坡遇上 的愛情故事的那幅自得神情。
阿亮很少談自己的感情世界，他的電影裡不但關心男人間的情欲，父親和母親的性向也都是他從不避諱的主題，他的名言是：「每一個人的性傾向都是正常的，沒有不正常的，不需要用男男、女女、男女或女男的排列組合，來標示正常或不正常，同性之間的接吻或發生關係不一定就代表他們是同志，寂寞的時候人心人性的各種 狀況都有可能，我的電影只是給一個比較大的空間是思考人的寂寞，讓大家去思考去接受。」
阿亮是最會探索寂寞的導演，王家衛擅長的是繽紛中的寂寞，阿亮則是荒蕪的寂寞，繽紛中的蒼涼很討喜，荒蕪中的獨行則是註定清冷，相對之下，演出阿亮的電影，對台灣的老中青三代演員而言都是極度艱難的挑戰，不但要去衝撞肉體的極限，還要去挖掘靈魂的私密；不但要拋捨傳統形象，更要以鮮血淋漓的掏心掏肺來自 我剖析。
《河流》裡的李康生不但真的要下到奇臭無比的淡水河去「受難」，因為哪吒上身，導致頸子歪了一邊的劇情，更是李康生拍戲的親身體驗，那種苦，只有李康生和 蔡明亮才懂；從《河流》到《不散》都只是驚鴻一瞥客串的陳昭榮，都只不過是一場三溫暖或廁所的曖昧戀情戲，卻有了在「欲」與「恨」中徘徊，在「摸索」與 「嘗試」中掙扎的驚人爆發力。
阿亮的電影從不迴避情欲，但是他不以華美溫潤包裝情欲，他反而習慣揭發情欲聳動暗潮，小康和陳湘琪在演出《河流》床戲的時候，敬業賣力的兩個人，不過半天 工夫卻都拍到暈眩嘔吐；小康和苗天在《河流》的那場三溫戲裡，觀眾在陰暗的柔光下，聽到了急促的欲望呼吸，看到了蠕動的肉體，卻不一定能真正觸摸到演員在 阿亮的壓力下面對的靈魂煎熬。
常有人質疑，蔡明亮的電影總是用固定班底，他的回答是：「我的每位演員都有長時間的交往，苗天在拍電視時即忘年之交，我更和陳湘琪不時打打電話交心，我的 片子走到那裡，小康就走到那裡，我的戲不是只靠一個理念，一個劇本就拍的，每個人都要對我提供自己的生活經驗，然後再還原為真實的部份，因為他們都是受過 專業訓練的人，一旦上戲，一旦面對攝影機就會意識到自己在表演，我的電影要接近真實而自然，所以我只有熟悉他們的底層世界，才更能激發出他們的潛力和彈 性，進入不同角色的內心世界。」
其實，阿亮在前衛叛逆性格外外，還有顆念舊的心，他和演員之間親如家人，他對成長時光的眷念，更不時回饋生命養份，他說過：「每次外出遠行，我一定會在行 囊中放著李香蘭的唱片，有時候還有葛蘭，有時候還有崔萍，小時候我跟著外公和爸爸看了許多電影，也聽過無數的老唱片，那個年代的歌手最大的特色就是都用心 在唱，我除了聽到旋律，也聽到她們的心和靈魂。」從《洞》開始，蔡明亮透過「南屏晚鐘」和「留戀」等一首接一首的老歌，揭開了他魂夢相依的創作靈藥，那顆 老靈魂的坦誠自白，震攝住了許多新生的耳朵。
1997年，阿亮的《河流》雖然在國際備受好評，在台灣卻到處被罵，官員直接跟他說根本看不懂他的電影，曾經讓他氣憤填膺，為什麼法國文化副部長可以把阿 亮的電影創作看成寶，台灣官員卻這麼對待創作者？當時他的感慨是：「新聞局主管官員經常在換人，對很多官員而言，電影只是小業務，一定要出現有心思考電影 定位，不求升官，只想救電影的官員，或許電影產業可以重新來談過。他覺得政府若能把台灣電影當成「精緻手工業」來扶植，或許會有更多傳世的作品誕生，文化 藝術是台灣電影最值得珍惜的部份；電影的衰敗其實是商業機制的衰敗，反而是文化電影香火持續不墜。」
2005年，阿亮的《天邊一朵雲》再度在柏林得獎，新聞局的慶功宴上，法國在台協會的高級代表全到了，上任才半年多的台灣新聞局長林佳龍卻已經確定要辭官 去選台中市長了。法國代表會出席頒獎典禮是因為《天邊一朵雲》有法國資金，而且法國人還要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未來法國的電影人才也有可能來台灣替台灣電影 效力，這些都是阿亮透過個人的才華與努力所達到的成績，然而台灣媒體只關心電影裡的口交情節，只爭著要電影中的情欲劇照……
這些紛爭，阿亮無心理睬，他只能憑一己之力繼續喚回台灣觀眾看電影的熱情，過去三年來，沒有一位台灣導演像阿亮那樣傻勁大發地走遍全台校園，一場又一場地 出席電影映後座談會去和影迷交心，一切只因為「我發現台灣社會很多的資源都不見了，拍好電影無非是要有人，也要有錢，如今我找到了錢，人呢，散了，台北愛電影的人很多，大家雖然日子都過得很苦，卻又很樂意主動來幫我，只可惜我的創作需要慢火燉熬，不能快快拍很多片，帶動產業，但是做一點算一點嘍……」
陽春三月的台北街頭，春雨綿綿，抬頭四望，天邊烏雲密布，但是阿亮全力在衝刺，等待著雲破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