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的老師謝嘉錕導演與製片廖金鳳合作，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一部紀錄片《尋找布洛斯基（Searching for Brodsky, 2007）》。
這部電影的重點有二：一，尋找；二，布洛斯基。
鮮明的是「尋找」，依舊模糊的卻還是「布洛斯基」。
觀眾首先會問的問題必定是：「誰是布洛斯基？」他是一位猶太裔俄國人，原名叫做班傑明．布洛斯基（Benjamin Brodsky），他和台灣幾乎沒有淵源，但在中國和香港卻是很重要的電影拓荒者，根據目前已經出土的資料，他曾經混過馬戲團，也曾在美國開過五分錢戲院，在清末民初之際來到中國經營電影業，據稱曾經獲有國民政府發給的為期二十五年的電影總經銷權，也在中國主要城市開設過八十二家戲院，在上海成立亞細亞影戲公司，攝製中國首批故事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兒》，又在香港製作《偷燒鴨》，並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兄弟合製《莊子試妻》，說他是最早的電影大亨，並不為過。
至於日本電影學者也推崇他到日本旅次時所拍攝的《美麗的日本（Beautiful Japan）》，不但留存了百年前的日本景觀，同時也見証了日本庶民文化及少數民族的鮮活情貌，
香港人今年要慶祝電影誕生一百年，理由便是布洛斯基在1909年拍攝的《偷燒鴨》，可能就是第一部在香港拍攝的劇情片，雖然，影片下落不明，看過的人大多已經做古，只是根據電影史僅存的二百字簡介，揣想當年風情（歐美人紀念的電影百年是1895的盧米葉兄弟短片，中國人紀念的是1905的《定軍山》，台灣史有史可考的記錄則是日本人高松豐次郎一九O七年來到台灣，在台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拍攝的《台灣實況介紹》）。
台灣人拍攝《尋找布洛斯基》的動機在於布洛斯基拍攝過一部清末民初的紀錄片《經過中國（A Trip through China）》，而在諸多因緣巧合下，台灣電影資料館收購了這部長達一小時的紀錄長片，搶救歷史，人人都有責任，台灣人得能在華人和世界電影史拼圖上補上一頁被世人遺忘或忽略的缺角，不但盡到了世界公民的責任，也等於參與歷史的寫作，這或許正是廖金鳳致力拍攝《尋找布洛斯基》的主要動機之一。
每個博物館都需要獨特的壓箱寶，塑造館藏和研究特色，台灣電影資館透過台灣電影製片廠前任董事長王保民先生和他的兒子王熙寧居間協助，得能發掘並蒐藏到《經過中國》，當然可喜，介紹這段蒐藏淵源，帶出居間出力的相關人士，便是《尋找布洛斯基》前三分之一的主要重點。
但就電影史的尋根意義而言，《尋找布洛斯基》其實還得在「尋找」一詞加上現在進行式的「ing」，因為布洛斯基究竟是何許人？為何後來要改姓成為Borden？拍攝《經過中國》或《美麗的日本》等片的動機和資金或見聞又如何？全片從頭到尾都是旁人轉述的言語，唯一見過布洛斯基後人家屬的王熙寧還正委託私家偵探，進一步確認他們的下落行蹤，謝嘉錕也只能在好萊塢的電桿上或長城城牆上貼上附有布洛斯基檔案照片的「Looking for Brodsky」尋人啟事，任由張狂的北風把海報吹得滾轉翻捲。
《尋找布洛斯基》的趣味與盲點其實是在「尋找」的過程上，敘事觀點描寫電影學者廖金鳳想要進一步了解布洛斯基其人其事，於是前往日本、美國、香港和中國，一方面查訪他的行蹤，一方面則是對照百年前所拍影像的今昔對比。
第一個前提是失敗的，因為所知不多，並沒有超越已知的文字記錄，頂多只是文字的「轉述」，甚至還不能條理分明，精準地向觀眾釐清他在中國與上海經營電影的成績，還原早期電影大亨的情貌，因為那還需要花更多時間做調查採訪，廖金鳳和謝嘉錕只是開了尋找的頭，答案究竟如何，其實還不具體。
正因為布洛斯基的形象是模糊，且尚待查考的，所以《尋找布洛斯基》的基調就轉而以台灣廖金鳳的查訪背影為主軸，個頭不高的廖金鳳有時頗具喜感，坐在好萊塢的卓別林與瑪麗蓮夢露的畫像前靜思的畫面，還頗能逗人發噱，但是太強調尋找者的形象，卻完成不了主角拼圖，既偏離了主軸，卻已益發襯顯布洛斯基史料不足的尷尬。
第二個前提則是比較有意思的，各地學者對百年前的紀錄片感覺趣味盎然的動機，其實是很「地域」及「本土」的，北京和上海學者忙著比對影像中的風景究竟是今日何處？對於其他同樣是布洛斯基所拍的影像則沒有太多的共鳴與反應，台灣人不想在世界歷史上缺席，但是相關人士真正關切卻還是最最本土的素材，日本人如此，香港人亦然，中國人更是，台灣人的珍貴收藏只能算是史料保藏，文化共鳴的張力上，顯得蒼白而無力。
不過，廖金鳳和謝嘉錕還是努力還原了「歷史」與「當下」的分際與交融，布洛斯基當年走過的路，他們都重新跟著走一回，布洛斯基當年怎麼運鏡怎麼拍，他們也跟著模彷一回，經由現況的比對，時間出來了，滄桑出來了，文化、歷史和記憶也都浮現出來了，形式上的不盡完美，此時都不再重要了，畢竟，影像的最大魅力還是在影像之上，回歸影像之後，布洛斯基的人影即使模糊了，他的作品卻永遠鮮活，普天之下的傳世之作，無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