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星期天:全知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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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上帝,無法全知全能,只能盡力挖掘真實,良心作品能還原多少真相呢?
世事至少都有陰晴明暗兩面,創作上固然可以採用全知觀點,俯視蒼生,但是細節的選材與剪材,就是一種選擇,就是一種態度,很難做到絕對的客觀與公正。

從政治事件取材改編的作品,從選材之初就有隱含了創作者的觀點,讓人們看清真相,應是多數創作者最原初的始意,然而創作途中如何保持一定清明,不致偏頗太多,則是嚴厲的考驗,保羅.葛林葛拉斯(Paul Greengrass)執導的《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取材自英軍在1972年一月三十日鎮壓在北愛爾蘭德里和平遊行民眾的真實流血事件,政治上至今沒有調查清楚事件真相,藝術上能夠還原多少當時情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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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事件通常是兩造起了衝突,《血腥的星期天》的起因是愛爾蘭人在由影星奈斯彼特(James Nesbitt〉飾演的社會民主勞工黨議員伊凡.庫柏(Ivan Cooper)策畫領導下,於1972年一月三十日發動遊行,爭取民權,記者會上,庫柏不但闡述遊行是民權,同時還唱起了「We Shall Overcome」的反戰名曲;也就在同時,負責當地治安的英軍首長也宣稱遊行會帶來騷動,危及治安,一定會以嚴厲手段制裁不法。

雙方的態度和意志都清楚鮮明,但是雙方都不溝通協商,各行其是的結果,矛盾必生,你衝我攔,肢體碰上情緒,不起火花,著實很難。

事件的受害者通常都宣稱自己是無辜的,這場遊行示威因為軍方開火鎮壓,導致十四名示威者中彈身亡,其中一名死者還被軍方從身上翻出了大包的土製炸彈,因此成了軍方開火合理化的具體証物之一。不過,保羅.葛林葛拉斯不想多浪費口水來爭議,《血腥的星期天》的一部份敘事情節就在這位青年身上展開的,他剛從監獄出來,想要好好過日子,有私密女友,也有體貼的姐姐,他一再向親友自己只是去參加遊行(當天甚至還差點睡過了頭),一定會平安歸來。但是遊行途中,他目擊表弟中彈倒地,悲憤莫名,一直嚷著:「他們殺了我的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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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活動資訊混亂,一旦有人鼓噪,就會有人附和,但是表弟被殺是眾目所見,他的叫嚷不算造謠,卻足以激沸群情,於是投擲石塊和出言怒罵的抗議行為就越演越烈,最後他也中彈倒地,理應送醫急救,卻在軍方管制哨站前被攔下,混亂中,眾人逃逸,他則血流過多死在車上,入夜後,三五軍人接近車子,有人在他身上放了土製炸彈,他的恐怖份子身份就此被軍方定案。

從單純的熱血青年變成身藏炸彈的恐怖份子,這樣的情節處理,其實已經表明了導演對整起事件的詮釋角度:軍方造假,民眾無辜。

事實上,手無寸鐵,只有石塊的民眾遇上武器配備先進的軍人,註定就是以卵擊石,毫無勝算。民眾一定會說軍方無理阻擋,才會激發民憤;軍方一定會說是民眾失控,才會開火鎮壓。誰先開火,乍看似乎是事件重點,但從只有民眾死,而無軍人亡的結果來看,誰強誰弱,似已判明。

不但如此,遊行之際,當地警察局長人就在軍事指揮所勸指揮官約束軍人行動,「不過是場遊行,就讓他們去吧。」這是理智的聲音,但是軍方有歷史心結,長官嚴令鎮壓在前,面對混亂的無線電情勢回報,指揮官似乎也很難在混亂中做出英明裁示。此時,已經在遊行隊伍前方開火的軍人似乎也已殺紅了眼,通訊兵已經多數高喊著:「停止射擊!」但是扳機依舊叩發,槍聲不絕於耳,號令不行於前線,悲劇如何能止?再加上人們原本以為軍方只是裝填塑膠子彈,結果卻是殺人見血的真彈,悲憤、傷痛和不可置信的神情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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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是該被批判的,但是遊行隊伍的紛亂情貌,也同樣是《血腥的星期天》的素描章節。議員也看到主張暴力的愛爾蘭解放軍在隊伍旁虎視耽耽,車廂後就藏有槍械,打算趁亂鬧事,卻無力勸阻;遊行隊伍的秩序維持也未能在關鍵路口上採取必要防範;群情沸騰之際,議員再也不能力挽狂瀾,勸退民眾,以卵擊石的對決宿命,也就如決堤潰流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了。

各打五十大板,絕對不能還原事件真相,保羅.葛林葛拉斯無意如此,雙方的情節比例大致相當,所有事件發生時,他也沒有以特寫鏡頭來煽情灑血,而是以手持攝影機的方式創造如臨現場的影像逼真感,讓觀眾目擊所有的事件,卻沒有多做停留,也不用鏡位設計來強化悲情,一定的距離,創造了寫實的臨場效果,但是每起關鍵事件的當下對白,即使只是匆匆掃過,卻已宛轉透露了導演的理解心態,因而在再現現實的過程中,有了清楚明白的選材觀點。

事件真相只有一個,但是人非全知全能上帝,所有的創作都在選擇,與其淪為單向的情緒控訴,葛林葛拉斯的冷靜重建,表述而不加料,已經算是盡了藝術家的良知極限,《血腥的星期天》不符合好萊塢的煽情原則,卻是良心創作的一次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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