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上帝，無法全知全能，只能盡力挖掘真實，良心作品能還原多少真相呢？
世事至少都有陰晴明暗兩面，創作上固然可以採用全知觀點，俯視蒼生，但是細節的選材與剪材，就是一種選擇，就是一種態度，很難做到絕對的客觀與公正。
從政治事件取材改編的作品，從選材之初就有隱含了創作者的觀點，讓人們看清真相，應是多數創作者最原初的始意，然而創作途中如何保持一定清明，不致偏頗太多，則是嚴厲的考驗，保羅．葛林葛拉斯（Paul Greengrass）執導的《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取材自英軍在1972年一月三十日鎮壓在北愛爾蘭德里和平遊行民眾的真實流血事件，政治上至今沒有調查清楚事件真相，藝術上能夠還原多少當時情貌呢？
抗爭事件通常是兩造起了衝突，《血腥的星期天》的起因是愛爾蘭人在由影星奈斯彼特（James Nesbitt〉飾演的社會民主勞工黨議員伊凡．庫柏（Ivan Cooper）策畫領導下，於1972年一月三十日發動遊行，爭取民權，記者會上，庫柏不但闡述遊行是民權，同時還唱起了「We Shall Overcome」的反戰名曲；也就在同時，負責當地治安的英軍首長也宣稱遊行會帶來騷動，危及治安，一定會以嚴厲手段制裁不法。
雙方的態度和意志都清楚鮮明，但是雙方都不溝通協商，各行其是的結果，矛盾必生，你衝我攔，肢體碰上情緒，不起火花，著實很難。
事件的受害者通常都宣稱自己是無辜的，這場遊行示威因為軍方開火鎮壓，導致十四名示威者中彈身亡，其中一名死者還被軍方從身上翻出了大包的土製炸彈，因此成了軍方開火合理化的具體証物之一。不過，保羅．葛林葛拉斯不想多浪費口水來爭議，《血腥的星期天》的一部份敘事情節就在這位青年身上展開的，他剛從監獄出來，想要好好過日子，有私密女友，也有體貼的姐姐，他一再向親友自己只是去參加遊行（當天甚至還差點睡過了頭），一定會平安歸來。但是遊行途中，他目擊表弟中彈倒地，悲憤莫名，一直嚷著：「他們殺了我的表弟。」
群眾活動資訊混亂，一旦有人鼓噪，就會有人附和，但是表弟被殺是眾目所見，他的叫嚷不算造謠，卻足以激沸群情，於是投擲石塊和出言怒罵的抗議行為就越演越烈，最後他也中彈倒地，理應送醫急救，卻在軍方管制哨站前被攔下，混亂中，眾人逃逸，他則血流過多死在車上，入夜後，三五軍人接近車子，有人在他身上放了土製炸彈，他的恐怖份子身份就此被軍方定案。
從單純的熱血青年變成身藏炸彈的恐怖份子，這樣的情節處理，其實已經表明了導演對整起事件的詮釋角度：軍方造假，民眾無辜。
事實上，手無寸鐵，只有石塊的民眾遇上武器配備先進的軍人，註定就是以卵擊石，毫無勝算。民眾一定會說軍方無理阻擋，才會激發民憤；軍方一定會說是民眾失控，才會開火鎮壓。誰先開火，乍看似乎是事件重點，但從只有民眾死，而無軍人亡的結果來看，誰強誰弱，似已判明。
不但如此，遊行之際，當地警察局長人就在軍事指揮所勸指揮官約束軍人行動，「不過是場遊行，就讓他們去吧。」這是理智的聲音，但是軍方有歷史心結，長官嚴令鎮壓在前，面對混亂的無線電情勢回報，指揮官似乎也很難在混亂中做出英明裁示。此時，已經在遊行隊伍前方開火的軍人似乎也已殺紅了眼，通訊兵已經多數高喊著：「停止射擊！」但是扳機依舊叩發，槍聲不絕於耳，號令不行於前線，悲劇如何能止？再加上人們原本以為軍方只是裝填塑膠子彈，結果卻是殺人見血的真彈，悲憤、傷痛和不可置信的神情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軍方是該被批判的，但是遊行隊伍的紛亂情貌，也同樣是《血腥的星期天》的素描章節。議員也看到主張暴力的愛爾蘭解放軍在隊伍旁虎視耽耽，車廂後就藏有槍械，打算趁亂鬧事，卻無力勸阻；遊行隊伍的秩序維持也未能在關鍵路口上採取必要防範；群情沸騰之際，議員再也不能力挽狂瀾，勸退民眾，以卵擊石的對決宿命，也就如決堤潰流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了。
各打五十大板，絕對不能還原事件真相，保羅．葛林葛拉斯無意如此，雙方的情節比例大致相當，所有事件發生時，他也沒有以特寫鏡頭來煽情灑血，而是以手持攝影機的方式創造如臨現場的影像逼真感，讓觀眾目擊所有的事件，卻沒有多做停留，也不用鏡位設計來強化悲情，一定的距離，創造了寫實的臨場效果，但是每起關鍵事件的當下對白，即使只是匆匆掃過，卻已宛轉透露了導演的理解心態，因而在再現現實的過程中，有了清楚明白的選材觀點。
事件真相只有一個，但是人非全知全能上帝，所有的創作都在選擇，與其淪為單向的情緒控訴，葛林葛拉斯的冷靜重建，表述而不加料，已經算是盡了藝術家的良知極限，《血腥的星期天》不符合好萊塢的煽情原則，卻是良心創作的一次出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