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豹小霸王:選角難產

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華倫.比提(Warren Betty)都是1960年代炙手可熱的巨星,也是片商希望擔綱搭配保羅.紐曼(Paul Newman)演出《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的考慮人選。

其中,史提夫排第一,但是他和保羅有瑜亮情結,再加上兩人都熱愛賽車,於公於私都在較勁,保羅一直不肯應允,史提夫也意願不高,遲不表態。

於是片商又想到馬龍.白蘭度,但他演完西部電影獨眼龍》所受的創傷還未療癒,無意再接演打劫行搶的西部亡命之徒電影。

於是片商找上華倫.比提,他玩心重,看完劇本一直未置可否,讓導演喬治.羅埃.希爾 (George Roy Hill)記得有如熱鍋螞蟻。

他心目中最適合演日舞小子的人選一直是勞勃.瑞福,可是當時勞勃剛出道不久,知名度和票房表現都瞠乎其後,第一次提議就遭否決。

放棄史提夫之後,他再次提議勞勃,答案是No; 馬龍.白蘭度拒絕後,他第三次建議勞勃,老闆依舊沒理他;眼看華倫.比提三心二意,愛演不演,這回他朝保羅.紐曼下功夫,說服他勞勃絕對比史提夫更勝任,保羅認同,再加上不願為了選角虛耗青春,直接告訴片商老闆:「那就勞勃.瑞福好了。」

保羅一句話改變了勞勃.瑞福的命運。兩人在《虎豹小霸王》渾然天成的默契,眉來眼去的化學效應風靡影迷,創下驚人票房,也為好萊塢又製造出一顆天王巨星。

人生名利怎麼說呢?擦肩而過的,悔不當初都無濟於事,把握機會,該你的就會是你的。

演完《虎豹小霸王》後,保羅與勞勃又和喬治.羅埃.希爾 合作更轟動的《刺激(The Sting)》,勞勃.瑞福的黃金時代正式光芒四射。

Abel Gance:經典拿破崙

2023年的《拿破崙》是災難;
1927年的《拿破崙》是經典。

2023年的《拿破崙》片長2 小時 38 分鐘。
1927年的《拿破崙》片長7小時。

2024年的坎城影展要推出
1927年Abel Gance執導的《拿破崙》修復版,這是歷時16年才完成的巨大修復工程,從世界各地找來22個長短不一的拷貝才比對拼湊出接近原貌的版本。

Abel Gance原本計畫要以六段式情節介紹拿破崙的一生,坎城這次要放映的只有第一章,片長3小時40分,內容應該包括他的少年崛起、法國大革命的角色,以及入侵義大利的戰功。

Abel Gance 是法國影壇的開路先鋒之一,玩過脫軌鏡頭、手持攝影,以及馬上動態攝影等實驗技術,甚至也是最早用三機攝影,再用三機放映技法凸顯銀幕壯觀氣勢,甚至還在放映機前加裝紅色和藍色濾鏡,de呈現法國國旗藍白紅三色情貌,當然,在那個手工年代,千軍萬馬都要真槍實彈,從美術到場面可以想見工程有多浩大。

正因為如此,Abel Gance在1981年過世後,知名導演李路許(Claude Lelouch) 、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和賈華士(Costa-Gavras)都聯手呼籲要搶救及修復這部經典。

Abel Gance執導的《拿破崙》是默片時期的末班車電影,想必巡迴各地上映時一定有樂團演奏或者放唱片配樂,觀眾才不會覺得太悶太長,修復版則是重新由Simon Cloquet-Lafollye擔任音樂總監,動員多個交響樂團和聲樂家詠唱相關主題。

我無緣去坎城朝聖,但聽說日後會在Netflix 上播出,就且待來日神遇Abel Gance了。

勞勃瑞福:誘惑畢業生

勞勃瑞福讀書筆記01
如果勞勃.福擔綱主演《畢業生(The Graduate)》,影史會怎麼發展?
一,Dustin Hoffman出頭天,要再晚上五到十年?
二,Robert Redford成為永遠的奶油小生?
三,沒人相信Robert Redford會是對女人束手無策的小拙蛋?
四,《畢業生》永難成經典?

根據William Schoell和Lawrence J. Quirk合寫的勞勃.瑞福傳記「The Sundance Kid: A Biography of Robert Redford」,《畢業生》導演Mike Nichols曾經拿劇本給勞勃.瑞福看過,他也認為男主角班傑明的角色塑造非常有趣成功。

拿劇本給勞勃.瑞福看,是什麼意思?

可能之一:請指教。
可能之二:有興趣參與演出嗎?

指教是有的,勞勃.瑞福很喜歡這個劇本,很喜歡班傑明這個角色。
興趣則沒有。因為勞勃.瑞福知道自己不適合,觀眾也不會買單。

導演Mike Nichols也認為勞勃.瑞福不適合。所以看歸看,討論歸討論,導演沒提出邀請,勞勃.瑞福也無需回答究竟想不想演。

曾經接觸,曾經討論,沒能合作,就是茶餘飯後的閒話八卦。

相信影迷也都慶幸勞勃.瑞福沒接演《畢業生》
達斯汀霍夫曼在《畢業生》中的拙笨力道
是其他演員都無法勝任與抗衡。

演出有命,富貴在天。
讀這些影史八卦,讓春雨季節除了雨聲,還多了幾分笑聲。

宮澤理惠:遊園再驚夢

宮澤理惠主演的電影都不應該錯過,少女半百各有風情,而且越陳越香。

那天重逢楊凡導演,讓我看了四張《遊園驚夢》4K全新修復版的新款海報,「你喜歡哪一張?」

我對王祖賢沒意見,楊凡初選出來的海報有旗袍女裝和西服男裝兩款,恰是她在片中游移男女兩性間的角色,帥氣逼人,也是她告別影壇的最後身影。

只是《遊園驚夢》的宮澤理惠光彩奪目,近看側看全是美,左看右看遠看近看,我剔除了王祖賢的身影,選了宮澤理惠單獨一款的海報。

楊凡笑了:「修復版我還恢復了宮澤理惠的日語發音。」這句話吊足了我胃口,記憶中,宮澤理惠在片中唱起名曲「罩羅袍」,雖是對嘴唱做,然而崑曲絕美,畫面繽紛,看著聽著就出了神,沒管她是對嘴或原唱,而且佩服楊凡竟然想到請日本女星來詮釋杜麗娘,《牡丹亭》是夢中異世界的陰陽戀曲,華人女星攜手日本女星的異性/同性愛慕,不也是另一款異世界的化學爆炸?

「別急,不要再看過去的DVD了,」楊凡知道我急著想一窺究竟,「一定要在大銀幕看,下次我帶DCP來,包廳戲院,邀集同好一起來看。」

宮澤理惠在25歲的黃金時刻拍下了秀麗曼妙的《遊園驚夢》,不但註記了杜麗娘的世紀倩影,也為宮澤拿下了莫斯科影展最佳女主角,成就了她的演藝高峰。

「你在她最好的時光,留住最美的她!」這句讚美辭,楊凡只同意了一半,「即使年過半百了,即使鬼才導演石井裕也在新片《月光之下》(台灣譯作《月》)中拍出了宮澤憔悴內傷的身影,但她實在太強大,太會演了。」提起宮澤理惠,楊凡眼中滿是孺慕光芒。

初出道時,宮澤理惠是公認的「漂亮娃娃」,青春嫵媚,迎風招揚;中年後才為「風華」找到內在肌理,不論選戲或表演無不更加得心順手,從《黃昏清兵衛》、《東尼瀧谷》到《紙之月》,演一部就讓人驚嘆一部。「你一定要趕快找到《月》,你會更佩服她。」楊導演喝完咖啡後,再一次叮嚀我。我當然一再點頭。

楊凡早上傳來最後選中的三款海報,看著珠鈿翠艷,衣錦花紅的各款濃煙飽滿,我回電給楊凡:「銀字笙調,心字香燒。」

又是一年春來時,流光容易把人拋。還好有電影,還好有4K修復,還好有楊凡一輩子的堅持,「良辰美景」無須怨嘆「奈何天」,「奼紫嫣紅」也不會歸位「斷井殘垣」。

楊凡另外送給我一幀粉色英文海報,註明:for your eyes only.而且還是世界獨家,就恕我藏私,不跟大家分享了。

三體:文化大革命創傷

歷來影視作品中對「文革」的再現,所在多有。觀影記憶中,中國導演處理得最為震撼,從《芙蓉鎮》、《霸王別姬》到《活著》,無不拍得悚目心驚,過來人,最知曉箇中滋味,最難忘昔日驚魂。台灣的《寒流》和《皇天后土》,隔了一帶之水,力道差了很多,但已經是很多人的童年噩夢;至於《紅色小提琴( Le Violon Rouge)》和《三體》對世代仇恨與盲目鬥爭的恐懼,就更是點到為止。

這本「少年凱歌」就是陳凱歌的文革回想錄,我引述的片段都來自書中的第三章「羣佛」。

林彪在紅衛兵走上街頭時說:「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角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父親被押進院子的時候,我正站在門口的人群中……不久前還同他們一起工作的工人們開始批判他們,從政治問題一直問到他們抽的香菸的等次。父親的名字被叫到的時候,他的頭更低了下去。他的頭銜是「國民黨份子、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人群中響起「打倒」的口號聲。我也喊了,自己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很大。

整個情形恍如夢境。戴紅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眾人的目光上走上前去.我已經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父親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楚我推得多重,大約不很重,但我畢竟推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記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他似乎躲了一下,終於沒躲開,腰越發彎了下去。四周都是熱辣辣快意的眼睛,我無法逃避,只是聲嘶力竭地說著什麼,我突然覺得我在此刻很愛這個陌生人,我是在試著推倒他的時候,發現這個威嚴強大的父親原來是很弱的一個,似乎在此時他變成了真正的父親。

如果我更大一點,或許會悟到這件事是可以當一場戲一樣來演的,那樣,我會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歲。但是,在14歲時,我已經學會了背叛自己的父親,這是怎麼回事?我強忍著的淚水流進喉嚨,很鹹,它是從哪兒來?它想證明什麼?我也很奇怪,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親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緊閉者,彷彿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輕輕對我說: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經背叛了的父親躺在同一個屋頂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沒有對我說什麼,我怕見到他,他的目光閃爍著,他也怕見到我……我加入了人群,卻失去了父親,那個人群果然信任我嗎?

父親在第二天早上被帶走了……幾年以後當我從雲南農村回到北京探親……已經不復認得這個衣服破舊、牙齒脫盡、整日拄著掃帚站在廁所門口、有人出現他就進去打掃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親。他已經沒有昔日從舊照片上望著我的微笑,他對所有的人彎下腰,熱情地頻頻點頭,不時用因寒冷和勞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裡有了和當年奶奶一樣的茫然。那年他剛滿50歲,生命已經像舊照一樣褪了顏色,模糊了。

「少年凱歌」在引文之前,還對文革有這款描述:一部中國歷史,掌握於理性的時間甚少……情緒化的高度專制和情緒化的高度混亂,互相交替,被中國文人歸納成兩個字「亂」、「治」。無論「亂」或「治」都離不開暴力。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的整數裡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有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稱……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也要血。歷史的經驗使統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內容幾乎就是暴力。林彪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毛自然不例外……毛決心製造大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的天國就在大亂中誕生了。

佛洛伊德與達利:巨人會

佛洛依德與達利的歷史公案應該如何解讀?

1938年七月19日,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Salvador Dali在奧地利名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牽線安排下,見到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之前,達利興致盎然,因為小時候讀到佛洛依德《夢的解析》時,就茅塞頓開,如逢知音,如今終於能夠見到心儀多年的大師偶像,他特別獻上新作「納西瑟斯變形記(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期待大師品鑑指正。

萬萬沒料到,佛洛依德的回應是:「in classic paintings I look for the unconscious, but in your paintings, I look for the conscious.

我的解讀是,達利一定臉色慘白,大失所望。古典畫作的筆觸、用色與結構值得細究探詢創作底層的幽微心緒,達利的畫作是漫無頭緒?或者刻意經營堆砌?大師的品評是今不如古嗎?

對這段公案頗有研究的朋友提醒我,佛洛依德後來曾經寫信給褚威格,感謝他引薦這位西班牙年輕人,也讓他對超現實主義有更多了解。所以,他尋找達利畫作時的conscious,未必是貶詞,有可能是好奇他作畫時的經營布局。

人皆有夢,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然而夢中世界光怪陸離,超越平常經驗法則,顛倒邏輯,未必能如所願,更難夢想事成,卻能拐彎抹角投射出很多自己壓抑的渴望。

可是在憶述夢境時,或者要畫出如夢畫作時,是不是刻意要捕捉排列各種unconscious物件,這種consciously unconsciousness,是不是創作手痕太鮮明,遠離了夢中世界的unconscious 情境?

佛洛依德當面的評論是當頭棒喝?還是還在思考中的讚美?他寫給褚威格的信是他的真心話或者客套話?

1944年達利為希區考克電影《意亂情迷》設計夢境場景,原本計畫長度有二十分鐘,最後因為製片人David Selznick對燈光、美術和攝影搭配不滿意,最後濃縮成三分鐘,當然夢中細節最後都解答了電影中埋下的謎題,這種目的性質鮮明的夢,刻意為之的夢,服務了電影,卻遠離了曖昧飄渺,莫衷一是的真實夢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這則影史公案該如何解讀?我還在夢中,找不到答案,看不見出口……..

導演亮相:簽名與背書

影迷總愛在希區考克的電影中,尋找這位胖導演的身影,早期的徐克也很愛在自己的電影中軋一腳,導演是那麼愛演嗎?還是別有所圖?

很多導演都愛在自己執導的電影中亮相,多數是一種落款簽名,也能帶給熟識的影迷些許驚喜,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也不例外,只是《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中的他,其實有更強烈的企圖心。


Martin Scorsese早在《計程車司機》就露臉演過後座乘客,驚鴻一瞥,卻也有模有樣。《花月殺手》裡,他在一場的廣播播音節目中,唸出女主角茉莉的訃聞,用沈重無奈的口吻,昭告世人美國原住民Osage族遭白人設局滅族的慘案。
電影故事讓人心驚,最後再由導演本人敲板定錘,這是蓋棺論定的手法,目的就在請大家重視這樁淹沒在荒煙蔓草中的種族滅絕謀殺案。光看故事還不夠,還要粉墨登場,再次耳提面命一番,如此不厭其煩,為的就是凸顯馬丁有多重視這個議題。


然而,馬丁就是馬丁,大導演就是大導演,一而再,再而三,或許有人會挑剔他太刻意了,所以他乾脆再玩大一點,硬是在電影中重現了早期廣播呈現新聞事件的製播方式:有敘事、有音樂、還有音效。讓在21世紀幾乎已經消失蹤影的廣播劇現製播模式,重新搬演一回,在電影史上留下栩栩如生的廣播製播實況。重演滅族,重現廣播,大導演就是這樣寫歷史。


劉雪庵名曲「飄零的落花」前兩句蠻適合用來形容廣播的一時風光:「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春,嫩綠嫣紅何等媚人。」廣播的影響力今非昔比,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許多大導演們都曾經在廣播時代中孕育創作靈感,一旦能夠重回廣播時代,都願意給予深情擁抱。

例如,大導演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最後一部作品《大家來我家》甚至邀請當紅演員梅莉.史翠普、伍迪.哈里遜,Lily Tomlin 等人一展身手,載歌載舞,重新享受一次廣播綜藝節目現場播音,不能NG的歡樂與緊繃。


走過廣播時代,不曾遺忘那個時代,想方設法留住那個時代,這才是大導演的視野與胸襟。

花月殺手:原住民影后

百年好萊塢歷史中,沒有一位原住民的戲份有她那麼重,對白有她那麼多,《花月殺手》造就了時勢,她沒有辜負潮浪,她用眼神控訴了時代傷痕。她叫Lily Gladstone

第一眼看見Lily Gladstone 的是她木然的眼神,其實還不知道她是主角,後來才明白:木然是不解,亦是無奈。明明都是她的錢,想要動用支配,為什麼還要說服白人官僚?而且還得忍受白人自視高人一等,「我都是為妳好」的傲慢。

木然,剛好而已,不然要搖尾乞憐嗎?第一眼的震撼有如深水炸彈,初時默默,繼而洶洶。

再看見Lily Gladstone時,她的眼神透露著看你玩什麼把戲的一派哂然:知道Leonardo DiCaprio要耍帥逞能;知道Leonardo DiCaprio要討好取悅;沒錢小子同樣可以任性啊!就讓你去搔首弄姿吧!

剛拿下美國金球獎影后的Lily Gladstone,應該會是美國影史上第一位問鼎奧斯卡影后的原住民演員,無關政治正確(雖然風向確實隱隱成形,東風已到),而是她真的很會用眼神傳達內心情思。

例如,舞扇談笑間,品評白人男子的輕狂訕笑,狼子野心,她們都懂,眼神裡盪漾的春情,就是不信玩不過這群小狼狗。

例如,踏上門檻,回眸邀請Leonardo DiCaprio共進晚餐時的勾魂一眼,不管痞子君子都會翩然心動。

例如,就算病勢漸重,慵懶蝸居,疲累乏力的眼神只要看見「良人」,還是會晶晶亮亮,攤手敞懷,共享春風雲雨,那是無須言傳的愛情。

例如,眼見白人蠶食鯨吞,族人生存面臨危機,她抱病前進白宮請命,眼神沒有必勝的堅定,只有為所應為的決定。

當然,最犀利的瞬間在於她元氣稍緩,終於可以坐起身和Leonardo DiCaprio談話,只柔柔問了一句:「你幫我注射的是什麼?」Leonardo DiCaprio沒能察覺那是圖窮匕見的最後通牒。她幻滅的眼神,幾乎撕裂了螢幕。

有學者統計過,過去好萊塢電影中的女性原住民沒人像Lily Gladstone一般,有這麼重的戲份,有這麼多的台詞,有這麼多的情緒轉折,馬丁.史柯西斯的《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當然是大導演的白人懺悔錄,揭露了美國白人曾經設局進行種族清洗/滅絕的「陽謀」,正因為全片的史詩視野,讓舉手投足都具現時代悲情的Lily Gladstone擔起了聚焦與放射的重責大任。戲份夠,戲勁足,是時勢造了英雌,英雌卻也造了時勢。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她跳上了尖峰。

至於,未來的未來,Lily Gladstone是不是緊貼著原住民題材才能繼續發光?她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過,當年學表演的同學一畢業都到洛杉磯和紐約發展,但她沒有,她留在偏鄉舞台,繼續琢磨,等待時機,才等到破繭而出的契機。

2023年五月《花月殺手》前進坎城,走上紅地毯時,才第一次感受到明星風光。《花月殺手》中,她確實光芒萬射,如今大家都看見她了,接下來的曝光密度肯定喧嘩熱鬧,期待她繼續挑對的劇本,盡現磨劍十年的功力。明星誠風光,演員更持久,好萊塢更要爭氣開發更多動人的史詩故事。

牧師戀人:永遠是什麼

說出山盟海誓的刹那,我沒有任何懷疑,艱難的是如何直到永遠?異性戀人和同性戀人都有同樣困境。

歌謠能夠傳世,旋律讓人上口,歌詞能引共鳴,都是關鍵要素。

David Hare編劇的《附帶效應(Collateral)》描述一位女牧師,愛上了一位越南女孩,她珍惜這份情,不惜出櫃承擔一切。

然而女孩有居留問題,還有嗑藥習慣,因為目擊了披薩外送員的兇殺案,卻向警方虛報姓名與住址,問題麻煩一籮筐。

就在問題釐清前,沈醉在愛情中的牧師對女孩說她是最好的禮物,她願意永遠照顧她。

形勢比人強,到了關鍵時刻,口口聲聲說愛她的牧師,終究還是選擇了神職。愛情強不過現實,對女孩的承諾強不過對神的承諾。

女孩離開時,我從她的眼神讀到了羅大佑的「戀曲1980」 :
妳曾經對我說
妳永遠愛著我
愛情這東西我明白
但永遠是甚麼

愛情故事就是人生故事,不分膚色,不分種族,寫出共曉相通的人性
就能創造共鳴。

一首華語歌謠同樣適用一齣英國影集,我們都是地球村居民。

悲情城市:威尼斯戰紀

對多數台灣電影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我年紀略長,比同業多了幾回海外採訪經驗,不管是亞太、東京或坎城影展,以往多數只有我一人前往,怎麼寫都是獨家,不怕漏新聞,那個年頭,報社也不時興即時新聞,影展見聞可以慢慢寫,反正沒人知道,沒人寫過,舊聞也是新聞,心態相對悠閒。

《悲情城市》不然。1989年8月威尼斯影展競賽名單甫宣布,聯合、中時、民生和自立四家媒體都決定派記者前往採訪,理由就如同我在出差申請單上所寫的 : 「1961年,日本導演黑澤明第一次以《羅生門》入選威尼斯影展競賽,就拿下最高榮譽金獅獎,改變戰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了民族自信,也成就了黑澤明的影史地位。《悲情城市》創下台灣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的紀錄,本身就值得報導,若能得獎更會是重大新聞。」

報告寫得煞有介事,其實,當年我未能預見《悲情城市》掀動的影史浪潮會如此壯闊。我對威尼斯影展的粗淺認識比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不如,除了黑澤明與《羅生門》,連影展是在麗都島(Lido)上舉行都不知道,遑論下飛機之後還要拖著行李轉搭渡輪。

不過,就算瞎子摸象,摸到耳鼻腿尾畢竟都是象。我臨陣磨刀,緊急惡補相關資訊,其他只能信靠直覺前行,但我目標明確 : 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個人角色因此有些矛盾 : 有時候我應該是現場目擊者 ; 多數時候則不自覺地成了台灣啦啦隊。

九月五日抵達影展會場當天,還來不及欣賞威尼斯日落夕陽,我便發出特稿,點出評審團主席安德瑞.史米諾夫(Andrei Sergeyevich Smirnov)導演的重要性。

我深受「反共抗俄」年代政宣洗腦,一聽說史米諾夫來自神秘國度蘇聯,心中難免忐忑,無法確知蘇聯人怎麼看待反共抗俄的台灣人。還好,史米諾夫是蘇共體制下的受害人,22歲那年拍攝的《天使(Nachalo nevedomogo veka (segment “Angel”))》,銳利呈現了共黨解放俄羅斯後,社會失序,土匪四竄,善良人民受害的現象,1967年完成即遭禁演達20年,1988年才得見天日。或許正因為如此,威尼斯東方電影選片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聽見我的憂慮,悄悄用他流利的華語在我耳旁輕聲說著 :「史米諾夫肯定不是共產黨員,不會抵制排斥侯孝賢。」

馬可是《悲情城市》得以入選威尼斯競賽的幕後推手,他的賽事分析讓我安心了些。他還告訴我評審團雖為合議制,評審團主席一言九鼎,影響力不小,而且大會規章規定每一獎項只要有過半數的委員投票同意,即可確定勝利贏宣。特別的是,評審主席的一票等於兩票,一旦最後雙雄對峙,評審長握有關鍵決定權,要誰得獎,誰就可能得獎。

影展安排《悲情城市》於1989年9月9日登場亮相,第一場的主要觀眾就是媒體、業者和評審,由於事前就傳說《悲情城市》獲獎希望頗高,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都搶著先睹為快,當時,我的現場報導如是寫著 : 「在整整158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

搶先得見《悲情城市》當然讓人開心,更開心的是擔任評審的中國導演謝晉也和我們一起看片。影展開幕之初,其實就先遇見到謝晉了,他是對岸名導演,代表作《牧馬人》,《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早就在台灣地下管道流通,然而初次相識,他的語氣有些酸,對自己『最後的貴族』沒能入圍競賽頗以為憾,一句「你們」有作品入選嘛,聽進我耳裡,難免心裡犯嘀咕:「既有你我之分,還有落選之憾,他能公正評審嗎?」

再見面就是《悲情城市》媒體放映場。看到謝晉現身,我和自立晚報陳鴻元和民生報褚明仁一擁而上,擠在他身旁七嘴八舌起來。確實,我們都有一魚兩吃之心,採訪評審,了解他對《悲情城市》的觀感,不管他怎麼看怎麼說,都是新聞;但我更想扮演的「角色」是解說電影,怕他聽不懂台語,不懂台灣歷史,錯估了《悲情城市》成績,坦白說那就是試圖「影響」評審,暗中來替《悲情城市》拉票。

當時,我們也都是第一次看《悲情城市》,要看還要解說,非常不專心。忙著當台灣歷史導覽,希望謝晉認識台灣,只要片中出現台語台詞,我們就急著口譯;做只要謝晉略有疑問,我和陳鴻元一定搶著回應,相信有問有答多少都可以寫成新聞。然而走過文革,看過大風大浪,謝晉洞悉我們的雞腸鳥肚,一路不多開口,偶一提問,不是問他們在說啥?就是沒啥營養的地理常識,半生不熟的空洞對話,還真難落筆錄聞。後來才知,謝晉當過福建電影廠廠長,台語難不倒他,無需現場翻譯,而且老狐狸如他,更不會輕易在記者面前露口風。

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其他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看片時可能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欣賞。

《悲情城市》全長兩小時卅八分鐘,是當年金獅獎23部參賽作品中片長最長的一部,較諸整個影展中其他觀摩作品,也僅次於劇場名導Peter Brook重現印度史詩的5小時電影『摩訶婆羅多(The Mahabharata)』。

好電影沒有長不長的問題,所謂「『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其實是句反話,論者挑不出其他缺點時,只能汎汎就長度找話題。當年現場觀影感受毋寧是意猶未盡,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不知不覺就來到主題樂音響起的黑畫面,黑,讓人咀嚼低迴,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週到,真的是綿密史詩。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重看還是同樣感受。

《悲情城市》亮相後,當地媒體評論都相當友善,外交官許貞吉看見我都會向我解說義大利媒體的評論與標題,不管是專業見解,或者採訪得知的風風火火,整體情勢的熱鬧指數都可以是新聞寫作的素材,看著《悲情城市》與侯孝賢的照片佔據義大利報紙,都夠讓旁觀的我們腎上腺素揚沸。

果不其然,就在影展落幕之前,《悲情城市》陸續先斬獲了兩座獎。

首先是義大利最暢銷的電影雜誌Ciak頒給了「金拍板」特別獎(Ciak就是拍板),得獎理由是:「以原創藝術及迷人的感性手法,導演了一部巨大悲劇史詩故事。」不過,Ciak雜誌選出的最佳影片是法國導演雷奈(Alain Resnais)的『I Want To Go Home』。 

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中看著侯孝賢穿著西裝(你知道要侯導穿西裝有多不容易嗎?),含笑領獎,按下快門時,雖然開心,卻也難免胡思亂想:「會不會就差這一步?」

《悲情城市》第二座獎則是「昂利哥.富奇龍利( Enrico Fulchignoni)特別獎」,侯孝賢的國際行銷代理人珍.包芙(Jane Balfour)告訴我,能拿到這個獎,她比得金獅獎更覺得驕傲。不過,威尼斯官網上的得獎紀錄則是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獎(UNESCO Award)定名。

義大利裔的昂利哥.富奇龍利是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曾任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處長,一生致力消弭電影困局,增進各地人民相互認識與了解,名聲卓著。1988年病逝後,威尼斯影展主席畢拉西(Guglielmo Biraghi )出面號召組成紀念委員會,每年威尼斯影展期間,從參賽作品中選出一部最符合昂利哥生平理想的電影,1989年委員會召集人是有「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美譽的尚胡許(Jean Rouch),他們認定《悲情城市》最合乎昂利哥人道主張精神。可惜,1989年也只是第二次頒發,台灣媒體對Enrico Fulchignoni此人此獎相對陌生,金獅獎又太金太亮,完全遮蓋掉「昂利哥.富奇龍利特別獎」光采,卅三年來鮮少有人談及《悲情城市》與該獎的關係。

影展最後高潮無非就在誰是大獎贏家?《悲情城市》累積的好評是否保證就能贏得金獅獎?頒獎前夕,《悲情城市》得獎耳語甚囂塵上,有的義文媒體甚至以「悲傷的獅子」預告『悲情城市』即將贏得金獅獎,我感覺節氣已臨,卻無法確知他們消息來源,不敢有聞就錄,就怕二手傳播一旦落成白紙黑字,若有閃失,百口莫辯,更無顏見人。而且,《悲情城市》團隊成員事先都已接獲內幕情報得知可能拿下大獎,但都被下了封口令,深怕風聲走漏,壞了大事。

媒體同業有人猜到吳念真等人喜形於色的表情,有人側面聽聞有代表團員樂得高呼:「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卻都面露詭譎神色,避而不談,暗自划水,別無管道的我,只能把賭注押在謝晉身上。

大會排定9月15日頒獎,14日晚上,我賴在製片張華坤的房間不肯離去,一方面是探詢,另一方面則是等待有人「報佳音」,就可以攔截取得第一手戰報。我是想問又不好直問,只能拐彎抹角扯淡:「我好擔心,如果我們空手而回,豈不是白忙了一場?」張華坤則是不能說又不好表態,只能打哈哈地對著天花板回話:「不會吧,最好不要啦。」吞吞吐吐之間,兩人合演了一齣各有心思的「諜對諜」爛戲,如今回想起來,1989年9月14日的那個晚上還真是採訪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雙手空空回到旅館,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打電話找謝晉,直接探口風。前三回,但聞電話鈴響,沒人接聽,直到午夜時分,剛開完最後一次評審會議,才回到旅館房間的謝導演終於接起了話筒。

面對發稿和競爭壓力,我不想再兜圈子,直接問導演有無好消息:「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知道評審有保密義務的謝晉同樣也是打哈哈,沒直接回答,眼看他沒要急著掛電話,我繼續死纏活賴訴說著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重大意義,兜著繞著無非就是想從他口中問出點蛛絲馬跡,最後還是再問了一次:「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這一回,謝晉倒是爽快回應:「放心,你們會開心的啦 ! 」

坦白說,有獎和拿大獎的開心指數全然不同,我鍥而不捨:「開心?是否就代表《悲情城市》贏得了金獅獎?」這回我聽見了他在電話那端的笑聲,他再補了一句:「放心啦,就是這個結果了,你們等著聽好消息了。」他說的是白話文,而且是大白話,就差yes or no的肯定句,就差臨門一腳,我還是如哽在喉,忐忑難安,關鍵真就在於有獎和拿大獎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事。

整顆心七上八下,我只能再和陳鴻元通電話探詢戰情,得到更肯定的答案:「剛才你一離開房間,張華坤就告訴我們說:『明明就得了大獎,還說什麼不會得獎?』」雙方說法一交叉比對,剩下的就是作文與快跑比賽了。

後來才知道,影展主辦單位早在13日即已先行召開評審會議,全體11位評審委員中,只有9位出席,法國女評審和義大利男導演雖然都因另有私務不克出席,但已分別將意見封在信封中或以電話告知投票意願。原先以為會引發爭議的金獅獎得主,在評審委員一致通過下,確定由《悲情城市》獲得最高榮譽。大會規定,評審結果需交由最高委員會在15日中午12時(台北時間晚上6時)公佈。

如果得獎名單已經在13日產生,14日為什麼還要開一次評審會?擔任謝晉翻譯,陪同出席評審會議的王定一事後告訴我:「地主國義大利影人對於該國得獎率偏低有意見,主辦單位才會再度召開評審會議,經過數小時辯論後,仍然維持原先名單。王定一指出9位評審在女主角獎項曾有激辯,謝晉力荐英國電影《離家出走(She’s Been Away)》資深女演員佩姬.艾許克勞馥( Peggy Ashcroft) 和吉拉汀.詹姆斯( Geraldine James)並列影后 ; 有的評審則認為佩姬年歲已高,不如鼓勵新人,幾經辯論後仍決定頒獎給佩姬。

通宵為聯合晚報及聯合報發出《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文稿後,我趕去敲侯孝賢的房門,想見證他如何面對這閃亮一刻,侯孝賢正在房中整理行李和資料,聽到我問:「導演,心情如何?」他笑著雙手一攤:「沒有什麼心情,我現在還能說什麼?」他手上拿著一張國內剛傳來的剪報傳真,告訴他影評人黃建業發表了一篇文章聲援他,因為台灣有些人還在吵著《悲情城市》是不是騙了新聞局,偷渡完整版拷貝出國比賽,侯孝賢感慨說:「每天都還在計較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接著我又趕往影展記者會,在掌聲、叫好聲和此起彼落的噓聲中,聽見主持人宣布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獲得,現場有不少記者發出噓聲抗議,但亦有人鼓掌叫好,場面相當混亂。

評審團主席史米諾夫隨後以不流暢的義大利語發表評審感言,他強調評審都很敬業,希望以感性良知、愛心和倫理道德來評選最佳影片。《悲情城市》獲頒金獅獎頒是全體委員毫無異議的共識,更對侯孝賢導演手法特別表示敬意。外界有人認為三個月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悲劇,讓國際影人格外同情描述政府暴力的《悲情城市》,史米諾夫說:「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大家的決定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該片的藝術成就和靈性經驗確值獲得金獅獎,金獅獎必須頒給該片,而且僅此一部。」

這段記者會實況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台北,畢竟這才是「官方」說法,前面的小道消息才得著背書。折騰老半天後,帶著疲憊身子坐進頒獎典禮會場,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問為什麼頒獎典禮未能準時舉行,人才坐下,不知不覺就沒了意識,渾沌睡去。直到樂聲響起,才猛然驚覺醒。

威尼斯影展頒獎典禮不像奧斯卡那麼華麗隆重,沒有穿著華服的主持人,除了布縵,幾乎沒有布景。大會祕書長負責讀報得獎作品名單,每一段落中間還有身穿古典服裝、頭戴面具的伶人串演莎劇精華(坦白說,是不是莎劇全是我猜的啦,其實聽不懂義大利文) ,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點綴現場氣氛。

老牌女星佩姬.艾許克勞馥上台領取最佳女演員最佳金杯獎時,連聲稱謝,她感謝大會安排的威尼斯之行,也感謝同片演出的女星吉拉汀.詹姆斯,她推崇威尼斯影展是增進人類和諧和相互了解的文化藝術活動,獲得如雷掌聲。

每位得獎人領獎之後,大會都會特別放映得獎作品的片頭片段,讓觀眾重溫影片內容,也對優秀作品再一次致敬。

侯孝賢是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得獎人。

司儀一提到他的名字,全場歡呼聲不斷,與得獎名單記者會上的噓聲連連大不相同,一位影展職員告訴我只要義大利影片沒得獎,就會出現噓聲。不過,頒獎典禮上形勢已改,侯孝賢笑嘻嘻地上台領得最高榮譽金獅獎,光是站在台上讓記者拍照,就左顧右盼擺足了兩分鐘笑容與英姿。

隨後,侯孝賢表示:「兩年前隨友人初到麗都島,心中還在問何時才能參加威尼斯影展,沒想到這麼快就參加,並且得獎。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頒獎典禮後,史米諾夫出席年代公司舉行的慶功酒會,當面向侯孝賢致意。他的簡短交心,我認為很重要,可惜台北沒伯樂,沒人理會我這篇文稿。

史米洛夫指出《悲情城市》全片沒有一個特寫鏡頭,只是遠遠觀察並表現人生,手法高雅,與蘇聯導演塔科夫斯基作品相類,都是對自我和電影藝術有充分信心,才敢如此處理。

喜歡讀詩,尤其對唐詩有研究的史米洛夫特別推崇《悲情城市》的剪接手法,認為頗具詩情意境。在旁的剪輯師廖慶松不禁連聲說:「我們運氣真好,碰到了知音。」廖慶松表示他在剪輯該片時,確實是追求杜甫、李白詩的意境,以氣韻為重,不想太過細瑣交代彼此情緒,史米洛夫竟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剪接心思,而且既認同又喜歡。

謝晉也來到慶功酒會,他提及《悲情城市》視野遼闊,取材又是當前電影罕見的變遷社會中的家族故事,格局遠勝其他儘在私情瑣事上打轉的電影,是1989年影展最好的電影。他還強調侯孝賢作品中蘊含深厚人文情感,確具大師氣勢。

不過,謝晉也認為華人電影應該「百花齊放」,有人拍商業電影,有人則來拍柏格曼或費里尼式電影,讓不同口味的觀眾各取所需,否則如果大家都只想拍柏格曼電影,觀眾怎麼受得了?

我不太記得那晚的慶功派對怎麼結束的,或許大家都喝醉了,邱復生了開了四十八瓶香檳慶功,不醉也難。只是台北那頭還在催我繼續寫稿,還得挑燈夜戰,只能提 早離場。這場水都戰役是我採訪人生中最開心也最艱難的一戰,誠如一開始所說設定的目標: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但也要電影得獎,才知寫稿有多累。

影展落幕後第二天下午,匆匆搭火車前進翡冷翠,不想再回頭,不再想《悲情城市》,摸著起繭的手指,更不想再寫《悲情城市》這四個字。卅三年後,《悲情城市》可以複製貼上,彈指完事,但人生有幾個卅三年?我的青春都消磨在威尼斯的日落餘暉中,成了叨叨敘敘話當年的花甲老翁了,但我沒能忘記那段閃亮的日子,我依舊會哼唱《悲情城市》主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