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問我是誰:謊言重量

為悅己者容,不分男女,就是愛情世界的第一起謊言。「容」就是在本色上加料,目的在取悅喜歡你的人,至於素顏究竟有多嚇人?那是夢醒之後的事,等夢醒了再說吧。

法國影后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在Safy Nebbou執導的《別問我是誰(Celle que vous croyez)》中飾演一位年逾半百,依舊渴望愛情的文學教授Claire,她的婚姻曾被年輕貌美的侄女破壞,後來則又遇到只顧享受肉體歡愉,卻沒空聚餐談心的男友Ludovic(Guillaume Gouix飾演),他急著趕回家去,因為助理Alex(François Civil飾演)在家等他要推出新建案,「我沒去過你家,為什麼Alex就可以?」Claire既忌妒,又羨慕。她不便緊盯Ludovic行蹤,若和Alex結為臉友,就可以間接得知Ludovic動向。

於是Claire「隨機」取用了一位24歲女子的佼好照片,化名Clara,假冒仰慕者的語氣在Alex臉書上的照片留言,果然發展出一段網路世代的虛擬愛情。

Alex認真對待Clara的留言,Claire則是享受著Alex回應的熱情與癡迷。這一切看似虛擬的謊言中,未必盡是謊言,字裡行間中依舊有她的真實。名字是假,照片也是假,因此擦撞出的感情會是真的嗎?為什麼就不會是真的呢?

問題在於「神交」之後,俗人終究想見面,偏偏Alex尋找的是24歲的Clara,就算50歲的Claire站在他面前,Alex正眼也不瞧Claire一回,Claire明明就是Clara,Clara卻永遠不會是Claire,面對Alex木然無感的眼神,Claire是心安或心碎?問題在於她用「虛擬的」Clara擄獲了Alex,卻失落了「真實的」自己。

《別問我是誰》的犀利與精彩在於上述只是愛情謊言的通俗層次,接下來,真相一層層剝落開來,謊言的砝碼質感就益發沉重了。

Claire編出更多的謊言想讓Alex死心,卻逼使傷心的Alex跳崖明志,滿心悔恨的Claire想要贖罪,因此寫下懺情小說用自己的猝死做懲罰,虛擬的死是想替真實的罪惡贖過。

然而Alex的死如果也是謊言呢?加上Claire隨機選用的肖像與化名,其實並非「隨機」,而是直接取用昔日婚變情敵Clara的名與圖時,她是想累積Clara罪業以資報復?還是透過往日挫敗自己的肉身與名字,消愆自己昔日滿盤皆輸的憾痛?如果這一切所謂的真相背後,還有一個謊言呢?

建構在謊言上的愛情,雖然得用更多的謊言去遮去圓,但剎那間悸動的眼神與芳心絲毫不假,因為真過,所以得知真是假,假是真的真相後,創痛更深更鉅。謊言不必是雪球,只要有一點假,有潔癖的人都無福消受,然而潔癖是真情?還是藉口?

青春在台灣:逐夢不悔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不是一部有關太陽花學運的紀錄片,而是想要呈現台灣、中國和香港三地青年曾經有過的互動夢想,因為中國肅殺、香港窒閉,這個夢只有在自由台灣才可能發生,也確實發生了,他們用肉身來抵擋紅潮海嘯的勇氣與豪情,讓相信人生理應海闊天空,勇敢追求自由靈魂的青春心靈都有了對話標的。

這部電影能夠接連拿下台北電影獎和金馬獎紀錄片兩項大獎,甚至還能代表台灣去競逐奧斯卡獎,關鍵在於它有時間的累積,亦有衝撞時刻的火花爆裂,而且鮮活呈現了被攝者的靈魂樣貌。因為,導演傅榆的攝影機不但登堂入室了,而且直探了兩位主角蔡博藝與陳為廷的靈魂深處,從娃娃和手機的切入角度,捉準了讓人咀嚼回味的觀察面向。

手機是中國留學生蔡博藝與家人聯繫的直接管道,面對這麼一位不時介入台灣社會運動,甚至發表讓「上級」到府關切的文章,你看不見家人的焦慮面容,但是透過蔡博藝的回話內容,不管是對母親說:「昨天不是才通過電話嗎?為什麼你總覺得好像好久沒通電話了。」或者是回應父親說真後悔送她去台灣念書:「你為什麼強要我接受你的政治信念?」你其實看見了隱身在現實背後的焦躁與不安。

家人的懸念是一種羈絆,但當你聽見蔡博藝用非常生硬的台語唸出「反徵收,護家園」的口號時,聽見她坦承「跟土地的連結不是那麼深,可是跟這群人的連結很深」,然後看著翻開的日記告訴你,她是因為讀到六四事件的文獻,恍然得著政治啟蒙,才決心「走自己的路」,她所有的選擇其實只是一種青春的嚮往與追尋。

至於娃娃,則是陳為廷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因為媒體拍到了他抱著娃娃在立法院角落入睡的模樣,而廣為人知的人物側寫。但也只有傅榆跟著進入到陳為廷閒廢無人居住,以致混亂一片的老家,你才會明白這位從未見過父親模樣的遺腹子,讀小學時母親又去世的孩子,在祖母的陪伴下度過多寂寞又黯淡的童年,滿屋子的娃娃是他唯一能夠談心的親人。傅榆拍到他獨坐桌角,低頭抽著悶菸的背影,你已經明白他是多麼懼怕那種年節返鄉的空虛與寂寞。

轉向在社運圈中找尋志同道合的夥伴,找尋溫暖,多少也註記著陳為廷為什麼會這麼狂猛地燃燒青春,燃燒怒火!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因為張慶忠「半分忠」事件才想要衝進立法院,傅榆的鏡頭早就拍下了陳為廷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就曾動念衝進立院廣場,還來不及喊完口號,就被駐衛警強行夾出,甚至遭人辱罵三字經的畫面…有此「前傳」,對照後來只能採用別人拍到陳為廷衝進立法院的動態畫面,對於他那種拚命三郎式的青春,就得著了更清楚的脈絡。

是的,傅榆開始跟拍陳為廷與蔡博藝時,他們都只是沒沒無聞的小人物,甚至是NOBODY,卻因為太陽花學運或者參選學生會主席等事件,剎那間NOBODY成了SOMEBODY,也使得昔日的影像頓時價值倍增,問題在於當初插柳怎知日後能成蔭?時乎?運乎?紀錄片工作者的檔案櫃裡得積存多少「無用」的影像,才能換來片刻的「有用」?

然而,關鍵時刻,傅榆沒能趕上,她只能聞風追上,必須採用他人拍下的影像,再用上「停格(影像資料有限?)」和「閃黑」的剪接技巧,凸顯當下那種「稍縱即逝」的急迫氣氛,再補上她對自己未能在現場的懊惱告白,這份「誠實」,正是全片最珍貴的面對態度:變化如此快速,一切根本來不及規劃或安排,學運如此,電影亦然,邊走邊瞧勢屬必然,不知道下一步究竟何去何從的徬徨或者爭議,以及終究還是得退場的必然結果,不但烙印成了太陽花學運無法平復的傷口,也說明了傅榆何以會在影片的後半段失控暴哭,因為暴走與迷航,同樣是青春的伴手禮。印度哲人泰戈爾曾經這樣說過:「Age considers; youth ventures.(老人思之再三,青年啊衝啊衝)」但他也曾經這樣補充:「青春是沒有經驗和任性的。」電影中兩位主角和導演先後流下的眼淚,都可以這樣理解。

過去那段「無用」歲月的陪伴,讓傅榆的攝影機在「有用」時得能進入其他人無法深入的核心會議,那種「信靠」,讓她拍到了許多「內幕」,但也唯有她的「持續」拍攝才得以在一次行車途中,錄下了一度想要選立委的陳為廷向戰友坦承媒體在第二天即將爆出他性騷擾醜聞的「實況」,也見證了同車友人一度想要「遮醜」,但他知道終究難以迴避,除了面對別無他法,傅榆的鏡頭沒有護短,但因此呈現出的陳為廷寫真,才有了明暗兼具的立體光影了。

開始記錄陳為廷時,傅榆28歲,影片公映時,她已36歲;被攝時,陳為廷才21歲,如今已經29歲。歷經學運和選舉激盪,青春早已幻變,香港的黃之鋒入獄了,中國的蔡博藝繼續著她的學業,陳為廷要到美國深造…昔日的容顏和心境早已褪色或斑駁了,有關青春的記憶都只留駐在電影底片中,但是曾經一起走過那段時光的NOBODY們,應該慶幸青春曾經如此風雷過,青春無悔,不悔青春,或許這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替當代台灣孩子留下最有質量的青春紀錄了。

楚可娃:糖害與豪放女

前幾天的頭版新聞,引述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團隊報告指出,常喝含糖飲料者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極高,女性早逝風險更超過男性的兩倍。

然而,捷克女導演楚可娃(Andrea Culková)早在2014年就拍出了《那甜得要命的憂愁(Sugar Blues)》,喊出了「吃糖就像吸菸,糖就是毒品」的驚人口號。楚可娃是今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的焦點導演,一口氣展出她的四部紀錄片,從女性纖細感性出發的議題探索,透過辯駁與採訪實證得到理性結論,從選材到表現方式,她所探索的女性愁與愛都有值得玩味之處。

《Sugar Blues》的攝製動念起因是她在懷孕時確診患有妊娠糖尿病,為了自己,更為了肚裡的胎兒,這位傷心的女性與憤怒的母親多方求醫,也開始追查糖的真相,透過專業醫生的解說,糖之為害,並不在於糖的本身,而是人們容易在大腦的獎賞機制,在胰島素的過分作用下,對糖產生了過多期待,吃進了太多的糖,糖和酒精與菸品一般,都會讓人成癮,導致細胞老化,或者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

糖害議題近年來陸續得到醫學團隊的研究證實,楚可娃進一步追查糖產業的運作實況下,更發現糖商品太過誘人,商機無限,即使自己也因而罹患糖尿病,仍然繼續開發含糖產品,認真面對糖害。然而,《Sugar Blues》最不凡的筆觸是楚可娃不惜拍出自己大腹便便,卻得飽嘗糖害煎熬的模樣,她不是自戀,而是有切身之痛,更能掌握感同身受的糖害悲情,毫不忌諱,更不避嫌地就從自身與母親的主觀感受出發,大剌剌追問及追擊糖害諸病,那種急著想要知道真相,不甘心被糖給耽誤今生,並且禍延子孫的人母心情,她追出的真相,也就更能引發共鳴。

楚可娃不只是一位紀錄片導演,用斜槓來介紹她的經歷及成就,至少還可以加上教育家/藝術家/時事評論/女性主義者等頭銜,她最得意的創作理念就是:「我沒有挑揀議題,而是議題自己來找我。」《Sugar Blues》出自為人母的憂焦,《利絲佛萊:藝術無界(Lise Forell:Sem Frontieraa)》則始自現場驚豔的心靈撼動:就在一次參訪巴西的旅程中,她目擊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在舞池中擁著一位俊俏黑人瀟灑自在地跳著舞,她的神采、年齡差距和膚色種族的差異吸引了楚可娃的目光,因此追出了這位和她同樣來自捷克的老太太竟然是巴西著名的畫家。

身體的解放,讓女性得著了自由;創作的鬆綁,則讓藝術擁了自主飛翔的靈魂,楚可娃選擇了繪畫世界不可或缺的「畫框」做為畫龍點睛的一筆,畫框的傳統角色是烘托畫作,不能喧賓奪主,有畫框為界,畫作就能讓觀者的目光與神思自由出入迴旋。

然而挑揀畫框只是這位高齡畫家利絲顯示畫家身分,自報山門的起手式,接下來,她拿著空蕩蕩的畫框框著自己,成就了一幅立體的自畫像,又要求家人逐一拿起框架,走進框中,觀眾因此得能見到她的家族中有黑有白的混血成分,再聽見她對血緣的評論:「這個兒子很會賺錢,卻捨不得花,希望他們的孩子不要像他們這般小器。」俗人用相片留存家族記憶,老畫家卻是用畫框完成她的家族素描。

然而,楚可娃的畫框論述卻另外還有兩個層次,她先要利絲走到海邊,拿起木棍,隨手在沙灘上畫出了一個方形框,然後大浪來襲,方框就此毀於一浪,隨後走過沙灘的路人,無人知曉此處原本有她的沙畫。她怕大家沒看懂,接著又把那只空畫框,透過堆沙方式立放在沙灘上,不管是有鴿子走過,或者滾動海浪做背景,出現框中的都是立體動態的景物,不再是往常的二維平面,可是一陣大浪襲來,畫框倒了,碎裂入海……這一連串的畫框意象不就在說世人先在框架上熟悉紀律,最後唯有甩脫框架限制,才能得著自由。

利絲是出身捷克的德裔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只能亡命天涯,但她很想得開:「既然世界要毀滅了,就趕快談戀愛吧。」偏偏有了肌膚之親的第一個男人也嫌憎她的猶太血統,氣得她想盡辦法讓男方終究還是娶了她,「然後,我就離開了他。」

利絲就是這麼敢愛敢恨,畫作中不時會凸顯女性的器官,「因為遮起來反而更奇怪」,她也愛用鮮豔色彩及構圖畫出把握當下、及時行樂的人生理念。即使子女成群,卻不時和二、三十歲的小男生談戀愛,她的名言是:「愛情可能消失,一旦消失了,就得放手,不能像舊衣服一樣一直留著。我是孩子的母親,我有能力養育他們,但是我的私生活不關他們的事。」這位受不了氣虛老男人的畫家,七老八十了依舊迷戀牛奶加檸檬的美容術,

盼能洗淡臉上的雀斑,也坦承如果家裡沒有女傭打理大小瑣事,她就沒空也沒心作畫,她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人生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種」理念。

已經辦了五年的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是台灣很敢挑戰禁忌的影展,雖然映演環境不盡理想,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因選片怪奇,兼具了激進又尖銳的敏感議題,加上藝術與紀錄的雙向運作軌跡,讓人得以瞧見另類電影的展演可能,屬於不會空手而回的特色影展。

幸福綠皮書:舉重若輕

電影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改變人心。看完一部電影後,世界不會就此變得更好,然而電影勾畫的願景,卻可能成為你願意去追尋的目標。

本屆奧斯卡在爭議聲中落幕,有人嫌拿下最佳影片的《幸福綠皮書》「淡化」也「美化」了美國的黑白種族問題,白人霸凌黑人的現況其實慘烈百倍,所以很多黑人導演對這種給獎結果嗤之以鼻,然而《幸福綠皮書》傳達的大和解訊息,未必真的政治正確,卻是很多人的私心祈願。

《幸福綠皮書》遇到各界放大鏡的檢視與批判,或許和兼任編導的Peter Farrelly採用點到為止,不多做批判的輕喜劇風格有關。因為,明明議題如此悲情,何以卻處理得如此輕快?殊不知「舉重若輕」原本就不應是原罪,而是「知易行難」,沒有三兩三,根本做不來的藝術化境。

Peter Farrelly信奉與採行的是19世紀盛行一時的「佳構劇(pièce bien faite)」理念:布局綿密,首尾呼應,極盡巧思;對白機智雋永;關鍵時刻也會蹦出旋乾轉坤的解決方案。更重要的是,佳構劇「讓觀眾哭、讓觀眾笑,讓觀眾等下去」的撩撥與懸念元素,無一或缺。


另外,他也採用了公路電影的公式來帶出故事:旅程過後,主角心性必有體悟,傲慢必然馴服,偏見必然修正。Peter Farrelly接下來再採用「顛覆」、「對比」和「意外」三招,在可看性極高的情節誘引下逐步進入核心議題。

所謂顛覆,就是挑戰傳統。

黑人曾經世代為奴,所以美國都建國快兩百年了才爭到投票權,長久以來白人尊貴、黑人卑賤,白人有經濟優勢,黑人常居文明弱勢。然而《幸福綠皮書》卻是黑人老闆請白人開車當司機,還要保鑣兼管家,權力與位階的改變,就是很有劇場效果的前提設定,隨之而來的黑白互動,不管是主從關係,人生價值的辯論,都能開拓觀賞視野。

對比則是趣味源泉。全片的對比手法又分為三個層次,各有巧趣。

首先,白人司機「大嘴東尼」(由Viggo Mortensen飾演)是看見黑人用了家裡的杯子喝水,就乾脆丟進垃圾桶的人,說好聽是他有潔癖,其實就是偏見與歧視。

然而,為了掙錢養家,他得屈居下座,仰視「薛利醫生」,面對「要你為黑人工作有問題嗎?」的質疑,也得委屈將就,這就是「形勢比人強」的「現實」。


這個「黑尊白卑」的現實卻只存在他們的車子裡,一路南行的旅程中,不管是要尊為上賓的演奏家就近到野外上廁所、成衣店不准黑人試穿西裝外套,或者你可以在餐廳中表演,卻不能在此用餐,甚至主人只能住進綠皮書中的旅館,司機等級卻高級許多的「現實」,都是一把把真實的利刃戳破了黑人神話。

其次,「醫生」一心追求文明,精熟白人世界的禮儀規範,談吐文雅、穿著高貴,彈起琴來瀟灑自在,但是就算有錢的白人願意花錢聽他彈琴,他也覺得自己很有氣質,但一下台就打回原形,他依舊只是個黑鬼而已!

反而是「大嘴」快樂地做「真人」,他有著俗人的通病:不愛扣上衣胸扣,菸癮奇大,開車時眼睛不愛看路,還滿口粗話,卻很能享受手抓炸雞,還快樂吸吮手指的本色樂趣,眼看著醫生主人受委屈,會嚷著說「他們如果趕我到外面上廁所,我會尿在他們的客廳裡」的大嘴,最後會出拳打警察,也就一點都不意外了。


是的,再怎麼用文明或文化來「包裝」,白人還是瞧不起黑人;白人可以快意恩仇,黑人卻是動輒得咎,醫生有錢請白人司機,卻無力改變歧視現況,但也唯有在這個節骨眼上,醫生才夠格斥責大嘴小不忍則亂大謀,脫口說出「訴諸暴力絕對贏不了,要贏唯有保持尊嚴,尊嚴能夠戰勝一切」的生存哲學,又即時展示「靠著打電話給司法部長的關說才能脫困,其實是『人渣』」的人格高度。大嘴沒得還嘴,只能自嘲說:「靠,我比你還黑!」這種反諷手法既悲情又悲壯。

《幸福綠皮書》的契約精神是要大嘴確保醫生跑完全程,若有閃失,酬勞打折,從「利害關係」出發的黑白關係,卻在「九局下半」的最後一站演出「情義相挺」又兼顧「人性尊嚴」的大暴走,讓雕琢得太過用力的「佳構劇」得能大逆轉,既釋放出一路積壓的委屈,又讓原本以為只要彈好蕭邦,就能討好白人的醫生得能稱心快意地在族人面前彈唱自己的歌,嘗到了他一直享受不到的「本色」滋味,人生不再唯利是圖,自然就雲破見月了。


至於寫信情節,則是最浪漫的對比書寫。大嘴白字連篇,流水帳的白目家書,說明了白人只是膚色白,文盲老粗多的是,醫生教會他用文學比方寫信,固然是黑人比白人有學識有教養的表徵,但是東尼找到訣竅,用自己的風格寫信,成為親友口中的莎士比亞,不也是讓人會心一笑的文明進化?至於全片最後一句對白,大嘴的妻子對著醫生說:「謝謝你幫他寫信!」丈夫的能耐,枕邊人最清楚,一句感謝話,多少真情意,這才是畫龍點睛的犀利一筆。

公權力對黑人的霸凌,一直是黑人族群心中的痛,《幸福綠皮書》中出現了四回警察,不論是放話找碴、言語挑釁或者色厲內荏地奉命放人,都符合了黑人心目中的警察刻板印象,偏偏最後卻在風雪夜中出現了一位善心警官…哪一種的警察描寫才合乎真實呢?從寫實轉到祈願,《幸福綠皮書》釋放的和解訊息,未必符合黑人看待的轉型正義,卻是平凡又實在的人性祈願:因為了解才會尊重,學會尊重就有了尊嚴。

2019OSCAR:多少豪傑

愛就是愛,硬要選個最愛,難道不傷神?有了最,難道其他就不愛了嗎?

好就是好,硬要選個最好,難道不扼腕?有了最,難道其他就不好了嗎?

《羅馬》、《沒有煙硝的愛情》、《小偷家族》和《我想有個家》我都愛,也慶幸自己得能看見這些精品。

如果沒有《羅馬》,波蘭導演帕利科斯基的《沒有煙硝的愛情》應該可以在奧斯卡上再創佳績,4年前他才以黑白電影《依達的抉擇》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如果沒有《小偷家族》,黎巴嫩導演納丁.拉巴基的《我想有個家》理應拿下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如今這4部精彩作品都擠進了同一個獎項上爭奪小金人,人生競技場上一直上演著「既生瑜,何生亮」的拔河戰,獎只有一個,遇上了,落敗了,未必代表技不如人,而是美學品味上沒能投緣。

《羅馬》在今年奧斯卡盛會上,一連入圍最佳影片、外語片、導演和攝影等10項大獎,《沒有煙硝的愛情》則同樣在外語片、導演和攝影3獎項獲得提名。同樣有美到讓人流連忘返的黑白攝影,同樣有聽過就難忘記的聲音印象,前者聚焦一年風景,後者追述十年光影,前者淡而有味,後者濃烈不膩,對於藝術片的愛好者而言直如手心手背的寶貝肉,只想兼顧,不想割捨。

《羅馬》的聲音有情有戲,還兼及時空參數,澎湃又繁複;《煙硝》的歌則是愛情的緣起與一世的糾纏,定情、傷情到補情,都有樂音牽動,細膩又纏綿。《羅馬》是聲音包圍戰,氣場綿密,《煙硝》則是中央突圍,還有盪氣迴腸的餘韻。就像素什錦遇上了蘿蔔燉肉,焦點不在誰好誰壞,而是當下的你更想吃哪一味?

《羅馬》的厲害在於主配角人人有戲,而且面面精彩,不但狗屎有故事,就連鼓號樂隊也來搶戲;《煙硝》把好戲集中主角身上,但是他們身旁也各有著有緣卻無份的戀人配角,即使只是驚鴻一瞥,他/她們容忍主角追尋最愛,包容無悔的大度,同樣緊揪人心。

《羅馬》與《煙硝》同樣迷戀黑白攝影,同樣相信黑白影像最宜追憶似水年華,也最能捕捉悲歡離合的人臉神采,愛過的耽溺,恨過的惆悵,都鐫刻進反差鮮明的光影中,兩片都是黑白精品,值得一看再看,但是《煙硝》工筆寫情,像小說,《羅馬》快筆寫意,像散文,小說比散文,誰又比誰高明呢?

《我想有個家》、《小偷家族》和《沒有煙硝的愛情》一路從去年的坎城影展爭鬥到今年的奧斯卡。其中,《我想》和《小偷》同樣描述著失親家庭的折翼小孩,在天寒地凍的人倫悲劇中,《小偷》像是紅泥小火爐,還有微溫,能聚攏老少遊民,《我想》則是北風加寒流,沒有救贖,只剩唏噓。

《小偷》給了各世代遊民不同的肖像素描,卻弱了小男生的家世背景,《我想》的大人有人生而不養,有人想養卻沒能力養的兩大類型,分類略嫌刻板又簡單了些,但是兩位相差十歲,卻得相依為命小男生,餐風宿露找沒奶水喝的生命困境,卻寫實到讓人不敢直視,不論是表演難度或者戲劇濃度,《我想有個家》都更勝《小偷家族》,但是前者嗆辣似白乾,以刀濺血;後者似溫潤清酒,有煙火和戲水調劑,終究還是看口味偏好的選擇,白乾與清酒誰來分高下?

在眾聲喧譁的年代中,所有的電影獎都只告訴你結果,不會告訴你理由,因為一旦給獎理由量落了文字言詮,必更引發爭議。因此電影獎的結果都只反映了評審的品味與選擇,誰負誰勝只有天知曉,一切就交給時間吧,十年百年之後還有多少人願意討論這些作品,或許才是最後,也最公道的仲裁了。

2019OSCAR:多少聲音

以前,我們都是用眼睛看電影,今年的奧斯卡獎提名電影中,除了眼睛之外,你還可以打開耳朵來品評電影,不論是呼聲最高的《羅馬》或者三部音樂掛帥的《一個巨星的誕生》、《波希米亞狂想曲》與《幸福綠皮書》,甚至民權電影《黑色黨徒》的編導都在聲音上雕了不少細工。串流正紅,黑人當道,聲音魅力抬頭,正是2019年最鮮明的三面風向大旗。

串流正紅,指的是Netflix這間影音串流平台,今年一舉拿下了15項提名,僅落後好萊塢傳統巨人迪士尼與派拉蒙兩項。至於包辦了十項提名的《羅馬》,更在Netflix強勢造勢下,可能創下串流平台電影拿下最佳影片的首例。《羅馬》的造勢兵分兩路,一方面廣邀有投票權的影視名流進戲院看片,領略Netflix旗下作品聲光品質並沒有因為一開始就設定串流平台而偷工減料,改到大銀幕上放映,大家才發現有名導背書,《羅馬》的聲光要求更勝好萊塢大片;另一方面,Netflix也沒忽略那些來不及到戲院看片的影藝學院會員,串流平台隨時隨地都可看片的便捷性,讓人得以及時趕上進度,知道該如何投下手中這一票。懂得兼顧這種傳統與科技的媒體攻勢,就已說明了Netflix何以能在短短9年之間茁壯成影音巨人。

小螢幕的聲光畫質難道就不如大戲院?Netflix用《羅馬》推翻這種偏見,《羅馬》導演Alfonso Cuarón曾以《地心引力》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與導演獎,名氣響亮又龜毛,Netflix投下巨資讓他放手去拍自己的童年往事,他要重建1970年代的墨西哥街景,好啊,他要任用沒名氣的墨西哥女演員擔綱,全程講西班牙語,打英文字幕,甚至轉用黑白影片呈現,Netflix也都沒皺一下眉頭,這些好萊塢想都不去想的膽識與勇氣,不但成就了《羅馬》,也擦亮了Netflix的招牌。

至於柯恩兄弟獲得Netflix金援的《西部老巴的故事》,也在Netflix完全尊重創意的前提下,讓六段故事中的主人翁以獨特唱腔唱著另類的西部歌謠,說起繞著死亡兜轉的荒謬劇,主角可以對著鏡頭說話,可以靈魂飛天,可以中槍不死…主流電影不願碰觸的敘事冒險,只要經過名導的妙手點化,照樣在奧斯卡的劇本、服裝與歌曲提名中綻放光芒。

Netflix帶動的是一場影音平台革命,不必再到戲院去看電影,確實危及了電影院的生意,然而Netflix全球訂閱戶已將近1億4千萬,作品一上架就有億萬影迷能觀看,時效與品質又都兼顧,一個新興的影音地球王國就此誕生,電影人再難視而不見,何況Netflix今年編列了80億美金(天啊,2400億台幣)來拍攝與採購電影,其中更有20部新片預算在2000萬與2億美金之間,難怪胸中有夢,想拍良心作品的名導演紛紛走上了串流平台。

不過,《羅馬》能夠拿下十項提名,半點都沒僥倖,從場面調度到聲音重建,Alfonso Cuarón都立下了傲視好萊塢的高標。他拍攝這部作品的初心是要追憶墨西哥老家1970年代的似水年華,而且是透過一位女僕的觀點重回那個年代,聲音的重建工程堪稱是全片最大亮點。

一開場就只聽見刷刷刷,刷個不停,其間穿插了潑水聲、腳步聲、收音機樂音,還有水影反射的一架飛機從天而過,一位女僕的日常就這樣湧現;結尾時,女僕走上樓梯結束日常雜務,庭院中百聲迴盪,前後左右先後傳來行車聲、叫賣聲,空中還有飛機掠過的嗡嗡聲,那個時代的空間音場就這樣再次浮現了。

《羅馬》的音場除了時代感,還有濃濃的戲劇感。例如,街頭暴動那一天,女僕羊水破了,緊急送醫時,先是困在車陣中,趕到醫院,急診室裡人聲雜沸,哀叫頻傳,轉進產房時,還有臨盆產婦在呻吟,偏偏醫生又聽不見嬰兒心跳,人影和聲線亂成一團,然後女僕眼睜睜看著無聲嬰兒被拉了出來,蓋上白布……從喧鬧到寂靜,痛到深處無聲怨的傷痕美學,何等震撼!

例如,不會游泳的女僕,看著戲水的主人家小孩正被海浪捲向海中,她要不要走向浪頭比她個頭更高的海中救援孩子?Alfonso Cuarón的攝影機一路跟著女僕走向海中,然而,闖進觀眾耳朵的卻是一波強過一波的海濤聲,聲聲入耳聲聲驚,一再往上奔竄的海浪聲幾乎把觀眾都淹沒了,這種驚嚇,永生難忘。

《羅馬》用聲音重建時代,也用聲音暈染戲劇氛圍,功力超強。然而,黑人導演史派克.李卻另有聲音玩法,他執導的《黑色黨徒》就顛覆了雙簧技法,用聲音騙術訴說了一個黑人警官臥底三K黨的傳奇。

三K黨最恨黑人,其次是猶太人,《黑色黨徒》卻讓黑人與猶太人聯手顛覆三K黨,電影中黑人警官說起白人腔英語,連自詡白人菁英的三K黨首腦都信以為真,至於猶太警官替代黑人上陣,一位用聲音演戲,一位用肉身瞞混,《黑色黨徒》用這種匪夷所思的喜劇手法揶揄白人菁英,還真的起了大快人心的效應。至於電影借用《亂世佳人》、《一個國家的誕生》的片段,揭露長期以來的種族偏見,並點明助長三K黨氣焰的影音濫觴,再搭配白人開車撞死黑人的暴亂紀錄片,就在一國之君川普也明顯偏袒白人時,出現一面破碎的、顛倒的和變色的美國國旗,顯現了導演史派克李批判美國方興未艾的白人力量的勇氣與火力。

同樣地,在影片中夾帶「黑人出頭天」訊息的作品還包括《黑豹》和《蜘蛛人:新宇宙》,前者是黑人漫畫英雄票房亦可輕易破億,後者則是江山代有蛛人出,黑人膽識、身手以及突破前輩公式框架的勇氣,在瀟灑的口哨聲中也讓人看得直呼過癮。

不過,針對黑白族群議題真正提出進步觀點的電影則屬《幸福綠皮書》,這部進化版的《溫馨接送情》,老闆成了黑人,司機則是義大利白人老粗。老闆是才華洋溢的鋼琴家,但到歧視黑人的南部巡迴演出,即使掌聲如雷,但是只能住進綠皮書上的便宜摩鐵和黑人餐廳,才藝與膚色涇渭分明的種族歧視,蔚成莫大諷刺。

類似這種尊你才藝,卻輕你膚色的傲慢浮世繪,其實是對白人種族歧視更深層,也更有力的一種書寫了。

今年奧斯卡有三部電影在音樂表現上讓大家看見了完美或殘缺。《愛,滿人間》吃虧在半世紀前的前傳《歡樂滿人間》實在太經典,每首歌曲至今都讓人喜愛傳唱,作曲家Marc Shaiman使盡渾身之力完成的音樂,只能說中規中矩,符合音樂劇傳統,唯獨少了感動人心的旋律,因此也就沒有了口耳傳唱的感動。

相對之下,《一個巨星的誕生》用主題歌「shallow」說服大家,再透過伯樂不掠人之美,讓千里馬現聲/現身主唱,終成一代巨星和一世戀情,一以貫之的音樂本色,更添全片賞心悅目的聲色能量。

至於描寫皇后合唱團主唱Freddie Mercury一生傳奇的《波希米亞狂想曲》,雖然都以老歌為主,但是光從Freddie不流俗同,只問曲好,不管風格或長度的堅持,那種狠絕,那種高度,都還是音樂人視作標竿的楷模,Freddie的崛起,很勵志,Freddie的殞落,很警世,這亦是電影能夠提供的社會教育附獎了。

希臘導演Yorgos Lanthimos作品風格一向古怪,然而《真寵》中呈現的英國宮鬥戲,兩位女角分別從泥巴中崛起,從泥巴中失勢,劇情首尾呼應,就讓古典戲劇中侯門海深的權力競逐有了火力戰場,權臣和近侍的勾心鬥角、唇齒交鋒、不惜以身體換取權力的描寫,雖說結果多數都可預期,但在演員勁力拔河下,依舊讓人引頸期待,其中,Olivia Colman演活了那位既老又醜,甚至優柔寡斷,望之不似人君的女王最是有力,尤其後來坤綱獨斷,割袍斷愛的轉變,都讓人看了瞠目結舌,只要細聽她從欺善怕惡的怯弱,逐步調整到大聲喊出本意初心的聲音表演,你就見證到了一位女王的誕生。

重看經典:霸王又別姬

25年前的舊作修復重映,竟然還可以創下1200多萬票房,《霸王別姬》再次證明經典永遠有市場,修復則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霸王別姬》是至今唯一一部拿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華人作品,關鍵在於編導演對於京劇滄桑與文革激爆都有精湛描敘,前者妙在瘋魔,後者痛在背叛

不打不成材,這是科班孩子都曾有過的夢魘,「要挨多少打,才能成一個角?」電影中,越想越怕的小癩子就這樣尋了短;真心想成角的小豆子則是幾度糾纏在「我本是男兒郎」或者「我本是女嬌娥」的身心錯亂中,好不容易參透了兒女關,就再也回不了頭了。京劇武生朱陸豪日前重看《霸王別姬》,想起自己曾在棍下學藝的往事,依舊膽戰心驚,卻也不禁感嘆說,在嚴禁體罰的當下教育環境中回首舊日噩夢,「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的淬鍊情懷,儼然已成了不合時宜的舊思維了。

棒下練功的苦只是皮肉痛,真正的苦則在「不瘋魔,不成活」的頓悟。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瘋魔有二:首先,他人是真戲假做,他則是戲真情更癡,師兄小石頭是假霸王,小豆子他則是真虞姬,一頭鑽進虞姬角色中,就此靈肉合一,而且戲裡戲外「說好」都要「一輩子」的,才會死槓著情敵菊仙;其次,藝術無國界,天涯酬知音,遇上真懂戲的伯樂,他願唱盡平生,管你是鬼子或漢奸,寧死亦無悔。

然而天下戲子最怕的就是唐突莽夫,中日戰後,國民黨軍隊重返北京,大鬧劇院,經理出面調停,一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引來2019年台灣觀眾的滿座笑鬨,這些只有台灣人最有感覺的笑聲,充分印證了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要重讀經典》中所說的「經典是初次閱讀時讓我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之作品」,飽受惡鄰霸凌的台灣人,無需對號入座亦能明白這句白爛口號的政治意涵,陳凱歌畫龍點睛的一句台詞,不只是一句滑頭的順口溜,也道盡了政治騙術的本質,更落實了卡爾維諾所說的:「經典是具有特殊影響力的作品…它們會在我們的想像中留下痕跡,令人無法忘懷。」

至於《霸王別姬》的文革素描,則是更驚心動魄的人性寫真。以階級鬥爭為核心信念的共產黨透過親人之間的相互「揭發」,激逼出人性最醜陋的劣根性,不管是段小樓細數師弟為戲霸或為日本人唱堂會的往事,高喊「打倒程蝶衣」或者是徒弟小四出賣了程蝶衣,甚至忍無可忍的程蝶衣也終於揭發段小樓與菊仙時,兄弟情緣,盡付一炬,政治狂潮下,霸王屈膝了,虞姬折節了,哽咽悲涼的胡琴聲,為懸樑的菊仙送行,也狠狠鞭笞著還對共產政權有浪漫想像的愚夫蠢婦。

《霸王別姬》記錄與呈現的是一個舊日文明的瘋魔異象,但是人性的愚並沒有過去,邪惡的「揭發」行徑換穿不同的外衣繼續在當代人生中扮演著紅衛兵,黃安嚎囂、鄉民群毆,看戲的人隨時都可能成為戲中人,這是一部重新修復的經典電影,意外附贈的現代啟示錄?

羅馬電影:聲音的重量

電影的前五分鐘,只看見地上一攤水,傳入耳朵的是持續不斷在刷地、掃地和沖水的聲音,你不需要看見正在清掃的女僕,聽見聲音,你就可以想像出鏡頭之外的她正在做些什麼事。然後,地上的水攤倒影中有一架飛機無聲飛過。

電影的最後五分鐘,女僕拿著衣服走過後院的長廊樓梯上樓進了房間,再也沒出現,鏡頭一動不動,天上有雲在飄,院樹的葉子輕輕挪移,你似乎聽見有人騎車過去,有人輕聲叫賣,左邊有鳥叫滑唱,右邊有人開窗。然後,一架飛機飛過,好高好遠的雲端深處,隱隱約約傳送來氣流擾動聲。

墨西哥導演Alfonso Cuarón的《羅馬(Roma)》是一部用聲音來建構時間與空間的「追憶似水年華」。為了重現1970年代的成長記憶,他用開場戲的刷地潑水聲,展現了女僕的日常;至於結尾戲的百聲迴盪,則是召喚回那個時代的空間音場了。

聲音的重量,透過聆聽,確實是最便捷的量秤方式,《羅馬》自從拿下2018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之後,就成為各影評團體高度重視的作品,年終回顧很難略過不談,Alfonso Cuarón的藝術成就其實是影像/聲音的綜合展現,從場面調度到鏡位移動都先勾勒出一個情節飽滿的戲劇世界,並在聲音的強力輔助下,讓戲劇濃度更臻高峰。

例如在街頭暴動的那一天,女僕的羊水破了,得緊急送醫,先是困在隧道的車陣中,好不容易才趕到醫院,急診室裡都是動亂受傷的人群,哀叫頻傳,轉進產房時,也有好幾位產婦正在臨盆接生,醫生聽不見嬰兒心跳,必須急救,於是一陣手忙腳亂,各種儀器和雜沓腳步聲,再加上醫生的打氣聲和產婦的喘息聲,然後嬰孩被拉了出來,卻不曾啼哭,女僕只能張著雙無助也無力的雙眼,看著護士蓋上白布……從喧鬧到寂靜,痛到深處無聲怨的傷痕美學,何等震撼?!

更震撼的還在後面。這位不會游泳的女僕,親眼看著主人家的小孩在海邊戲水,正被海浪捲向海中,她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一步一步走向浪頭比她人更高的海中救援孩子?

Alfonso Cuarón在海上搭起一座平台,再操作機械手臂一路跟著女僕走向海中,然而,觀眾眼睛看見人都快滅頂了,耳朵聽見的則是一波強過一波的海濤聲,這時,影音的綜合效應不再是加法效應,而是焦慮懸念無限擴張的億萬立方效應了,聲聲入耳聲聲驚,此情此景永生再難忘。

聲音可以紀實,從中重建一個時代;聲音可以暈染,從中營建一個氛圍。仔細聆聽《羅馬》的聲音細節,你就更能明白電影的魔法了。

給自己的情書:老台北

台北市北門城樓的重見天日,是文化史上的大事,因此公部門撥出經費,以「台北地景公共藝術西區設置計畫」,讓黃明川導演完成了從建築檢視時代變遷的《給自己的情書》。

這部電影並不全然是紀錄片,黃明川刻意加入了女性角色,既是當代探幽訪勝的女郎,也是一百年前在咖啡館陪客的台灣女子,然而黃明川無意拍成劇情片,所以女郎容貌雖好,身世卻如謎,他無意往下深究或解釋女郎背景,只讓她們成為歷史資訊的誦讀者。

電影類型,不是黃明川的重點,台北城/台北人的前世與今生,才是。他特別選擇從「手」切入:一隻女性的手,透過不同角度的特寫凝視,觀眾看到蔥細的手指,滑過北門的石牆,沿著塗有白漆的溝縫,「撫摸」過漆面剝落,材質凸凹的木面,再滑向粗厚的石材。手的撫摸帶著節奏,帶有感情,形成了全片用「情書體」來解讀歷史的精準意象。

電影的旁白亦是女性,就在女郎用手觸摸著過往「皇權」實體的城牆時,女聲唸著「以前,時間是從這個城門穿過去的;如今,時間是繞著這個城門的周圍跑」,觀眾眼中看到的景物卻是兼具觀光、考古使命的女主角已穿越了黝黑的城門通道,撞見了車如流水,聲音雜遝的門外風景,外面是強白光,裡面是陰森暗黑,形塑了古今明暗相對映的點題書寫。

女體與城牆,就像筷子的兩箸,交互輪替,不可或缺。黃明川透過現代女體穿越城門尋訪歷史,另外亦請她們扮起百年前的咖啡廳女郎,想像/揣摩著百年前的台北女郎在日本人帶進的西方文明消費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一切就像是陳柔縉在「台灣西方初體驗」一書中所寫的「有妙齡女郎陪喝咖啡,情色與咖啡同香,就是70-80年前咖啡廳教人瞠目的所在」,畢竟1933年出版的「三六九小報」中,對於當時風行的咖啡店風情就有著「…群花招展,肉屏風也。蠻腰巧折,天魔舞也。唱片妙響,流行曲也…盛哉珈琲店,尖端時代之寵兒也」的立體描寫,於是黃明川再度聚焦女角的手,這回換成了男性觸摸,女性笑閃,再搭配詩人翁鬧的〈淡水海邊寄情〉詩句:「…尚未十六的花蕾

非出賣肉體的妳!現在還住在寂寞的房間嗎?」直接就挑明了父權年代,女性只能做為欲望消費品的歷史情境。

不過,緣起於北門重見天日的《給自己的情書》,還是以相當的篇幅來細說城門典故:從北門的面北,以承皇恩,帶出城門上「承恩門」匾額的緣由;再以總督府直對東門的建物坐向,點出日本人「日出之國」的向東情意句,都要言不煩點出歷史趣味,然而,黃明川著力最深的則是逐一從歷史圖庫中找出清帝國時期的東、南、西、北門舊觀,比對被國民政府當家後,盡棄舊時閩南城門樣式,改換成華北古典建築樣板的「新建」與「新詮」,然後再透過旁白來質疑此舉是否為貶抑閩南,獨尊中原的「父權」理念?

拆掉舊朝文物,其實是新朝權貴都會做的事;帶來西方風貌的新建築,同樣也是新朝展示政績的手段,差別則在於施政主軸有無美學藍圖?拆除清代台北城牆始自日本,甚至直接拆掉了式樣最華麗的西門寶成門,黃明川的鏡頭驚鴻一瞥捕捉了四年前透過裝置藝術手法重現的西門意象,頗能撩動思古幽情。接下來,他一方面不厭其煩地從大稻埕浴火重生的市街情貌,說起前塵往事,另一方面則從日本總督府、總督官邸、台北公會堂及勸業銀行舊址,有的是巴洛克式建築,有的則是具非洲風情的設計理念,逐一說起帝國官員對經營一座首善城市的理念,再比對國民政府當權後,中山堂的樑柱上偷渡出現的「梅花」,或參照紫禁城興建的中正紀念堂,所有烙印在建築物上的政治手痕,都難逃歷史檢驗,這或也解釋了黃明川何以會用陰文與陽文並陳的片名之章來印記全片。

其實,有關日治台灣時期的文明探討所在多有,黃明川在片中提供的「觀點」卻更有趣。日本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就是他的秘密武器,因為他是第一位進駐總督府的日本總督,也是歷來19位總督中,唯一死於任內,卻也在遺言表明要葬在台灣的總督,其家屬也真的把他葬在三板橋日本人公墓(今台北市林森公園內),但是這個公墓後來成為國民政府安置舟山及海南島民眾的區塊,龍蛇雜混,違建林立,後來因改建公園,明石元二郎家屬又來遷墳要改葬三芝墓園,黃明川就是少數在當時拿著攝影機記錄下這段遷葬史的影像工作者,19年前的他渾然不知日後會有一部這樣的紀錄片等著他,然而當時他記錄下的影像,卻也成了台日歷史上最鮮活也最動人的一頁(甚至還因為拍片找到了明石元二郎的書法墨寶),無心插柳亦能成蔭,這就是這封情書的珍貴所在。

唯一的遺憾是演員的表演雖然給了《給自己的情書》不同於一般紀錄片的氛圍,然而不盡到位的唸白(那是新生代很難迴避的台語障礙),以及刻意提供歷史資訊的口白內容(例如:台灣的咖啡從那兒來的?)讓觀眾看到他們就出戲,猛然就會從豐盛的歷史圖庫中醒了過來,或許因為喘口氣,再繼續看下去,也才會讓這部縱橫百年的歷史影片有了更多咀嚼空間。

肉身搏天:奇觀的必要

行為藝術的展演,如果沒能創造讓人震驚的「奇觀」行為,就未必能夠引人細思其欲傳達的核心思想;然而只顧渲染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觀」情緒,少了冷靜思考的空間,不也容易錯失了焦點?黃明川導演剛拿下英國南安普頓國際影展最佳紀錄片大獎的《肉身搏天》就有一場奇觀與內歛的辯證拔河。

奇觀來自藝術家楊金池的肉身,他在名為《殺了我或改變!》的演出時,收集了3萬只空鋁罐,放置在10公尺高的一具懸空圓形籃網裡,他就站在網下,要在20秒內承受著從天而降的3萬只空罐。

奇觀之一可以從數量檢視:3萬只空罐何等龐大?這個數字來自世人如果一天喝一瓶飲料,以平均壽命80歲來計算,這一生至少會用掉3萬只鋁罐;之二則來自重量:3萬只空罐有3噸重,當頭落下,不只疼痛,更可能活埋藝術家;之三是藝術家透過這類「自殘」或「自虐」的行為,能否讓你感受到人類的過度消費,正如何折磨著地球?

楊金池的《殺了我或改變!》,曾先後在紐約和台北演出,只要現場目擊,肯定撞擊極大,要拍現場紀錄,一定會從仰角、俯視和全景,全方位來捕捉及放大這個奇觀,黃明川確實有這個規畫,甚至還捐出自己的手機放在地面,拍下3萬只空罐臨空落下的層層堆疊壓力,然而,他沒有用慢鏡頭改變奇觀速度,亦沒有直盯著「受難」的楊金池五官,「特寫」他的身心煎熬,甚至連配樂都只是窸窣碎音,放棄受難史詩慣用的壯麗樂音。

黃明川受過扎實的商業攝影訓練,深知放大、重複與煽情是操縱觀眾身心的速捷手段,可以為卻不為,他放棄了煽情的加法與乘法,「節制」到只求記錄「原汁原味」,讓觀眾只能在「還沒有看『過癮』」的心情下去體會藝術家的肉身殘痛。誇大容易行銷,黃明川採行減法的「自律」則更幾近「紀錄」與「再現」的本質,「可以為卻不為」毋寧是更引人思考的美學抉擇。

因為從片名《肉身搏天》中,精確傳達出天的「大」與人的「小」的雙重意象,人的決志,攸關藝品高下。黃明川選擇從人出發,因為楊金池有一張破碎的臉,他的人生拚搏史,也是一則肉身搏天的人間印證。

楊金池左臉的顏面肌肉和神經萎縮,嘴巴歪斜、說話又漏風,從事這些奇觀表演時,臉部線條更在壓力下呈現一種既扭曲又驚悚的淒厲感,然而這款不完美的外貌與受傷世界的創作對話,更像是肉身與靈魂的一闕悲愴奏鳴曲。亦即是透過兼具著藝術家與環保鬥士雙重身分的楊金池那種受傷又備受煎熬的肉身,檢視他透過作品想要探索的地震核災、北極融冰等生態議題,在「自虐」與「被虐」並列的共振下,讓觀眾撞見了不只是藝術揭露的殘忍世界,也看到了正在活生生上演的殘暴人生。

《肉身搏天》從議題到表現手法都異常沉重,再加渲染,勢必就誇大失真,還原藝術現場和正被病痛折磨的肉身,不加料的真實,本身就能夠散發出極巨大的能量,黃明川的美學堅持,讓楊金池的理念能在不媚俗的冷靜氛圍中,提供咀嚼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