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瑤:揮手告別夕陽紅

瓊瑤(1938-2024)

生前,瓊瑤以她的筆,編織無數夢幻;今天,86歲的瓊瑤以「自主」行動走完人生,引發「安樂死」議“論。

我可以體會瓊瑤的心情,但是也沒忘記她在2018年接受訪問時提到的:「即使是《雪花飄落之前》,我也是用親身經驗告訴大家,死亡應該是要讓人們「自然地來、自然地走」,不能加工後才離去。」如今她選擇的離開方式,勢必又會引發討論,格外讓人唏噓。

那次訪談中,瓊瑤很驕傲自己一直走在時代尖端,「我率先在《窗外》中描述了師生戀,也在《碧雲天》中帶出代理孕母話題,安樂死的善終話題亦是我率先打破禁忌,呼籲大家重視。」她今天選擇「優雅的告別」,雖然不意外,卻還是心驚。

去年四月,再次拜訪瓊瑤,得到她親口允諾:「你們要以影展方式放映『窗外』,就做吧。」

她也說會考慮做口述歷史,但是我相信,她寧願自己寫自己。無需找人代筆。誰的文筆比她高明?如今,願夢成空,只能從她的作品中想像她的追尋與堅持了。

瓊瑤最初是在稿子上一格一格寫下愛情小說,後來電腦取代稿紙,她天天上網,打字飛快,臉友有問必答,「自從我學會大易輸入法之後,我就迷上了鍵盤書寫。」

但是,瓊瑤沒有遺忘爬格子的時光,把過去所有手稿都裝訂成冊,可以清楚看見她如何一筆一劃寫下青春綺夢,每頁字跡都是那麼工整有力,手上生繭的劬勞,只有作家自己明白。

雖然我曾提醒瓊瑤,這些文物都應放到恆溫恆濕的國家庫房典藏,也要逐頁數位化,希望瓊瑤家屬能夠妥善處理。

瓊瑤生前告訴我的最後一則故事是:她的《六個夢》第一版其實收了七篇小說:《婉君》、《追尋》、《啞妻》、《三朵花》、《生命的鞭》、《歸人記》和《流亡曲》。

除了《流亡曲》,全都拍成了電影:《婉君表妹》、《啞女情深》、《花落誰家》、《明月幾時圓》、《第六個夢/春盡翠湖寒》和《深情比酒濃》。

其中,《婉君》是寄給皇冠。但因平鑫濤剛剛接編聯合報副刊,需稿孔急,文章直接改登聯副,就此一鳴驚人。

中影公司連忙花了一萬元買下版權,請李行接連拍了《婉君表妹》和《啞女情深》,叫好又叫座(但是瓊瑤對「表妹」一詞有意見,因為就不是表妹,而是童養媳)。票房雖好,但是言情愛慕電影,牴觸中影宣揚政策的使命,中影總經理龔弘宣布只拍兩個夢,後續就不拍了。

此時的瓊瑤已經成了電影圈的搖錢樹,天天有人登門買故事。不堪各家施壓,瓊瑤回頭宴請中影大老,表明她想比照中影價格,加倍買回其他四個夢版權。

中影困於政宣使命,無法在商言商再拍瓊瑤電影,只好割愛,結果成全了聯邦公司,趕上瓊瑤風潮,同樣賺了不少錢。

瓊瑤加倍買回版權,再賣出版權時,是否加倍再加倍?我忘了問。以後,自己小說自己拍,應該也是瓊瑤經營有術的高明策略。

去年四月訪談的最後,瓊瑤不忘走到欄杆旁,對著淡水河的暮色,笑著吟誦:「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不料,就此永別。

今天家屬公開的告別影片,使用了李叔同填詞的「送別」,第一段最後兩句歌詞是:「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她的安排,自有深意。

這篇文字,就算一點心意:「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以下摘要整理2018年訪談時,幾段精要:

答:《窗外》前半段確實來自我的人生經驗,但很多故事其實是來自我書迷提供的真實經驗。例如《匆匆,太匆匆》,便是源自有位男大生寄了一箱寫給女友的情書給我,強調這些內容如果適合,就請寫成小說,不適合寫就全數銷毀,我徹夜讀完這批信件後,立刻請他到可園小聚,一夜暢談,很快便完成了這部小說。

至於小說的用字語句,確實是各有時代風貌,「談情說愛」是古人常用的詞,在保守的年代裡,戀愛中人確實需要「談」情「說」愛,而且不是只有說「我愛你」就足夠的。五十年前,如果談情說愛的技術很差,可能連女友都追不到,小說角色的「談」情「說」愛就是那種情境的重現;現在可能不需要這麼多詩句堆疊,只要一個表情符號,就能開始「談情說愛」。

我是一個一旦投入便全力投入的人,我幾乎成天都埋首在工作裡,甚至經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時,幾乎都趴在書桌上寫稿,寫著寫著,至少寫出兩千多萬字。

我寫愛情小說時,心情非常愉快,當兩人甜蜜或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時,我也會進入到愛情的氛圍裡;寫到悲劇時,也經常邊哭邊寫,幾乎就是「蠟炬成灰淚始乾」。

答:我不會否認寫過的愛情,但只有一句話我想否認,那就是:「愛可以到天長地久!」我現在懂了,愛是無法天長地久,因為死亡終究會使人分離,當相愛的兩個人都不在了,也沒有其他人會在意他們的地久天長。

另外,我也想跟年輕人說,愛情是有階段的,不要以為永遠是濃情密意,那是不可能的。愛情從猜測情意歸屬的醞釀期,再到甜蜜的熱戀期,若走入婚姻,兩個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男女自然會有適應期,如果適應得很好,這家庭就會走入溫馨期,老夫老妻後,更是從愛情轉往親情,最後則是死亡帶來的離別期;但若雙方適應不良,那就是風暴期了。

答:我出生在對日抗戰時期,一路跟著父母逃難,生活非常艱苦,父親雖然是大學副教授,但薪餉不足以養一家五口,經常三餐不繼,一個月常是二十天吃大米,其餘十天只能吃紅薯。既然從小就沒有什麼娛樂,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書,而且我看的書中外小說皆有,如我愛讀《西遊記》,喜歡看吳承恩的書寫方法,一句「且看那妖」,隨後就用三百字形容妖怪德性,有趣極了;我也看許多外國翻譯小說,從珍‧奧斯汀的作品到那個年代被視為禁書的俄國小說,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與屠格涅夫的小說。

母親哄小孩入睡的方法很特別,她不愛唱童謠,而是吟唸《唐詩三百首》伴我入眠,因此我最大的娛樂就是在腦海裡做夢、想故事,靠著這些夢想填補轆轆飢腸。

我想,既然能夠在書本裡找到快樂,我也能寫出讓人感動的故事來,所以很早就開始動筆寫故事。

我非常重視角色的命名,因為一看角色姓名,大家就能知曉角色的出身或家庭背景,也能帶出很多聯想,例如《庭院深深》中的章含煙,身分是個茶園女工,卻取名為「含煙」,一聽就知道她絕非普通女工;如果角色出身書香門第,名字自然就要帶有書香味,若是出身窮人家的孩子,我則會取相對普通的名字,如《彩雲飛》的小眉。

答:我的書名命名可能很古典,但內容我認為即使拿到現在看,還是非常現代,像是《煙雨濛濛》女主角跟父母相處時的尖銳,以及面臨困厄的反抗等描寫都很現代。我的書不太受時間限制,也不會受到時間淘汰,我的讀者從十三歲到八十歲都有,甚至第一代讀者可能都比我大二十歲。

我認為古典詩詞會豐富作品,但我從不曾在古典詩詞裡找故事。《在水一方》就是我先寫好了小說,才扣進古典詩詞的象徵意義。受到熱愛詩詞的母親影響,確實我寫作時,有些詩詞就這麼自然地從我的腦海裡跑出來,如《幾度夕陽紅》描寫抗戰時期學生的流亡歷程,以及來到台灣的生活轉變,怎麼樣用一句話概括呢?細想後就是《三國演義》開頭的:「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群主角經歷動亂離散後,可不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嗎?

魏子雲先生曾問我,明明寫的是現代故事,卻又取個古典書名,難道不會有不協調之感?對我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因為書中這麼多人物,各自的命運都不同,但「幾度夕陽紅」這五字就能點出他們的際遇,即使讀者不知道書名背後的意涵也無所謂,因為大家每天都能看到夕陽,也是個瑰麗的名字。

至於《窗外》呢,當初平鑫濤原本是否定「窗外」這個名字,因為覺得像是散文篇名而非長篇小說,「過輕」了些;但我很堅持,非要「窗外」不可,因為我認為人都活在窗子裡,但一直巴望著可以走出窗外,「窗外」最能貼切呈現少女情懷。我要他冒個險吧,結果這一冒險,就成功了。

答:林青霞。我認為她最能表現出這些女主角靈性與味道,我常想,如果我沒寫出《窗外》,當年才十七歲的林青霞如果不是就這樣演出了她的第一部作品,她的命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相處得非常好,不拍戲時就愛窩在我們家,那時有很多人在追她,知道她在我家,也直接上門找人,我還得去問她「這人妳見不見」?

另外,高凌風念文化大學時,因女朋友是我的讀者,這群大學生就常來我家玩,我親眼看到了他們曾愛得如此火熱,但女友到美國後另外嫁人,我就依據他的故事創作了《女朋友》;後來拍成電影時,我特別指定要高凌風來唱主題曲,因為這是他的故事,應該由他來唱,高凌風就此出名。

如果當初小說沒改編成電視劇,林心如、趙薇、馬景濤等人的命運可能也會全然不同,我一個人的一支筆居然會牽動很多人的命運,「蝴蝶效應」好像還是真的存在。

答:最有名的批評文章應該就是李敖一九六五年在《文星》雜誌發表的〈沒有窗,哪有窗外?〉,李敖比我早出道,已頗有名氣,我才剛出道,但我看了篇名很納悶,他認為:「沒有窗,哪有窗外?」但明明我看到處都是窗,我認為李敖連我的書名都沒看懂,也因為李敖跳出來第一個罵我,後來帶起一系列罵瓊瑤的風潮,我是認為挺倒楣的,為什麼會碰到這樣的怪事?

後來很多人寫文章罵我,有人宣稱沒看過我的作品,就寫上幾萬字來罵,沒看過就批評,實在不負責任。甚至還有人寫了兩萬兩千字罵我,其中兩萬字完全抄襲我的作品,他的意見不過兩千字,我實在不齒這些人,後來也不想接觸這些文章,畢竟我的時間是拿來工作,不是拿來浪費的。

我是無神論者,人就這麼一輩子,雖然我的一生有許多挫折,也不是那麼快樂,但即使被罵,我也是被罵得很精采,畢竟沒多少人可以像我這樣被罵。

答:身為作家,看到很多人將我的作品搬上大銀幕,當然是驕傲又開心,原本只是文字描繪的角色,能夠變成活生生的人物,那真是一大樂事。尤其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是作者、出版社、影視公司的三贏,當我賣出版權時,我都會尊重他人的詮釋方式,但若改編得太爛,我也會直接出來罵人。所以最後便乾脆自組電影公司,親自擔任編劇,每場戲的分場、台詞都自己寫,就是希望改編後不會走樣。

我跟別的作家比較不同之處,在於我經歷過小說、電影、電視等不同載體的創作身分,甚至為了宣傳的需要,還為電影和電視主題曲填詞,我很挑剔的,每次至少都要聽過十首以上,選好了才填詞。

答:我的創作就是瓊瑤的創作,瓊瑤可以活多久沒人知道,總有一天,人們會忘掉曾經有瓊瑤這位作家。文學史未來怎麼稱呼或定義我的作品,對我來說沒有意義。在台灣還只有反共文學的年代,我的小說完全改變了台灣文藝的風貌,不過我反對人稱我的作品是言情小說,回頭檢視我的創作,親情其實比愛情更多,我也寫流亡學生、甚至代理孕母等。我認為,我的作品是超越那年代,甚至走在時代前端的,因此更偏向文藝小說。

劉家昌:影歌雙棲鬼才

劉家昌(1943年4月13日—2024年12月2日)

華語歌壇和影壇公認創作鬼才。

一部「月滿西樓」揚名立萬,

一曲「梅花」傳唱全球華人社區,

快人快語是本色,

文思如泉湧,隨處皆可寫歌的快手快腳本事,

更是他走紅娛樂圈三十年,作品逾三千首的關鍵。

台灣電影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呼風喚雨,左右逢源。談起風光往事,他總是滔滔不絕,但是我更想聽他談的是那些他還沒有實踐的夢想,還想拍的最後一部電影……

率真,是劉家昌給人的第一印像,他月旦人物,總是單刀直入,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雖然近年來的政治言論,依舊快意恩仇,卻難免讓人覺得他已然不合時宜,人微言輕,不但是他的感慨,也是眾人對他的印象,但他依舊不顧一切自掏腰包,就為了發表自己言論)。其實,就算是清算自己的遺憾,他也一樣率真直接,不避諱以前老為了義氣,急著出頭幫朋友解決燃眉之急,匆忙之間,一切都沒有累積。

他就是相信倘若能再拍最後一部電影,一切都會不一樣。就像是他生前最後一次的訪談中,他依舊懷抱著龍虎山的開發大夢。

他的談話,我相信一半。他說起自己的夢想,就算是天馬行空,但絕對是真心的。只是真要有這個機會,昔日友黨再次圍繞身旁,大哥性格一上身,血性義氣還會是他的第一選擇。

才氣,是劉家昌在那個年代快速崛起的條件,人稱鬼才的他確實能在最緊迫的時空壓力下完成音樂和電影作品,這種「救急」的工匠性格與才華,讓他左右逢緣,但也稀釋了他的華彩,1984年11月發生洪旭隊長緝拿十大槍擊要犯林博文時,中彈殉職的不幸事件,劉家昌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就拍出了《洪隊長》電影,想搶在元旦上映,不料劉家昌鬧了笑話,把蔣經國頒給洪隊長的輓額「忠勇足式」,譜成了「忠勇的足式,光榮的楷模」的歌曲,「忠勇足式」變成「忠勇的足式」不但文法不通,更是誤讀了總統美意,慘遭電檢委員批評,但是中影上映在即,來不及重製歌曲,只能修改字幕,含混過關,想要救火,反而火燒中影,都是劉家昌始料未及的事。

當時,我就坐在電影檢查室,獲許陪著電檢委員審片的媒體記者。電檢委員的觀後感就成了我的獨家頭條報導。劉家昌沒怨我,沒怪我,多年後還是接受我的訪談,細述他的電影與配樂人生。

一輩子拍過近百部電影,寫過三千首歌,不可思議吧?很多電影,他拍過就忘了,很多歌曲,人們也不復記憶。不過,時光篩汰不走的近五十首歌曲,不管是「只要你活一天」、「往事只能回味」、「梅蘭梅蘭我愛你」、到「獨上西樓」、「小丑」與「晚安曲」……在在標識著他在青春極盛時綻放的光花。

以下就是他在2001年接受我訪問時的文字稿。

答:我沒有一天學過樂理,也沒有學過琴,可能是我先天對音樂比較敏銳,我對數字完全不行,唯獨對音樂接受能力特別快。這一切得感謝我的兩位姐姐,她們從小就學鋼琴,不過,我沒學,因為家裡不主張男孩子去學琴,只是她們每天在家練琴,我就在旁邊聽,耳濡目染的結果,旁觀者清,對音樂的理解反而超過了一般音樂科系的學生。

答:很多人以為我的音樂是半路出家,自學有成的,所以連帶也認為我也是電影門外漢,錯了,我才是正統電影科班出身的,我在南韓長大,中學唸完之後,就考取了漢城俳優學院,這所學院相當於台灣的高職,整整唸了兩年半的電影課程,我們第六屆的同學後來都當了導演。我本來還想繼續唸藝術大學的影劇科,但是當年沒開課,所以我就以僑生身份,考進台北政治大學,開始了我的青春浪蕩歲月,因為我早早就在夜總會駐唱,人家還以為我是會鑽會攀才混成了電影導演,根本不知道我早就對電影下過許多苦功。多年後,林贊庭攝影師陪我到漢城拍「雪花片片」,看到那麼多的南韓導演同學來看我,才不得不相信說:「導演,你還真的是科班出身呢!」

後來,資深導演潘壘在台灣拍戲,找我擔任副導演,開始接觸台灣的製片事務,有空又去替許多台語片負責剪接工作,從拍片現場到後製工作我都有了第一手的經驗,也就是在幫台語片擔任剪接,才會遇上劉藝導演,他知道我通音樂,要我替「月滿西樓」配樂,開展了我的人生新頁。 

答:我一直不喜歡瓊瑤的詞,刻意求工,是滿吸引人的,不過反而不美了,從詞譜曲其實很微妙,詞越好,對仗得越正整,反而難寫曲,詞做得怪,做得不盡如人意,反而容易出現怪旋律,沒有一定的規格可以參考。 

當初我做「月滿西樓」主題曲時,第一個念頭就是以前的電影配樂都採管弦樂配置,我就要與眾不同,只用單一樂器,靠一把吉他淡淡的琴聲,就可以營造出和以前電影完全不同的音響感情。其實呢,音樂就是蒙太奇,畫面接畫面,有時很硬,很難接縫,但是加上音樂之後,生硬就會變順暢,掌握住這個訣竅,一切就順手了。

答:因為歌好記,好唱,把歌也處理成電影中的主戲,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在我參加國片工作之前,台灣電影有的歌只是黃梅調歌曲,其他的就是大樂隊的音樂演奏,其實,電影包含了「視覺與聽覺」兩項基本要素,但是傳統的樂隊演奏只扮演了襯底輔助的效果,份量不重,我則是替歌添加了許多戲劇色彩,從劇本寫作時就確定歌曲的角色,讓觀眾聽歌時也能對戲劇產生更濃厚的情感,把歌都記進腦子裡。坦白說,我的作法並不是創舉,我只是做得比較成功,所以,大家就開始一窩蜂跟著做,多了,就俗氣了。

答:一定要跟著劇情走,沒頭沒腦跑一首歌出來,觀眾都嫌你無趣,電影歌曲能不能受歡迎,只有一個秘訣;劇情越感人,就越容易被人記憶。作曲家最大的挑戰就是你寫的歌是唱過即忘的歌,還是stand song?(就是那種不受時間淘汰,始終屹立不搖的歌曲),張學友的「吻別」曾經紅遍一時吧,可是現在KTV裡還有幾個人唱呢?可是我的「一簾幽夢」到現在都還有人在唱,為什麼?因為電影歌曲是有畫面的,每次你再唱起這些歌曲的時候,電影畫面就會浮現出來,是電影劇情幫助我們記憶,重溫了當時的感動。

我寫歌還有一個必要條件,看歌曲內容決定給那位歌手唱,例如鳳飛飛就適合唱類似比較鄉土和日本演歌曲風的歌曲,你如果找了陶(吉吉)來唱就不對了,你要熟悉每位歌手的音路和特色,讓他們都能發揮所長,而且要從可以讓大眾琅琅上口的真心喜好中去找尋藝術的表現空間,不是在讓人悶得發慌或是昏睡過去的少數世界裡自己過癮。

答:我不知道我的靈感從那裡來的,往往是一拿到詞,就會有音樂曲調浮現,很神秘,很難說的。我必需強調偉大的藝術家都是感情豐富的人,請大家不要拿現在的緋聞觀念來臧否藝術家,他必需要有很多幻想,有很多的愛情慰藉或刺激,才可以在最平常不過的題材和故事中找到生命力,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光與熱,只要心裡洋溢著羅曼蒂克的情愫,一天寫四十首曲子也沒問題,所以我常說做藝術家的妻子最可憐,你得隨時接受丈夫精神或肉體「出軌」的考驗,藝術家如果少了羅曼蒂克的刺激,就像行屍走肉一樣,不會有光采的。

拍攝《晚秋》,寫下「我家在那裡」的時候,我正在追甄珍,但是我只是心裡有她,不時想她,心裡很豐足,但是歌詞裡一點沒有甄珍的痕跡,也沒有試圖在歌詞中夾帶什麼曖昧的情感,情真,曲就美了。

其實,「一簾幽夢」的曲子根本就是瞎打誤撞弄出來的,當時,我因為很討厭瓊瑤的故事和詞,不願意和她合作,白景瑞導演要我替電影作曲,我也是丟在一旁不願理睬。有一天,我在家裡和白景瑞、江文雄(片商)和張沖一起打麻將,製片追到家裡來,逼著要我交出「一簾幽夢」的曲譜,我只能連聲說好,就請製片說你來替打一把牌,然後,我就躲進廁所裡,順手拿起吉他,坐在馬桶上就叮叮噹噹彈了起來,曲子就完成了,誰也沒想到這樣被製片逼出來的曲子,竟然後來會那麼轟動。

問:你的歌曲寫作歲月,一定有很多這樣被人強逼之下才出來的作品?

答:這種故事坦白說太多了,有一次我要坐中午的飛機到美國去,製片就到飯店攔住我,要我在一個小時之內寫出四首歌出來,那就是沈雁的「一串心」和「我是誰」、楊帆的「揚帆」以及楊林的「不一樣」,四首歌曲風都不一樣,從「一串心」裡的「天上星星數不清,個個都是我的夢,縱然有幾片雲飄過,遮不住閃亮亮的情。心串串,心蹦蹦,臉兒紅,都是為了你。是你到我的夢裡來,還是要我走出夢中……」的輕快活潑,到「揚帆」中的「與我同遊大海,讓大海分享這份愛,快把那帆兒揚起來,乘著長風遊到天之外,夕陽希望和你我同航,晚霞也不願分開,我無奈手兒擺擺,因為船上已經裝滿了愛」的浪漫抒情,可以說都是夠水準的作品,一點不含糊的。對我而言,越逼得緊,真的就是有東西會跑出來,水準呢?就不用我多說了。

問:轟動中外的「梅花」是怎麼寫出來的?

答:那年是我們退出聯合國的時候,國際局勢風雨飄搖,蔣公還特別頒布了「處變不強,莊敬自強」的口號激勵民心,我也很激動,就想到日本有「櫻花」,韓國有「阿里郎」,但是台灣卻沒有一首可以代表國魂的音樂,當時我正在南部拍戲,人就坐在巴士車上,拿起破吉他,心裡想著要用國花─梅花來寫一首歌,就這樣完成了。

問:為什麼又是一把吉他帶給你的靈感?你特別鍾愛吉他嗎?

答:方便嘛,鋼琴又笨又重,不能跟著你四處跑,而且鋼琴貴,早期也買不起,吉他拿上手,撥弄幾下琴弦,旋律就出來了。後來呢,乾脆連琴也不用了,直接拿著歌詞就填起簡譜來了。當然,作曲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除了寫簡譜,還要有和弦概念,吉他的和弦相對之下相當單薄,如果在鋼琴上彈奏就比較完整,整個低音部份都會出來,音樂效果才會更強更感人。

問:有人說「梅花」曲調取材自韓國民謠,有這回事嗎?

答:絕對沒有這回事。台灣人就是心胸狹窄,看不得別人好,看我太紅了,寫得歌比國歌還要紅,就要搬弄是非。東亞的音樂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從中國流出去的,只是隔了海就有不同風貌。很難追述源頭,就像演歌明明是韓國的產物,被日本人發揚光大之後卻好像成了日本文化的一支。

「梅花」曲調裡使用的「LA MI LA MI」旋律真的是中國音樂,和韓國音樂無關的,只是我也必需說,音樂就在那Do-Re-Mi七個音裡轉來轉去,難免就會碰到近似的結構,像我寫過兩千多首歌,人們以為我只會學一些溫柔情歌,其實像「夢鄉」這種快歌同樣也是我寫的,我不說,你也不會相信的,作曲家只能追求自我超越,別人眼紅要怎麼說你,你也辦法教人不說。

「梅花」招忌其來有自,因為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會唱嘛。我寫流行歌曲的時候,香港星馬那裡有廣東歌的空間呢?後來我不寫了,香港有多久不唱國語歌了?要比去出去比,不要自以為是,自己關在家裡自吹自擂,走得出去,能讓世人都接受,才是傳世的作品。

答:「梅花」的創作前提是為了激勵愛國心,中國人打中國人,能夠激勵愛國心嗎?只有中國人抵抗日本人才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故事就在這樣的前提下展開的,我主張大中國主義,但是我沒有省籍族群的盲點,「梅花」能在那個特定的時空下發展成為全世界中國人愛唱的歌曲,或許就因為這樣的動機吧。

答:在我之前的電影歌曲幾乎都是黃梅調歌曲,大家都習慣用音樂來代替對白,男女主角明明可以好好說的話,卻動不動就哇地唱起歌來,音樂過門時,還得走東走西擺出各種身段,非常的不自然,看起來奇怪極了。電影中的音樂只有自然地浮現,讓你完全感受不到音樂的源頭,人就已經完全進入音樂的氣氛中,才是成功的。

這個奧秘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懂的,剛開始傻傻笨笨的,總以為歌詞是四個字一句,所以分鏡時也是四個字一個鏡頭,一句一句去拍,結果是一句才唱完,鏡頭就一跳,一首歌就這樣跳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模樣,慘不忍睹。

後來每天在剪接室裡研究,才慢慢懂得去包裝和設計,要去計算音樂的長度,再來按排鏡頭運動的方式,千萬不能該到演員要唱歌的時候就帶到他的嘴,最好是歌聲都已出來了,鏡頭才自然跳回到演員的臉,不要讓人覺得演員在那兒等著要去唱歌,更不是唱歌的人才要換氣,畫面也跟著換了,那種大家一起換的感覺往往就是錯亂。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四字一句的分鏡法,改成五字一句,或是六字一句,鏡頭和音樂的配合節奏就活了,不再局限於我們閱讀歌詞時所理解的框框,畫面不必逐字逐句跟著音樂做異動,一切才自然,自然是電影音樂迷人的關鍵所在。

答:是的,事前的分鏡表要清楚,才不會浪費底片和力氣,可是就算你已經照著音樂的長度去拍攝畫面,還是有算得不夠精準的時候,還是得在後製剪輯時候,適度地增加或刪剪畫面,所以你還是得有一些空鏡頭備用。

答:不是,「黃埔軍魂」就是先有了劇本才有歌,但是劇本裡早就寫明了那一場戲要加歌進去,例如教官要退休的那場戲,依照以前的慣例,這種帶有悲傷的場面就應該去配悲歌,但是我偏偏不要這樣,歌還是要唱,只是不唱悲歌,而是唱軍歌,這個場合上,全體官校師生一身戎裝,齊唱軍歌獻上最敬禮,營造出來的氣氛多悲壯啊,果然,電影一演出的時候,觀眾都哭得唏哩嘩啦,完全証明了我的理論,不是只有悲歌才能催人熱淚,軍歌也同樣有這種魔力,不要刻意製造悲傷,卻能散發出更強大的悲傷,那才是功力。

所以呢,電影效果裡有個最重要的概念:劇中人痛哭失聲,觀眾卻無動於衷,那就是失敗的;演員都沒哭,觀眾卻已經老淚縱橫,情緒潰堤了,那就是成功的

答:那是因為別人只顧著去做大導演,我卻去做朋友。我有許多電影都是因為片商遇上了檔期,可是手頭上沒有片子,於是就央著我趕快拍一部電影上檔,我有點小聰明,知道怎麼樣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來拍完,我的原則就是絕不超支,絕不逾期,說多久交片,絕對在那之前完工,以至於很多我拍過的電影,坦白說,如果我現在還記得起其中的故事或是一場戲,我就是條狗!

那時候,中影找了當紅的旅日女星翁倩玉拍《愛的天地》,約早都簽了,可是一直沒動作,最後檔期只剩九天,她就要回日本,實在沒辦法,就找我幫忙,我二話不說,八天就拍完了,第八天晚上還擺殺青酒替她餞行,第二天一早送她上飛機。還有一次是蔣經國看了一本「天地一沙鷗」,很欣賞,中影奉命要來拍攝同樣的勵志題材電影,當然就是找了最能充分配合的我來執行,否則怎麼趕得上書的流行熱度呢?

答:梅長齡是我尊敬的長官,他是軍人出身,不懂藝術,怎麼來拍電影?但是他愛才,知道我能幹,就充分信任我,當時我的脾氣很壞,加上家庭鬧革命,老婆離婚了,生活一團混亂,可是他就能支持我信任我,一部戲接一部戲拍。碰到這樣的長官,你能怎麼辦?當然就是全力回報,我不但替中影拍戲,也鼓勵他拍攝大場面的戰爭電影如「英烈千秋」和「八百壯士」,一再替他吶喊加油說不要怕,電影拍得越大,回收才越大,事實証明,梅長齡是中影歷史上最有成績的總經理。

答:因為那是條好歌,詞也美,「自己跌倒自己爬」的理念永遠可以激勵人心,埋沒了很可惜,所以就重新整理了拿出來用,事實上,歌詞旋律配合得都很好,電影效果很強。我個人寫過不少好歌,有的是剛出來的時候被人忽略,例如「街燈下」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後來隔了一段時間才傳唱開來,一直流行到現在,主動向大家推荐一些我喜歡的舊歌,找到新生命新意義,不也是滿好的嗎?

答:勞勃懷斯的《真善美》。那才真的是天衣無縫的作品,厲害得不得了,堪稱是經典中的經典,那一首歌的出現都是那麼自然,唱著唱著就出來了,劇情和人物性格都在裡面。

更厲害的是「小白花edelweise」那首歌,男女全家人給逼到逃亡前夕還得上台唱出這首歌,用清純來突顯他的無辜,用清純來對照政治的無情與迫害,戲劇張力已經被逼到最緊急的高潮時分,從小朋友的嘴中唱出這首歌,誰不動容?音樂太做作,太刻意了,就不美了,一定要自然。就像亂世佳人》的結尾,費雯麗緩慢但是堅決說出她要重振家聲的心願時,鏡頭往上一帶,主題音樂響起,那麼強烈的戲劇效果,讓人一輩子難忘。

答:法國導演克勞德李路許。他的電影我每一部都沒有錯過,從《男歡女愛、《愛情生活」到《戰火浮生錄》我都愛不釋手,其中最佩服的就是《愛情生活》,別人要用五六十分鐘,用半部電影才能描寫的先生外遇,太太傷心的故事,他用幾個鏡頭就交代清楚了,例如「太太」→「火車站送行」→「丈夫口袋中的火車票(發現丈夫根本沒去)」→「火車上的臥鋪(想像丈夫出軌的歡情聲音及認錯的旁白)」→「眼淚(火車奔行鐵軌的隆隆聲,象徵天人交戰)」→「紅綠燈(象徵何去何從)」→「十字路口(象徵徬徨出走)」→「人生角落上一個孤單的落寞女人」,八個鏡頭說完一個故事,每個鏡頭都有意境,什麼話也不用多說,劇情都交代完了,多精彩啊!

當然啦,維斯康堤的《洛可兄弟》和羅勃班頓的克拉瑪對克拉瑪》也是我佩服的作品,我特別要提的是《克拉瑪對克拉瑪》的攝影NESTOR ALMENDROS,那麼平凡的家居生活,故事都是自然光的條件下發生的,他的攝影就有辦法讓所有的人物都是只有一個影子,不像我們怎麼打燈,畫面上的人物就是三個影子,怎麼也打消不掉,這一點,人家就是比我們強。

我是個從不在乎別人對我看法的人,很自我,也很自大,但是我對於自己的導演人生就這樣過去了,其實是深深覺得有一點可惜的。沒有耐心,是我最大的致命傷,討厭一個演員時,我會把他的戲份壓到最低,一個鏡頭也不給他,甚至想盡辦法讓他從影片裡消失,故事也還圓得過去,因為我有點小聰明嘛,可是這樣一來,一定就會傷到我的骨幹,再加上我脾氣暴燥,沒有耐心去等一個鏡頭,沒有耐心去等太陽或月亮,拚命為了檔期趕拍電影,最後都傷到了我自己。

只要還有機會,我會拍出我這一輩子最後一部電影《中國第一夫人,描述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女士的故事,世界上的第一夫人都風光得很,只有她,兩袖清風,沒錢買機票回俄羅斯老家,在台北洗頭,還被人家趕到一旁,要她等著,我要從她和蔣經國相戀到定居台北的歲月滄桑都拍進去,一生清白,對照動亂史詩,夠為我這一生的電影事業畫下句點的。

答:拍電影和做音樂都一樣,要有天份,要有感覺。台灣混得人太多了,都是半調子,看不到有頭腦有感覺有活力的人,史匹柏不是九歲就拿起八釐米攝影機拍短片了嗎?台灣的錄音師對自己的工作有多了解呢?我要不是自己蓋了間錄音室,每天泡在裡面研究錄音技術,我也不會知道以前的技術有多瞎混。熱愛工作,全心全力投入,走出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個性。

川瀬健一:台灣電影史

提到《梁山伯與祝英台》,一般人想起的是1963年李翰祥執導,凌波、樂蒂主演的版本。

但是,早在1953年3月,台灣就已經放映了應該是廈(門)語片版本的《梁山伯祝英台》,由廈門出生 香港發跡,本名曾谷芬的鷺芬飾演祝英台,黃石飾演梁山伯。

電影廣告註記著「台灣語發聲」,想必是一般人分不清廈門語和台灣話的區別(我也不知如何區分辨識)。

專攻台灣早期電影史的日本學者川瀨健一今贈送給我了超過900頁,重達兩公斤的的巨著:「1952-1953台灣上映電影研究」,收集了這兩年台灣上映的7000多部電影片名資料,而且提供了321頁的當時電影廣告做佐證(來源包括新生報,自立晚報、台灣民聲日報和中央日報)。

1955年出生的我,書上的每一張電影廣告,都是珍貴無比的電影史。廈語版《梁山伯祝英台》只是其中一例。

我還看見了港星白雲主演的《趙五娘》和《玉堂春》、劉恩甲主演的《陳三郎與與五娘》,全都標註著「全部臺語發聲」或「臺語發聲偉大巨片」。

顯然「臺語發聲」是當時非常能夠「吸引」臺灣民眾的訴求,未必讀得懂字幕,至少要能「聽得懂」對白。

「臺語發聲」的廣告詞訴說了一個時代的印記,就看研究者如何從海量資料的database中還原1950年代初期,香港語臺灣電影產業的運作情貌,設想:如果這些電影都是在台灣配音,誰來配?多少人配音?我充滿好奇。(換成是香港亦然,廈門語電影市場究竟有龐大?藝名小娟的凌波,不也是廈語片起步的?)

這本「1952-1953台灣上映電影研究」是川瀨先生自己出資七萬台幣編印的,第一刷只有60本,一般人可能沒興趣,卻是台灣電影史研究者很管用的參考書。

川瀨先生日本佛教大學畢業後,原本對台灣的佛腳和道教很感興趣,1981年專程來台參訪行天宮、龍山寺和城隍廟等宗教建築,卻在陳奇祿教授引路下,從符咒、年畫作品轉向到電影,44年累積了台灣早期電影史的基本資料庫,「希望能對有興趣的朋友們,提供有用資訊。」

這位日本朋友用他自己的力量與熱情完成的台灣電影史料,就看台灣人如何解讀享用了。

我在此向川瀨先生說聲:謝謝。

這本書還證實了:

01、Sunset Boulevard 1952年台灣上映片名叫做:紅樓金粉。

02,瓊芳登主演的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當年片名是:《巫山雲》,不是後來楚浮與伊莎貝拉艾珍妮合作的《巫山雲》

03,《羅生門》在台灣上映時,廣告不見黑澤明,沒走三船敏郎,只有女主角京町子。片商重女輕男呦!

04,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台灣片商改名為《處女心》,重鹹口味。

其實,每張廣告都有好多故事,值得細細品味。

亞蘭德倫:法蘭西俊美

生 日:1934年11月8日

星座:天蠍座

身高:178公分

嗜好:養馬

運動:打高爾夫和擊劍

收藏:藝術品。

最愛合作的導演:雷尼克萊門。

最崇拜的偶像:法蘭克辛納屈。

最常合作的明星:楊波貝蒙(六次)

戲裡最常演出的角色:小偷或職業殺手。

戲裡最常出現的結局:死亡。

英國大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拍攝史詩巨作《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ance of Arabia)》時,原本屬意亞蘭.德倫,但是亞蘭.德倫太紅了,排不出時間到沙漠拍戲,只好另外找了新人彼得.奧圖(Peter O’Toole)擔綱。

沒有人可以預料,如果亞蘭.德倫騎上駝峰,會不會一舉征服好萊塢?可以肯定的是,還好他沒演,否則,彼得.奧圖可能還得多磨幾年才能出人頭地。

七0年代中葉,小說家安妮.萊斯(Anne Rice)打算請亞蘭.德倫詮釋《夜訪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的路易斯一角,但是電影延宕了快二十年才開拍,亞蘭德倫不能像吸血鬼一樣長生不老,因而改由布萊德.彼特(Brad Pitt)擔綱,果然長江後浪推前浪,亞蘭德倫不能不退休了。

亞蘭德蘭大事紀

1934年在法國史瑟歐出生。

15歲被學校退學。

16歲加入法國海軍陸戰隊。

20歲以傘兵空降參加奠邊府戰役。

22歲退役,到餐廳當服務生。

1957年,23歲到坎城影展自我推荐,順利跨進影壇。

24歲 首度與楊波貝蒙合作《美麗少開口》。

25歲 演出《陽光普照》,並與羅美雪妮黛同居訂婚。

26歲 與維斯康堤合作《洛可兄弟》,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28歲 演出安東尼奧尼的《慾海含羞花》,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與模特兒演員妮可相戀,並產下一子。

29歲 演出維斯康堤的《浩氣蓋山河》,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30歲 與羅美雪妮黛解除婚約,另娶娜妲莉卡諾瓦斯。進軍好萊塢,票房平平。

33歲 演出梅爾維爾作品《午後七點零七分》,出版唱片《最後的探險》。

34歲 保鑣與好友陳屍在垃圾堆旁,媒體大幅報導他少年時期和黑社會掛鉤的往事,檢方最後無罪開釋他。

43歲 完成第一個劇本《無賴》

47歲 第一次當導演開拍《殺手無情》

50歲 演出《我們的故事》,獲得凱撒獎最佳男主角。

56歲 首度與高達合作《新浪潮》,再娶荷蘭模特兒羅莎莉。

63歲 柏林影展頒發金攝影機獎,肯定一生對電影奉獻。

64歲 與楊波貝蒙合作最後作品《二分之一的機會》,宣布息影。

教父心緒:艾爾帕西諾

首先,《教父》原著作者Mario Puzo是第一位拿劇本給他,邀他繼續演出《教父續集》的倡議者。然而,Al 拒絕了,理由是:劇本不夠好。

Al 對二代教父Michael的詮釋有深沉的無奈,也有陰沉的莫測高深,面對超級巨星Marlon Brando ,不但沒被吃掉,還能分庭抗禮,順利接班。他對角色的了解與堅持,有著自己的靈魂,即使Mario Puzo身為《教父》生父,也不能否定Al 確有獨到觀點。

正因為Al 一直對劇本有意見,製片最後採取「利誘」對策,邀他到辦公室面談,開門見山談片酬,一路從10萬美金往上加,加到了60萬美金,他都不肯點頭。最後製片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盒子,問他:「你猜裡面多少錢?」想知道答案,就得點頭,答案是100萬美金。

Al 的回答更妙:「我想聞聞錢的味道,感受手握百萬現鈔的感覺。」

點頭歸點頭,他有兩個條件:第一,他要柯波拉繼續執導;第二,他要參與劇本討論,寫出他想要的Michael 教父模樣。所以他還真的和柯波拉一起關進旅館,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來來回回討論劇本方向與細節。

身為教父,註定孤寂。只有利害,沒有朋友,屬下都要保持距離,親人也日漸疏遠,甚至哥哥Frado還想黑他殺他。拍片現場,全神入戲的他開始疏離其他演員,原本和飾演妻子的Diane Keaton無話不談,後來也形同陌路,人生和戲劇走上同一條不歸路,銀幕上的他才能具現那款高處不勝寒的淒涼落寞。

當然,《教父續集》最無情的場面就是他要對二哥咬耳朵告知真相,再給他告別一吻。

偏偏飾演Frado的John Cazale又是相交多年的好友,既然兄弟離心,只能辣手滅親,殺兄弟兼殺好友,成為他最淒厲的表演,最高等級的人性黑暗面被他冷若冰山的眼神詮釋得直鑽觀眾心房,再難忘記。

Al 也建議邀請Lee Strasberg 出飾Hyman Roth這個角色,電影中他是教父故友,卻也暗懷鬼胎,最後必須攤牌除掉;真實生活中,Lee Strasberg是他的恩師,從他創辦的Actors Studio演員工作坊中學會很多表演技法,如師如父,他來演這個角色,於公於私都像是在「弒父」,矛盾又痛苦。但也非得如此煎熬,才能刻畫出Michael的深沉與可怕,這一點說出了他對Michael又恨又怕的心情,Michael不是他,他更不是Michael,但他詮釋的Michael如此獨一無二。

在演出《教父續集》之前,他還接演了警匪電影《衝突(Serpico)》,再度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得知消息的那一天,他特地辦了場慶功酒會,算是他在拍片現場少數流露真性情的歡樂時刻,甚至也學到教訓,不敢再缺席奧斯卡獎頒獎典禮,免得被電影圈人視為不合群的劇場異類。

從《教父》到《教父續集》,Al Pacino從無名小卒變成百萬巨星,他的準備、堅持與犧牲,都是銀河浮沈錄的珍貴檔案。

昆西瓊斯:傳奇音樂人

知名音樂家昆西·瓊斯(Quince Jones,1933-2024)11月3日去世,享年91歲。

我只收集了三張他製作、創作的電影原聲帶《惡夜追緝令》、《新綠野仙蹤》和《紫色姐妹花》,不過,音樂印象都普普,沒有哼唱得出的旋律,和他並不來電。

倒是他的生命傳奇寫過一些筆記。例如日本作曲大師久石讓是他的超級粉絲,名字都是向他致敬。

久石讓本名叫藤澤守(Mamoru Fujisawa),早期作品都以藤澤守的本名發表的,1983年,因為心儀昆西.瓊斯(Quincy Jones),所以改名做Joe Hisaishi。其中,Joe就是Jones的日本音譯法,「Hisaishi」則是可以唸做「Kuishi」,近似於「Quincy」,顯然他想做日本的昆西.瓊斯,只是匆匆20年過去,Joe Hisaishi早已成為享譽全球的久石讓,一般人很難再連結他孺慕昆西.瓊斯的少年心情了。

至於「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這首慈善金曲,若非昆西跨刀,動用他的人脈影響力,幾乎不可能完成。Netflix紀錄片《那夜,金曲不朽(The Greatest Night in Pop)》就曾經描述擔任音樂總監的Quincy Jones在A&M 錄音室的門口貼了一張字條「cast your ego at the door」,意思就是告知參與錄音的40位巨星們,從Lionel Richie, Michael Jackson、Stevie Wonder、Ray Charles、Cyndie Lauper、Paul Simon、Tina Turner、Bob Dylan到Bruce Springsteen:把你的身段和或虛榮留在門外,我們來錄音做善事,不要再俗世那一套帶進來。

這張字條應該是音樂史最有歷史意義的一張告示了。

1985年,Quince Jones聲望如日中天,與Michael Jackson合作的Thriller橫掃全球,「We are the world」更是轟傳一時,連史匹柏執導《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時,也沒與一輩子的音樂夥伴John Williams合作,而是改請對黑人歷史、文化和音樂了解最深的昆西來配樂。

可惜電影拍得熱鬧浮躁,氣勢雖大,卻缺少感動與記憶點,那一年的奧斯卡,《紫色姐妹花》一共11項提名,昆西也獲得奧斯卡音樂和歌曲的提名,結果11:0,悉數槓龜,昆西再度與奧斯卡擦肩而過。

昆西.瓊斯音樂才情非凡,情史也相對精彩,他和德國美女Natasha Kinski的四年戀情曾經轟動一時,當時不知羨煞多少影迷/歌迷。

電影配樂只是昆西.瓊斯的副業,他的音樂人生該從流行音樂角度來書寫。我的文章,只是記憶隨筆。

師徒情:蔡揚名朱延平

1979年,朱延平加入蔡揚名團隊,應徵副導演,蔡揚名卻交給他一本小說:「小朱,你去寫成劇本。」

「劇本?我不會,我是來應徵副導演的。」

「你不是大學生?連劇本都不會寫?」

急著找工作的朱延平就被蔡揚名關進西門町的小旅社裡寫劇本,每天檢查進度,每天提出修改意見,就這樣一場戲接著一場戲琢磨,寫出《錯誤的第一步》劇本,結果拿下了朱延平這輩子迄今唯一的一座競賽獎座:1979 年第25屆亞洲影展「最富倫理道德價值意義編劇」。(2022年的台北電影節特別貢獻獎是第二座,但非競賽)。

「我師父手把手教著我修寫劇本,這才明白電影可以這樣寫。」朱延平從不諱言對師父的感謝。

學完編劇,跟著做副導演,「導演負責鏡頭前的演員,其他遠方的背景、燈光、臨演也沒有穿幫則是我負責盯。」有一天,蔡揚名卻問他:「小朱,你看今天該怎麼拍?」

朱延平那時已經跟隨過郭南宏導演學會一招半式(有招牌先拍招牌,再拍遠景,再拍人物,再拍特寫、側寫…….),也曾替江南等導演捉刀寫分鏡表,看過太多只掛名,不會拍戲的空心導演,心想:「今天又遇到一位不會拍片的導演。」於是就口沫橫飛講了十幾個鏡頭的拍法,蔡揚名點點頭:「我們正式來。」

結果,他根本沒聽朱延平的建議,急得朱延平在旁邊大嚷:「不對,不對。」蔡揚名反瞪他一眼:「你是導演,還是我是導演?」

朱延平的十幾個設計,蔡揚名只用了兩個,他成竹在胸,但也願意採納雅言,能夠用上一兩個,就是莫大肯定。

從此,朱延平努力研究劇本,就希望自己的設計能讓蔡揚名採用。「這種實戰教學最有用。」

蔡揚名說:「電影是要拍給大家看,雖然我已經做足功課,多聽聽別人的想法,好的就用,不是面向更寬廣?」

拍完《錯誤的第一步》,再拍《凌晨六點槍聲》,朱延平覺得自己已經有如黑道電影專家,一心一意要朝黑社會電影發展,沒想到蔡揚名卻要他去拍喜劇。一度讓朱延平不諒解,以為師父擔心徒弟搶飯碗。

「我觀察他做人處事,還有講故事的方法,認為他最適合喜劇。」蔡揚名說:「而且,喜劇電影適合阿公阿媽帶孫子孫女闔家觀賞,票房絕對勝過黑道寫實片。於是師父出面說服片商出錢,掛名蔡揚名,執行朱延平,許不了和楊惠姍主演的《小丑》就此誕生。

不料,《小丑》試片時,片商大怒,痛罵《小丑》是大爛片,如果會賣錢,他寧可讓蔡揚名打三巴掌,還撂下狠話:「我花了買西裝的錢,卻買到一件破汗衫。」

結果,《小丑》瘋狂賣座,許不了和朱延平都成了搶手貨。那位片商立刻改口,猛誇朱延平,邀他趕快再拍新片。

昨天,蔡揚名依舊穿著花式西裝,不改昔日台語電影第一小生的風流倜儻模樣,朱延平還是平常的一襲polo衫。師徒一搭一唱,說起往事,眉飛色舞。

穿西裝也好,穿polo衫也好,這對師徒從1970到1990年代連手打造了台灣商業電影的賣座時光。我慶幸自己即時寫下了「朱延平七日談」這本書,為台灣電影史留下雪泥鴻爪。

教父焦慮:艾爾帕西諾

Al Pacino接演《教父(The Godfather)》之時,除了導演柯波拉,沒人看好,出品公司Paramount一直希望找來比艾爾.帕西諾更有名,更有票房保證的華倫.比提或傑克.尼柯遜擔綱,但是柯波拉只鍾意他。

只是,換角傳言從未停歇,不只是要換艾爾.帕西諾,甚至力挺他的柯波拉也可能被換掉:理由都是小孩玩大車,撐不起這部電影。每天身處流言風暴,你可以想見他有多焦慮。

電影開拍十天後,柯波拉邀了帕西諾見面,當面告訴他:「你在幹什麼?為什麼完全沒進入狀況?」然後把這十天的毛片一次放給他看。

帕西諾覺得自己表演沒問題,電影是從教父嫁女兒的宴會順拍,穿著軍裝的帕西諾帶著女友Diane Keaton低調現身,他不想碰沾家族黑歷史,根本不想讓人知道他是教父的三兒子,更不想沾染黑道習氣,沒人注意,最好。越是低調單純,後來的接班張力才會出人意料,才夠強大。

但是,他的第一場戲就這麼低調不搶眼,看在投資人眼裡,原本的疑慮就更加倍了。「我們必須證明給大家看,你是最佳人選。」柯波拉如此告訴帕西諾,然後,他提前開拍了Michael在餐館裡槍殺黑幫老大Virgil Sollozzo和警察局長Mark McCluskey的那場戲。

低調是Michael的本色,也是他的保護色,黑白兩道沒人當他是個咖,沒人擔心他會鋌而走險。所有的理所當然,都讓Michael得以忍受黑白兩道的羞辱消遣後,藉口小解,從馬桶水箱裡取出暗藏槍枝,面無表情走回原位,從容舉槍擊殺兩位大咖。

這場戲是Michael的人生分水嶺,為報父仇,他沾上血腥,再也回不了頭了。這場戲也是Al Pacino的人生分水嶺。他保住了工作,也保住了Michael這個角色,柯波拉確實知道他千挑萬選的這個新人有多少潛力?多少能耐!

Al Pacino在回憶裡中另外透露一段秘辛。拍這場戲,壓力奇大。飾演黑道的Al Lettieri和警長的Sterling Hayden都很照顧他,不嫌他才剛拍過一部電影,不嫌他對黑道角色認識不深,不給他壓力,和氣帶他入戲。

但他還是很緊張,殺完人,他要衝出餐廳,跳上待命車輛逃走…….他很努力跑,努力一步跳上已經駛動的汽車,但是他失敗了,沒能跳上車,摔跌地面,那一剎那,看見工作人員一擁而上,擔心他受傷的焦慮表情,他心想:「完了,我搞砸了,我的《教父》夢想破碎了。」

這場戲後來另外請武行替身拍完跳車戲。開槍才是重點,黑白兩大佬看見他拔槍的驚訝表情,正是投資人看見Al Pacino表演的翻版。

一聲槍響,一位巨星就此誕生。聰明的柯波拉知道如何創造巨星,也創出他的史詩經典。

Al Pacino的回憶錄《Sonny Boy》很好看。

柯波拉:遲到的終身獎


美國電影中心(AFI , American Film Institute)在2024年10月29日宣布,名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 )獲頒終身成就獎,頒獎日期定在2025年4月26日。

是該說聲恭喜!但也必須說這個獎,來得太晚了!雖然,遲到總比不到好。

因為,Steven Spielberg在1995年就拿下這座獎了,比他早了30年。

因為,George Lucas在2005年也拿下這座獎。比他早了20年。

不是誰該不該得獎的問題,每位得獎者其實都有貢獻,而是論開創、論膽識、論技藝,他都是百年一遇的拓荒者。

他在1972年,整整52年前就拍出影史經典《教父》系列,從敘事風格到技藝美學,不知影響了多少電影工作者,一手捧紅的Robert De Niro和Al Pacino,分別在2003和2007年也獲得這座獎肯定,唯獨屬於他的榮耀來得實在太晚。

匪夷所思,卻也是他一生坎坷的實際註記。

對我而言,柯波拉就是暴起暴落,卻永不妥協的美國大夢想家。

柯波拉2006年接受時代周刊的訪問,總共有十個問題,包括《現代啟示錄》最早有個長版,但是片商不喜歡,嫌他把戰爭片拍成了哲學片,於是只好修剪修短。影片完成二十年後,才有機會推出完整版,他才算鬆了一口氣。

《現代啟示錄》雖然同樣是影史經典,卻因為拍得師老兵疲,他在投資人面前從一代宗師變成信用破產的「無良」導演。

他是夢想家,卻不是經營家。原本滿懷理想,成立了American Zoetrope西洋鏡電影公司,結合志同道合的同輩影人,希望能用現代手法找出最有創意、最快速又最經濟拍片方式,後來卻也陷入周轉不靈的困境,他的王朝神話很快就如南柯一夢崩毀了。

他形容自己經營American Zoetrope的時光,就好像一位老拿著腦袋瓜去撞牆的小伙子,一廂情願,憑著火焰熱情愛上了一個女人,偏偏那個女人根本就不要你。

單戀是苦,失戀更苦,愛上一個人,對方卻不領情,不但羞辱你,還讓你渾身是傷,那種痛,台灣許多熱愛電影的人都明白,我在閱讀這篇簡短的訪問錄中好像看到了一位癡情少男的涙水。

然而,柯波拉是我敬佩的導演,雖然說自從1982年的《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之後,他就不曾再拍出過讓我動心的作品,但是我覺得他就如同在《塔克:其人其夢(Tucker:The Man And His Dreams)》所刻畫的失敗英雄一樣,有一肚子的夢想,一肚子的不合時宜,一輩子的時運不濟,但是短暫的人生光芒,卻是那麼耀眼,即使失敗了也就讓人尊敬,因為他有傲人的靈魂。

例如他最初是從劇本寫作竄起影壇,也一直相信,一部好電影一定是因為先有個好劇本,所以他自己創辦的Zoetrope就一直舉辦劇本大賽,希望能寫出更多「寫作極棒,角色特殊,會逗得人神暈目眩的故事,也能傳授生命的真諦」的好劇本。

他在時代周刊的訪問中特別強調他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作家,目前正在計畫寫一本有關生命選擇的小說。面對這樣一輩子曾經大起大落的大夢想家,生活也許一度潦倒,名聲也許一度不堪,但是夢想不變,不減,不損,常常縈繞在心的,都還是少年的那個夢想……那真是我一心嚮往,卻力有未逮的人生境界。

電影應該也算是他曾經積極追求過的女人,曾經帶給他影史上頂尖榮耀,也曾經讓他從雲端上墜落凡塵。

但他沒有被失戀擊倒,爬起身,拍拍衣褲,還是繼續翻身做那位追逐彩虹的少年。

柯波拉,不管你的小說到底寫得好不好,只要繼續寫,只要繼續試,繼續追尋,我都會替你鼓掌的。

馬龍白蘭度:超人傷心

影迷或許都知道,Superman 的地球名字叫做克拉克(Clark Kent),未必知道他在Krypton星球上的本名叫做Kal-El。更未必知道他爸爸叫做Jor-El 。

影迷或許都知道,飾演Superman的影星叫做Christopher Reeve,卻未必記得飾演他父親Jor-El 的是Marlon Brando。因為誰來演好像都差不多,關鍵戲份在克拉克,不在他老爸。

影迷或許都知道,《教父》的編劇名叫Mario Puzo ,卻未必知道Puzo也是《超人》的編劇。就是他說服導演Richard Donner 一定要找Brando來演超人爸爸。

演出《超人》之前,Christopher Reeve只是新人,聽到能與超級巨星Marlon Brando合作,他非常期待也備感興奮,但是電影拍完後,他幻想破滅,面對採訪,坦言不諱,直指巨星太不敬業,從頭到尾都在虛應故事,不能以身作則,帶領大家前進。

《教父》確認了馬龍白蘭度超級巨星的歷史定位,我相信他是打心眼裡排斥漫畫改編電影。不過,《超人》在1978年開出的片酬是370萬美金加上11.75%的票房分紅,換算今日幣值超過千萬美金,而且只要工作12天,看在錢的份上,看在他想為美國原住民拍攝紀錄片,需要用錢的前提下,他還是點頭了。

可是,Brando 拍戲從不準時,導演三催四請才慢慢走出車房,懶懶上戲。據說一旦沒能在12天內拍完他的戲,還得加錢,導演被迫每天連哄帶騙才能請動大老爺。

而且這位大爺還不背台詞,現場得另外準備提詞板,讓他看稿演出。

這些誇張的大牌行為,看在菜鳥Christopher Reeve眼裏,完全不可思議,對偶像的崇拜之心完全幻滅。

但他不敢當場發飆,直到1982年,他已經以超人之姿征服全球影迷,又以《似曾相識(Somewhere in Time )》賺足觀眾眼淚後,才公開宣洩他的不滿。

超人家族縱使有超能力,但也挽救不了Krypton星球的毀滅,克拉克終究得來到地球,投靠新父親展開新人生。

Christopher Reeve公開批判Brando,等同「弒父」,讓影迷知道巨星的黑暗面,也才知道為什麼Brando 號稱是影史上最難搞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