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演講，我都得花上好大力氣準備資料，這次要在一個半小時內介紹三位電影大師，註定只能趕趕趕，走馬看花式介紹，但是有些心力，就讓我留在網頁上與朋友一起分享吧。
分類: 紀錄片
羅曼波蘭斯基：戲如人生
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是世界影壇的獨行怪人，他曾經是震驚好萊塢的新銳導演，卻因犯了性侵少女之罪，已有卅五年時光不得再踏上美國一步，更在美國司法的追緝之下，如今只能在法國、波蘭和瑞士等地活動，可是他的命運卻不像過街老鼠，好萊塢與他的關係是藕未斷絲更連，好萊塢金主持續投資他下拍出了 《黛絲姑娘 （Tess）》、《驚狂記（Frantic）》、《鬼上門（The Ninth Gate）》、《戰地琴人（The Pianist）》、《孤雛淚（Oliver Twist）》、《獵殺幽靈寫手（The Ghost Writer）》和《今晚誰當家（Carnage）》等片，雖然他是浪跡歐陸的浪子，但他創作上並不寂寞，作品水準雖有起伏，卻也依舊有撼動人生的傑作（《戰地琴人》就曾摘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並讓男主角Adrien Brody在奧斯卡稱帝，自己更是理直氣壯地拿下最佳導演獎）。
如果不是2009年他參加蘇黎世影展被警方逮捕，重掀已經時隔卅年的司法舊帳，如果不是歐美影人齊力聲援（2010年，他的《獵殺幽靈寫手》在歐洲電影獎上拿下六座獎，大獲全勝，就是歐洲影人的集體表態結果），或許他也不想再次面對如惡夢般一直啃噬他靈魂的往事，或許世人就看不到這部《羅曼波蘭斯基：戲如人生（Roman Polanski: A Film Memoir）》的紀錄片了。
Laurent Bouzereau執導的《羅曼波蘭斯基：戲如人生》採用面對面訪問的方式，在蘇黎世事件後，由波蘭斯基憶述生平，解開了至少三個影響他人生的重要章節：
第一，廣播開啟他的夢幻。他靠著自組的收音機，聽見外面的世界，學會了用聲音來表演，才逐步從童子軍營火、廣播劇到電影學院，逐步以敢演、能演的本事開拓自己的人生機緣。
第二，電影開啟他的世界。他從小識字不多，成績總是殿後，更因猶太血統，曾被納粹關進猶太人的隔離區內，但他像老鼠一般會鑽會溜，還常跑去看電影，為了讀懂外國電影上的波蘭字幕，他才開始努力讀書識字，才不致淪為文盲土豆。
第三，影展改變他的人生。在共黨極權統治，他一度很悶，不能暢所欲言，但是1960年代的國際影展卻像一條救生繩索，《水中之刀（Knife in the Water／Nóz w wodzie）》相繼獲得威尼斯影展和奧斯卡肯定，他才有機會走向國際，先後以《反撥（Repulsion）》和《死結（Cul-de-sac）》成為閃亮名導。
廣播讓他學會表演，電影讓他識字，影展讓他脫胎換骨，前半生的這段奮鬥歷程毋寧就見證了廿世紀影音文明演進史，但是他在激情與血淚中見証的愛情與婚姻，其跌宕波濤卻也絲毫不遜於他的從影人生。是的，他就像一般會愛上同片演員的導演一般，總是快速就在片場墜入情網，他的三任妻子從Barbara Lass、Sharon Tate到Emmanuelle Seigner無不如此結緣，有人離異，有人慘遭惡人殺害（腹中還有孩子），有人深情陪伴他面對終身糾纏的性侵往事……他曾經幾度攀上雲端，享受風光輝煌的喝采，卻也快速從雲端墜落，這種大起大落的生命傳奇，確實只能用「傳奇」來形容，但是他從來沒被擊倒，看見年近八十的波蘭斯基在紀錄片中以：「誰知道參加影展也會被關進監牢？」的尷尬笑聲回顧生命悲歡滄桑，或許你就更能明白他是如何能夠逃過納粹的屠殺，在生命的夾縫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間。
《戲如人生》的最後結尾問了波蘭斯基一句看似敏感，也難以免俗的問題：「拍了這麼多電影，你最愛那一部？」波蘭斯基的回答，其實符合影癡的期待：《戰地琴人》。此生如果還能再放一部自己的作品，就放映《戰地琴人》吧。他的回答勾起了我十年前書寫《戰地琴人》影評時的開場敘述：「只有對照《戰地琴人》和他的童年回憶錄，才會赫然發現波蘭斯基闖蕩影壇四十年，一路走來貫穿著銀幕上下的那種神秘、玄奇、宿命、陰森和詭變的影像與戲劇張力，其實都可以在本片中找到出處：原來，納粹鐵蹄下的童年陰霾，是這麼強烈地主宰著他的心靈和魂魄。」
在歷史浪潮中，他得像老鼠一樣「貪生」，才能苟全性命，同樣地，他在背負家破人亡，以及司法追殺的龐大壓力下，不也是得像機伶的老鼠一般，在臭水溝與陰暗角落上，闖出自己的存活空間，《戲如人生》最大的貢獻就是透過波蘭斯基不太精準嫻熟的英語回憶中，逐一用歷史照片或紀錄片，穿插比對《戰地琴人》中，人命如草芥，可以隨意槍殺踐踏的人生，看到他如何逃過槍口，如何在饑餓與恐懼中面對一幕幕的血淋淋往事。
波蘭斯基的作品中很難看見什麼「英雄」或「壯士」，他的作品中多的是「活下去」的吶喊。卑賤、挫敗和羞辱都是他再熟悉不過的生命ＤＮＡ，他懂得生命無常，更明白高高在上的造物主，雖然聆聽世人祈禱，卻極少垂憐卑微芻狗。從廢墟中活過來的他，選擇了最頑強的姿態對抗生命，《戲如人生》懂得用《戰地琴人》解說波蘭斯基，善用《戰地琴人》來論定波蘭斯基，堪稱已得其人神髓了。
麗芙與英格瑪：如夢令
閉嘴聽音樂：歸去來兮
多桑的待辦事項：微笑
沒有砂田知昭這種父親，應該就養不出砂田麻美這種女兒，沒有他們兩人，就成就不了《多桑的待辦事項》這部真情紀錄片。
砂田知昭是日本最典型的生意人，一生奉獻給公司，退休前夕，得知罹患胃癌末期，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製作「終活筆記」；得知父親罹癌，一輩子都奉獻給電影工作的女兒砂田麻美，則是拿起攝影機，紀錄父親的最後時光。在死亡的陰影前，誰能如此從容？在死亡的無邊暴力前，誰能如此鎮靜？
紀錄片《多桑的待辦事項》之所以動人，絕大部分的原因來自砂田父女的生命特質：砂田知昭有日本中產階級一絲不苟，事必躬親，按部就班的仔細性格，工作筆記與生命筆記，其實差別不大；愛電影的女兒麻美，應該早就習慣用攝影機拍攝家人的生活點滴，家人亦都習慣這位電影女兒以鏡代筆的生活紀錄方式，專業技術搭配不設訪的心態，成就了她最貼身也貼心的拍攝工程。
但是不管多麼熟悉攝影機跟隨的模式，死亡這場大戲，終究不能重來，不能補拍，不知何時是終點，不知明天會如何的電影工程，對很多人而言或許是種煎熬，砂田家族卻能轉化成為陪伴與慰藉，反而因此得到重生與祝福。
去日無多之時，善用餘生，預立遺囑，或者先行舉辦告別式，都需要莫大的智慧與勇氣，類似的題材曾經在《一路玩到掛（The Bucket List）》和《非誠勿擾2 》出現，但是那些都是劇情片，是虛擬的人生，主角換個面具，換套戲服，會繼續在其他作品出現，碰觸的議題就算深刻，多少帶點諧趣的影子，《多桑的待辦事項》卻是砂田知昭活生生的告別，死亡假不了，亦不可能重來，絕對的真實，不能閃躲的真情，就構成了絕對的震撼。
真實人生中，坦然面對死亡，寫下「終活筆記」之人，性格多半龜毛，不願假手他人，亦不願麻煩他人，遺言或者身後事，只要交代清楚，條理分明，人我兩安，《多桑的待辦事項》選擇了一個「後設主義」的錯覺做開場，明明都已經是砂田知昭的喪禮了，他卻能侃侃而談，如同在訴說別人的事，明明砂田知昭是男生，說話的卻是女生，死者還能談自己的生前事，標榜的就是「後設」趣味；陽身卻由陰聲來註解，父親的話語卻由女兒來代唸，卻也能產生疏離劇場的距離美學與錯亂趣味，如此奇特的敘事風格，就已經旗幟鮮明地標舉出 《多桑的待辦事項》的迷人特質。
電影的開場，其實有點匪夷所思的浪漫氛圍，身體還算硬朗的砂田知昭還沒有與癌細胞到達近身肉搏的體力消耗戰，意志亦未被死神的暴風所摧折，因此才能一步步按照清單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他的生命選擇在女兒的巧手剪接對比下，具現了日本傳統歐吉桑的文化表徵：五分大男人（要不要背叛自民黨？從未對妻子說過我愛你？身後事的安排全都得聽他的，不能妄改）、三分赤子心（陪老母親再出遊一次，陪孫女再過一次耶誕節，再吃一次鮑魚餐）、兩分機會主義（臨終受洗的機關盤算），再加上他不想在死神前面屈膝哭嚎，他的迂迴承受與自作主張，反而有點近似真實人生的黑色喜劇。
但是，罹癌是真，砂田知昭快速在鏡頭前老去，人瘦了（15公斤），髮白了，氣虛了，唯一沒變的是他說話的語氣始終平淡自如，很少看到他的慌亂、氣憤與沮喪，但他也總是心平氣和，卻也毫不退縮地逼問醫生：治療是否失敗？死期還有多遠？訊息不確定，他如何即時完成自己的「終活」規畫？（本片的英文片名叫做《Ending Note (Death of a Japanese Salesman)／一位日本推銷員之死》，固然是搭《推銷員之死》的便車，尋求一種文化共鳴，其實卻亦有著向日本歐吉桑致敬的深情）。
正因為砂田知昭的心理如此強軔，他的最後身影才能如此堅強與動人，正因為他告訴自己的待辦事項，都經過深思熟慮，也都是他最由衷的體諒與告白，所以當觀眾看見他再陪九十四歲的母親出遊一次，向母親告白說我們要能一起走有多好，甚至到了臨終之際，還有氣力再和母親通一次電話，道歉告別……死神雖然巨大，但是砂田昭知卻能憑細心周到，得能敗部逆轉勝，讓所有的目擊者都豔羨起他的幸福與幸運（特別是孫女到病榻前淚眼相送的真情對話，隔了一天他又還能勉強撐起身子，聽著孫女描繪死亡的意義……）。
砂田昭知的公司曾經握有八釐米電影膠捲的材料，他最挫折的商場經驗就是未能爭取到Sony的採購契約，但是這段生命往事，卻也精簡交代出砂田家族與家庭影像的密切關係，砂田麻美用影像紀錄，陪著父親走完生命的最後時光，但是家族過去留下的影像紀錄，同樣也讓這部紀錄片有著更多可以參照對比的元素（包括失智的祖父、父親的退休場合，還有不時浮現的照片與影像片段），一輩子的青春，一輩子的影像才能提煉出如此作品，足夠的影像材料，當然有其魅力。
只不過，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你如何來解讀這些看似私密，其實瑣碎，看似個人，其實又能激發共鳴的素材？電影課堂上，老師經常告誡學生不要只會拿攝影機拍家人的故事，不要耽溺難家族相簿的迷思上，其實，那往往是因為思想不夠深刻，體會不夠周密，才會不知所云，只好無病呻吟，砂田麻美卻用《多桑的待辦事項》告訴大家：人只能死一回，只因為他們家多桑有此胸襟，願意如此面對，所以他全力留住多桑的真，最透過自己的巧思與慧心，讓多桑的往生變成一則美麗傳奇，日後若感動有緣善男好善女子，不也是人生的善事一椿嗎？
沒有砂田知昭這種父親，應該就養不出砂田麻美這種女兒，沒有他們兩人，就成就不了《多桑的待辦事項》這部真情紀錄片。這是我的開場白，亦是我的結論。
牽阮的手：愛的平行線
莊益增、顏蘭權兩位導演合作的最新電影《牽阮的手》是一部教人泫然落淚的紀錄片，焦點不在田朝明與田孟淑的小情小愛，而是他們共同見証的台灣大愛。
一如片名，《牽阮的手》先是聚焦於一段台灣人的愛情故事，田朝明與田孟淑情繫六十年的愛情故事，其實在人生的角落中不時有各式版本映演著類似的故事，但是導演卻更想牽起年輕影迷的手，告訴大家，台灣的民主是人民用血淚打拚換來的，愛情只是楔子，民主才是骨肉。
人生的小愛與大愛，通常是兩條毫不相干的人生道路，小愛攸關個人幸福，也是拚盡全力就能有所成就的小小世界；大愛攸關家國幸福，卻未必是個人使力就能有成的龐大議題。田朝明與田孟淑曾經拚盡全力爭取小愛的獨立自主，亦從未放 棄在大愛上爭取尊嚴與自由，小愛的勇氣激勵了大愛的意志，大愛的浩瀚滋潤了小愛的私語，《牽阮的手》才得以得著不同高度的視野。
田朝明與田孟淑的愛情故事有三大傳奇，首先是年齡（男方35歲，女方16歲）；其次是同姓；最後則是斷絕父女關係的悍然私奔。愛情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只有當事人能夠知曉與定義，但是田朝明與田孟淑的愛情抉擇，置放在1940-1950年代的台灣社會背景之中，或許只能歸類為：為了愛情不惜衝撞父權與傳統體制的無畏熱情（先是父親警告要斬斷男的腳後跟，後來則是兩人流放天涯般地為稻粱謀），即使他們真正契合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美麗境界（田朝明中風後，田孟淑的悉心照料，其實也是醫院病間常見的人生真情），畢竟還是只能置放在兩人世界的框架中檢視，並不足以構成一部紀錄片的動人條件。
並非我獨苛於田氏夫婦的愛情（愛情豈有高下之分？誰又有權評論他人的愛情？），他們走過的人間歲月，並非不熱切，亦非不動人，而是他們前半生的熱情或許只是成就了他們的愛情與婚姻，唯有後半生為了台灣民主與人權所奉獻出的熱情，才讓小愛得著了放大檢視的空間，唯有台灣人在追求民主的各項街頭運動中幾乎都看得見田氏夫婦的身影（尤其是田孟淑，這位人稱田媽媽的鮮明風格），唯有在大愛的召喚下，她們的人格特質也得以映照互現，進而可以檢視其連動關係。
台灣的民主是華人世界的前驅與驕傲，但是民主並非一蹴可就，要在充滿肅殺之氣的白色恐怖時期挺身而出，爭取民主與人權，其實是得冒著坐牢或槍決的風險，唯其艱難，參與過抗爭的人（不論是體制內或者體制外）才值得書寫與紀念，歷經黨外、解嚴、民進黨組黨，萬年民代、刑法一百條、農民運動到總統大選，無役不與的田氏夫婦恰巧就成了台灣民主運動重要的目擊者，這亦正是《牽阮的手》最初會選中田孟淑做為拍攝人物的主要動機。
就像《無米樂》選中了活力旺沛的老農崑濱伯做主角，拍出了最富土地感情的人性作品一樣，導演莊益增和顏蘭權選擇了只為理念參與台灣民主抗爭，卻無權力上身的田媽媽為主角（如果是某位主席或者官員，就會產生誤解與誤導效應了），所有人生的平凡與不凡，都可以在她與田朝明（不論是他的日式教育，或者與李萬居或者雷震等國民黨頭疼人物的互動）身上得到有趣的對話，並且回顧過去生命的歷程，從敢於挑戰家父長威權的小愛總結出找她們敢於挑戰威權政府的人生骨氣，有了互相驗証的對焦位置。
就像一般歷史重建的紀錄片一般，《牽阮的手》的前半段面臨著影像奇缺的困擾，小愛如此重要，不可能迴避，如果只是拿著老照片話說從頭，既不耐久，卻會製造疲累與不耐，除了「重演」，就只剩「動畫」，但是重演工程太龐大，動畫在製作考量上，屬於經濟實惠的便利方案，卻也可能疏離了紀錄片仰賴的紀實張力，莊益增和顏蘭權因此做了動畫與紀錄片兩者兼並的掩護策略，田氏夫婦的前半生，由田孟淑的故宅重遊與情書重現帶來了往事追憶，透過動畫來呈現青春的浪漫，讓小愛的唯美包裝來掩護重建工程的艱難，但是在與黨外人士相互聲援與林宅血案的這些情節上，色彩從繽紛轉向灰暗的動畫設計卻也透露出濃烈的肅殺氣氛，特別是慘絕人寰的林宅血案如非訴諸動畫，又如何讓人面對既錐心又刺目的血案時，得能直視政治的殘酷無情？（當然，林義雄含淚在故宅中說出愛與饒恕的字句時，則又回歸了歷史影像真正動人的能量釋放。
台灣自從黨外運動開始，非主流媒體即已開始大量累積影像資料，問題在於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需要引導議題，需要更宏觀的規畫，才能得著再生的活力，正因為《牽阮的手》選擇直接面對重要事件的創作態度，所以從農民街頭抗爭的水柱沖射到鄭南榕爭取言論自由的引火自焚，至死都還還彎舉雙手，以示抗議的現場肢體，都有如重錘擊向觀眾的心靈：熟悉往事的中年人，再次審視往事，對照今日，能不泫然？從未聽聞此事的年輕人，面對前所未見的慘烈史事，能不駭然？也正因為《牽阮的手》在愛情故事的導引下，溫柔地牽著大家的手再次走過那段台灣歲月，這部紀錄片書寫了台灣記憶，這部紀錄片完成了台灣記憶的傳薪工程，《牽阮的手》因此成了父母親可以牽著孩子的手，共同去回顧台灣歲月的力作。
乘著光影旅行：工藝紀
梵谷一生有無盡哀愁傳奇，但只有從他的畫作中，才得見他的不凡與卓越。一位攝影師的創作紀實電影，怎能少了他創作的影像？又怎少得了他創作時的內幕視野與專業解讀呢？
品評現成作品，不難；趕上創作節氣，才難。
《乘著光影旅行》的課堂教學，至少示範了三個創作美學：首先，在真實與美感中拔河；其次，活用現成素材；再者，像風吹過。
電影的魅力在於記錄和再造，記錄吻合劇情的時代光影風華，是最起碼的視覺工程。從《海上花》的煤油燈影，到《戲夢人生》的閩南天窗光束，時代氛圍悄悄透過李屏賓的鏡頭就轉換出來，聽著侯孝賢提出的「減光」要求，看著李屏賓偷偷「加光」因應，技工的手和創意的腦，看似對立又矛盾的關係，卻能夠拔河出古典氣息濃郁的經典。真實與美感，從對立到融合，所有我們在觀影時曾經有過的驚歎與驚豔，原來是這樣激盪而生的。
李屏賓一句：「要學攝影，就要先懂得光。」簡單扼要，卻已夠讓人受用無窮，所以《千禧曼波》那段「爆米花傳奇（李屏賓請求舒淇演出pub狂歡戲時，別太急著吃爆米花，因為那是他的反射光源）」，透過舒淇的笑訴回憶，猛然就有了醍醐灌頂的震撼；然後再對照吉爾布都導演的《白色謀殺案》（Inquiétudes）中，把光打在塑膠袋上所創造的奇幻光影，坦白說，師父早已帶領學徒登門，餘後的修行頓悟，就看個人了。
至於日本導演行定勳作品《春之雪》中，男女主角妻夫木聰和竹內結子在房間裡擁抱的激情場面，李屏賓的鏡頭就像窗外的風輕輕吹過，緩緩凝視著室內糾纏的人影，似有若無、似見非見的鏡頭運動，讓熱力四射的春情場景，猛然多添了窺視的趣味（電影觀賞原本即是集體偷窺，但是李屏賓的鏡位運動，卻也讓觀眾有如看見在窗外窺視的陌生人影；說故事的人，聽故事的人，彼此看見，彼此體會，也共同見證這一段來不及開口、以致抱憾終身的愛情）。攝影機出人意表的空間運動，讓原本通俗的情愛故事有了詩情縱深。
《乘著光影旅行》針對李屏賓創作出的現成作品來解說，透過擷取，突顯了創作精神，透過解讀，更點出創作趣味，確實符合了紀錄片「深究人事神髓」的基本規格，提供不時咀嚼回味的素材，更是珍貴的電影課教材。無需老師在課堂上諄諄教誨，影片本身即已說明一切。
但是，《乘著光影旅行》更可貴之處在於它另外提供了三場珍貴的現場拍攝紀錄，從侯孝賢替《浮光掠影：每個人心中的電影院（Chacun son cinéma）》所拍攝的《電姬館》三分鐘短片、侯孝賢的劇情長片《紅氣球》，以及香港導演岸西的作品《親密》，每一段示範都具有彷若實習醫生在老師帶領下，終於臨床操刀的刺激快感。
《紅氣球》的珍貴，在於讓觀眾看見電影創作的源頭活水。
先是侯孝賢站在巴黎街頭，眼睛看著天，手指朝天比畫著，嘴裡喃喃說著蜻蜓飛來飛去的動線，然後李屏賓順著他的手勢往天空看去。導演的「視界」，他明白了嗎？導演的話語，他聽懂了多少？「導演，你真的要像蜻蜓那樣飛嗎？……」李屏賓的不解、掙扎、突圍、苦笑，正是創作現場真實流動的感覺：先「溝通」，再「執行」，謎一樣的言語，撲朔迷離的情緒，讓攝影師必須像一位全能捕手，捕捉來自四面八方的怪速投球，轉化成為充沛能量。
《紅氣球》的珍貴同樣也讓觀眾看見「即席」創作的旺盛活力。氣球天上飛，光影地上跑，原本劇本上無一字述及，只有人到了現場，在光影的撩撥下，眼睛看見了，心靈感受到了，於是手腳跟了上來，機器追了上去，氣球有了生命，沈默不語的石板地，也因此有了生命。渾然天成的人生美景，固然需要觀眾的慧眼詩心去解讀，但攝影師做為第一位現場目擊者，他的即席反應才是活水源頭。只有他明白了，也捉住了，剎那與永恆也才有了對話並立的空間。
也就在紅氣球沿著鐵路飛行、投射在巴黎街頭的光影畫面中，侯孝賢不愛複製劇本、拒做希區考克、追尋「靈光活力」的「創作論」，讓觀眾悄悄點起了頭；侯孝賢認為有了李屏賓這樣的合作夥伴，讓他能夠更大膽往前衝刺的說法，也因此有了最精準的參考對話。
人生因為意外，所以有了活力，電影亦然。
《乘著光影旅行》雖然繞著李屏賓的世界打轉，其實也有著自己的生命活力。在《電姬館》的拍攝現場，一位摩托車女騎士把車停靠在侯孝賢和李屏賓身前，伸出手向侯孝賢致意，「很少人來麻豆拍戲……」女騎士一面問著侯孝賢拍什麼片，一面兀自說著自己在台南鄉下面對知名電影團隊來此拍片的感動。近在咫尺卻已斑駁的「電姬館」，或許連她們都很少進去了吧？外來的旅人會否讓他們得空再回頭檢視一下先人的足跡？
然而，最最難得的卻是：面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你會有多大的耐心？侯孝賢娓娓道來，相待以誠的自然回應，李屏賓暫停討論，眼神卻依舊專注在戲院場景，心頭還盤算著待會兒要怎麼運鏡。兩位工作夥伴的生命腳步，為此暫時停格，但是他們各自的人格特質就在這場意外闖入的生命遇合中，渾然天成地被旁觀的攝影機記錄捕捉下來。
這就是生命。這才是電影。
至於岸西的《親密》，極多的戲都在男主角鄭伊健的車子內搬演，李屏賓要把香港的光影投射在擋風玻璃上，要為「愛在心裡口難開」的情緒，透過雨水和街燈的反射，提供內心層次的對位空間。聽到他提醒女主角林嘉欣試戲時別太用力、別把感情都用光的淡淡幾句話，彷彿也聽見他對表演的理解與需求了。
所有的精雕細琢，或許在大銀幕上一閃即逝，但是只要多一份細膩，電影就多得著一分能量。每一回的藝術創作，李屏賓都像是追風戰士，急速往光影邊界衝撞而去，越快越猛越大力，風就會讓他的藝術行囊更加鼓飽滿脹，我們能見證到的藝術之美，也就更豐沛飽滿了。
生命三歎；紀錄片之憾
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就像我們的外表都和別人有區別，但是很多劇情片裡的人物性格，卻都會讓你覺得似曾相識，在吳乙峰的《生命》中，每個受難者的心情都很獨立，不曾相互copy，不管哀怨蹭恨，都各自反應了出生背景、家庭壯況和抗壓能耐，其中，戅厚的人性與兀自挺生的生命力最是讓人動容。
四條災民的敘事線，各有一款色澤，各自代表了一股壓力和生氣，看吳乙峰穿針引線的技法就可以看出他的心靈和對人生的解讀角度。
先談在日本打拚的那對夫婦，離鄉背井所為何來？還不是想多賺一點錢，讓家人過得更好，但是一場地震改變了一切，兩個小孩都往生了，祖母臨終前還一手抱著小孫子，另一手還想拉著沒拉到手的另一個孫子……一切俱成泡影，他們還要回日本工作嗎？家都沒了，留在南投九份二山，是不是會更難過？
吳乙峰沒有拍他們的淚水，沒有他們在暗夜裡療傷的過程（或者說是拍了，但是完全都沒有剪進電影中），反而是拍下了他們夫婦在中年時刻重披婚紗，再拍一次結婚照，到夏威夷度蜜月，希望人生能夠重來，孩子能夠重新回來，他們的生命願望夠卑微了，但卻理直氣壯，那股不向命運低頭的豪情，就是傲人的生命力。
同樣地，很多九二一的災民原本就是工作上的勞動階級，而且是極度粗重的勞工，其中一對夫婦就負責台電的電台地基工程，經常要朝地下挖一百多公尺的深坑，安放鐵塔，多數的台灣人才因而能夠享受充沛的電力（如果你不健忘，應該會記得就在九二一的前三個月，台灣就曾因
後來，他的太太再度懷孕了，大家都說是死去的女兒又再投胎回來了，但是他的太太還是得挺著大肚子到工地去幫忙運土清土，他們一直是台灣最基層的勞動力，不管災難有多沈重，生活還是要繼續，生命也要繼續，我在此刻看到了悠悠天意。
然而，我也必需承認，電影中對三個年輕女孩的記錄與描寫更讓我動容。有一對姐妹，以前總是天塌下來有爸媽擋著，父親承諾著等債務還完就要帶她們去高雄玩，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明白生活壓力的她們，災後除了尋親的煎熬，急著從垃圾堆裡找尋已經移位變色的家園，她們還小，生活的一切都是無能為力的，包括排遣煩悶的方式也無非是打電動或打撞球，肩膀還瘦小，歲月還青澀的她們該怎麼熬過漫漫長夜呢？妹妹早早就結交了男友，早早就懷孕生子，以前愛怎麼花錢就怎麼花，做了媽媽之後，開始計較，開始計算……這樣的故事不時在各個角度上演，我在此刻看到了生命的輪迴。
生命到底是什麼？再多的攝影機，再多的膠卷或是記憶體的容量都不足以捕捉全貌，吳乙峰在《生命》裡記錄了四戶人家的故事，長短不一，風貌不一，但是他不忘把自己家族的苦痛和矛盾附加進去，這種創作風格，肯定會引發爭議，不過，整體浮在我們眼前的卻是很完整的生命拼圖意像。
《生命》的藝術地位或創作盲點都有待專文評析，但是，生命一直在軌道上奔馳前進，風景時時刻刻不一樣，《生命》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只是暫時畫下了一個句點。
生命電影；四年血淚汗
吳乙峰導演花了四年時間拍攝，再花一年時間剪輯完成的《生命》，即將在台灣映演，這部電影和台灣人息息相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會想起1999年 9月 21日那一天的往事，但是你該用什麼方式記憶九二一大地震呢？
那年的九月底，一位美國朋友兼程趕回台北，調機器調人，急著要到南投災區去拍攝紀錄片，他的誠意很感人，但是他只能在台灣停留一個月，他急著要把地震的訊息留下影像，傳送給世人。那一年的台北電影節播出了一系列的九二一地震紀錄片，朋友的作品也在列，他的感性旁白和傷心畫面，確實是歷史見証，但是和多數的新聞報導，並沒有太多的不一樣，我沒有太多的感動與感傷，為什麼呢？
台灣社會已經被訓練成快速消費的年代，因為我們習慣的電視新聞是只要ＳＮＧ開到新聞現場，記者來不及做太深入的採訪和真相了解，就得連線播新聞，多數人都只做到了看圖說話，看到什麼就說什麼，事情的原委是什麼？他來不及詳查，觀眾也來不及多問，一則則人間的悲喜新聞，就這樣被立即消費結束了。
吳乙峰的做法很不一樣，九二一之後他也帶了工作夥伴前進南投，他也拿起攝影機捕捉歷史畫面，但是記者來來走走，他卻留了下來，很多時候，面對災變現場，看著一張張傷痛到呆拙的臉孔，他什麼也不想拍，也不知道要拍什麼，他只是守候在現場，守候著災民，陪伴著一張張素昧平生的臉孔和無助的眼神。時間久了，災民都成了朋友，多說了一些思念，多分享了一些心聲，肯讓他多拍一些畫面，肯讓他走進他們的生活，吳乙峰成為他們的兄弟、朋友和叔叔，四年下來，他們的故事有多少轉折？吳乙峰的鏡頭和心靈都成了最佳記錄。
吳乙峰和其他人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他不急著消費，在歷史的動亂時刻，他沒有急燥地隨波逐流，他選擇了「停留」了下來，他把工作室搬到南投，他的人隨時都在各個災區現場穿梭，他具體實踐了紀錄片最艱難的考驗：「停留和守候」只有停留，才有累積；只有守候，才能累積，有了累積，才能開花，道理很簡單，但是沒有幾個人做得到，四年多的停留和守候讓他交出的《生命》成績單，有了更寬廣的生命厚度。
九二一的災變何其廣闊，吳乙峰的《生命》把焦點鎖定在南投的九份二山的四戶人家，當年九份二山的東側崩塌滑落，當地的十九戶人家共三十九人在睡夢中被土石活埋，倖存的人們面對一片陌生黃土，發現家都不見了，一切只剩記憶，大家拚命挖掘遺體和記憶，這才發現一切都很難再拼湊完全了。《生命》記錄的就是其中四戶罹難者家屬的故事，而且是父母和子女的雙重觀點，來對照人生的親情面貌。
其中，兩戶人家的壯年夫妻都因為外出工作而逃過一劫，但是一戶夫婦都在日本打工的人家，僅有的兩個孩子都喪命了，另一戶則是帶了大女兒外出，留在家裡的小女兒也不幸往生。他們的傷痛是不言可諭的，但是鏡頭裡，他們沒有搶天哭地的泣號，只有默默流下的眼淚，他們每天重返災區，只希望能早日挖出親人遺體。
以上，都可能是我們曾經在新聞報導上看過的相似影像，但是，吳乙峰繼續陪著他們，紀錄著他們如何走出生命裡的傷痛，第一對夫婦決定重披婚紗，再結一次婚，再度一次蜜月，希望人生能夠重來一次，希望兩位孩子能夠再回到身旁。另外那對災民，則是很快再懷了孕，媽媽很堅強，也很期待，雖然她懷了孕，但是為了生活，她還得挺著大肚子，陪著丈夫去工地做著吃重的勞力工程來養家，她一直相信往生的小女兒很想再回到她的身旁，再懷孕，就是女兒又回來了。
曾經創作過「九二一安魂曲」的音樂工作者沈懷一曾經說：「災難來臨時是不分階級和貧富的。」沒錯，但是看著這對勞動階級的受害災民，默默承受命運重擊，又慢慢找到生命軌跡，勇敢地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的意志與行動，你可以看到台灣人的生命力，這也是電影中最真實的情感之一，你很難不動容。
但是，無常的人生不只摧折壯年人，許多稚嫩的生命更要面對巨變後完全無根的茫茫，《生命》就在此刻也把生命的探照燈射向了孤苦無依的倖存子女。一對妙齡姐妹就此變成了孤女，不能再過母親節，也不想再過中秋節，因為她們受不了別人親熱地叫著爸爸媽媽，她們卻什麼都沒有了，「天倫歌」裡的那句「人皆有母，翳我獨無」再度衝撞了她們的心靈。
她們還年輕，只能靠打電動打撞球發洩情緒，吳乙峰的一路伴隨讓我們看到了她們走向了各自成家、懷孕生子的人生歷程，但是他心頭還有一股巨大的壓力，因為另外還有一位女孩一直不能走出喪親之痛的陰影，一直怨父母親一句話都沒說就離開了她，也一直沒有在夢中回來看她，她一直有怨恨棄世的念頭，吳乙峰不只是記錄人生，還要兼做心理輔導（這麼強力介入的畫面與動作，其實是有點違背紀錄片的創作理念，面對著一個寶貴的生命可能隨時消失……我們看到了吳乙峰選擇了了一條可能會引發議論的創作道路，他走到了鏡頭前，讓自己也成為電影的一部分。
《生命》裡記錄的不只是受災戶的生命，還有吳乙峰自己的生命，就在他忙著拍攝九二一的紀錄片時，他還得不時從南投到宜蘭養老院探視中風的父親，他的父親久病不癒，一直有輕生的念頭，不時喃喃唸著希望大地震發生在宜蘭…外在的苦難，內心的煎熬，交織成吳乙峰這段時間的複雜情緒，隨著吳爸爸的生命紀錄，這部紀錄片有了更寬廣的對照視野，成了記錄者和受訪者共同見証的「生命情調」。
生命二書：人生的線條
在吳乙峰的《生命》中，敘事的線條痕跡很有意思。
鐵軌是電影中最鮮明的影像，因為吳乙峰經常得往返南投和宜蘭間，完成他的工作和做人子的孝心。
攝影機有的時候在火車頭前，有時擺在火車尾，鐵軌因而有時是無限開展，有時則是向內緊縮，有時則向上攀昇，和電氣化的電線形成另類平行轉化，每一種的線條變化，看起來只像是讓畫面變得更豐富多樣，其實吳乙峰還試圖用鐵路線條來影射人生。
特別是北迴線以山洞多著稱，火車經常在黝暗的隧道裡奔馳向前，有時眼前是一陣漆黑，然後遠遠看見前面有白光，再慢慢放大，好不容易大放光明，重見天日，卻又很快就穿進另一個隧道裡。這是台灣北迴線鐵路旅客經常見到的風景。
但是好的創作者就可以在日常所見的尋常景物裡，獲致生命的啟示，吳乙峰說：「人生就好像在隧道一樣，低潮的時候，暗無天日地讓人懷憂喪志，可是生命一定會找到出口的！但是你也別高興得太早，以為穿出了黑暗隧道，就這樣找到了快樂天堂，很快地你還是會遇上另一個隧道。」人生列車持續向前飛奔，我們會怎麼來迎接人生的每一個黑暗隧道和光明的出口呢？
《生命》的敘事結構則是另類的線性設計，吳乙峰透過寫信給一位大學時期老同學的書信往返結構，委婉透露了他在拍片時的心情，也巧妙做為四年來人事變遷和情緒轉折的串場文句，類似這樣一個虛構的書信結構很多電影都曾用過，但在吳乙峰的處理下，卻是先要打下一個書信往還的敘事基礎，當觀眾都已經熟悉了電影的敘事基調時，最後卻再帶出所有地震倖存者寫給至親的幾封永遠無法投遞的信，既讓我們窺見了所有攝影機都無法捕捉的心靈境界，也讓所有的受難人能夠用自己的淚水和勇氣，清洗至親傷逝的生命創口，更將觀眾充滿感恩的心情與救贖的期待，層層累積送上了最高點。
問題是這樣的對話設計和書信安排，卻都是紀錄片中少見的《安排》手法，也就是說並不是隨著事實自然衍生的畫面和情節，而是為了某些目的而特意去安排的做法，一切只為了讓人感動，事實上電影演到此刻時，多數觀眾都達到導演期待的境界，大家都感動得淚流滿面，但是刻意的安排，勢必也會引發不同觀點的爭議。
如果你不是客觀的文化評論人，只是單純的觀眾，二小時又二十分鐘的觀影經驗，宛如走過一道又一道的黑暗隧道，最後的這幾封信有如隧道出口的微光，不再遙遠，不再泠漠，讓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勇氣，陪著受難家屬一起浸泡那股堅強再生的勇氣，勇敢邁出下一步，勇敢接受生命裡灼人的強光，含淚接受陽光的溫暖和灼曬。
吳乙峰用溫情包裝出一道人性的光輝，催人落淚，也模糊了電影的包裝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