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北歐影視

落葉：廢男怨女小情歌

短小精練，自成一格，又有餘韻無窮，應該是對《落葉（Kuolleet lehdet）》的最高禮讚了。

《落葉》是芬蘭導演Aki Kaurismäki在2023年的愛情喜劇。是愛情，但沒有俊男美女，透過一對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俗世男女的真誠，為「愛慕」找到更真實的書寫方式；是喜劇，但沒有插科打諢的爆笑場面，冷靜又低調將人生遇合找到讓人唇角上揚的表現方式。

《落葉》首先穿入耳朵的是賣場收銀機掃貨品條碼的聲音，沒看見畫面之前，你可能誤以為是醫院的心跳監測機，一時解讀是否正確都沒關係，最後殊途同歸，你對Aki Kaurismäki的冷式喜感都會嘿然一笑。

愛情故事的兩位主角AAnsa（lma Pöysti飾演）和Holappa（Jussi Vatanen）都是職場失意人， 工作沒有成就，只圖生活溫飽，回到住家都只有寂寞陪伴。Holappa更是無酒不歡，喝酒更不歡的困頓人生。

機緣湊巧在卡拉OK巧遇，互相都看見對方，卻拙笨到不知從何開始，好不容易開了頭，關鍵時刻總有意外，有一搭沒一搭的跌跌撞撞，就是俗世戀曲難以盡如人意的常態，兩個人只能用最笨的方式去尋找與守候愛神的迴心轉意，多少世間男女不都有這般得失計較心？卻又只能默默守候天意。

拙笨男女是Aki Kaurismäki電影中的常態，看似低限主義的簡單樸素，卻又蘊含寬厚能量，峰迴路轉之後的心靈踏實，同樣也是低調人生最豐厚的報酬。

小兒女的小情小愛雖然是全片主軸，Aki Kaurismäki卻不忘透過聲音滲透時代與愛情參數。AAnsa每天回家都會打開收音機，廣播中傳出的聲音全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新聞報導，這些時代聲音當然是Aki Kaurismäki刻意安排的時代印痕，所有對侵略者的批判與譴責，可以視為導演留下的歷史印記，也標示著兩位主角所在的時空座標，世界混亂，人生乏味，只剩含苞待放的愛情期待才是囃一的溫暖，也是兩位主角不致於濁流沒頂的生命期待。

另外，Aki Kaurismäki也開列了一張亂世歌單，俗世男女無法對抗亂世烽火，小酒館和卡拉OK中小情歌，以及收音機裡傳來的樂音，都各有深情（中文字幕很認真地翻譯起每首歌的中文歌詞），從「Takedan kehtolaulu 竹田の子守歌」開始，歷經「Get On」、舒伯特的「小夜曲」、熱情洋溢的「Mambo Italiano」一直到最後壓軸的「落葉（Les Feuilles Mortes)」，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流行與藝術歌謠都是美麗的人生風景，那也是紅塵中人最卑微的幸福渴望，聽著歌，看著Holappa拄著枴杖前行，我們並不確定他和身旁的AAnsa會走出怎樣的人生道路，但我們見證了他們的追尋與渴盼，都會帶著光明期待走出戲院。

至於AAnsa和Holappa
在電影院中觀看的「喪屍」電影，以及出現在電影院外牆的諸多電影海報，甚至還有布烈松與高達的辯證對話，則是Aki Kaurismäki透過男女約會獻給影迷的推荐片單了。

捉狂美術館：人生選擇

人生時時刻刻都在選擇，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同風景。

走下車站電梯，迎面走來一位穿著志工衣服的女人攔住你：「願意幫助一個垂死之人嗎？」願意，你就得停下腳步，捐錢，或者出力。多數時候，你不以為意，搖頭閃人，心裡嘀咕著：「又是什麼騙術？」或者「陌生人的生死，與我何干？」

這時，廣場上傳來尖叫女聲：「救命！……救命！」你會停下腳步，循聲找人，了解怎麼回事？還是充耳未聞，繼續前行？一旦女子跑向你，後面有男聲粗暴威脅，你救是不救？都還搞不清楚狀況，怎麼救？見死不救，豈非道德有虧？倘若伸手相救，反遭其害，豈不冤枉？

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2017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獎作《捉狂美術館（The Square）》中，一再地拋出各種選擇題，要男主角Claes Bang飾演的美術館長Christian做出抉擇，他的為難，同樣也煎熬著觀眾。

Ruben Östlund的高明在於他提出的考驗，看似尋常，卻有高度，更有難度。

例如，Christian館長的手機和錢包在廣場上被扒了，但在衛星定位系統協助下，確定落在一棟集合住宅內，他要不要寫封警告信，謊稱已知下落，要求限時交還，否則報警究辦，然後，挨家挨戶把信塞進門縫中？

例如，這種侵門踏戶的侵權行動，是館長自己來做？還是請手下代行？私人利害要動用到職場威權嗎？

明明是大海撈針，但是奇蹟出現，手機和錢包都原封不動歸還；然而噩運也上身，一位無辜男孩登門找他理論，纏著要他道歉。投遞信件時，Christian固然忐忑，但一人行竊，眾人受誣，收信的人是否都成了嫌犯？Christian爭回了自己的財產，但他怎麼償還男孩的公道？對人權的尊重，會不會因為對方年紀或社經地位而打折？

《捉狂美術館》的每一段情節都提供了岐路選項：yes or no？要或不要？做或不做？你的每個選擇其實，都呼應著英文片名中所指稱的一個名為「廣場」的展覽主題：「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觀眾有兩個入口，得先決定「你是信任別人」或「不信任別人」，選擇信任的人就得將皮夾與手機留在無人看管的入口處，參觀完再取回？你會做出哪一個選擇？人生的相互信任，是否越來越淡薄？

Christian手機被扒時，急著向廣場上的路人借手機，但沒人肯借，對照他的展覽主題，何等嘲諷？

後來，Christian與女記者春風一度，完事後，女方要幫他處理保險套，Christian卻死也不肯。給是信任，不給是防備，給或不給，清楚標識著他如何看待有肌膚之情的一夜愛人？是欲？是愛？

《捉狂美術館》大力批判著藝文界的「國王新衣」：只要把一樣東西放在美術館裡，凡品竟然就成了藝品！例如藝術家越是賣弄新名詞，就越難讓人測高深，「以特定場域／非特定場域的精神，探索公共性的建構」或者「從非展出品到展出品的普通概念，在大型展出的擁擠時刻」，多數人不懂，卻不敢問，只能跟著起鬨。換成是你，問或不問？你會怎麼選？

例如衣香鬢影的募款晚會，請來穿著有如野人，動作更像野人的行為藝術家來演出，明明表演已然失控，侵犯人體了，卻無人敢作聲或干預，就怕不識旨趣，不懂門道，被譏外行？人生的基本尊嚴，什麼時候被文化門檻給綑手綁腳了？換成是你，干預或不干預？你會怎麼選？

電影的高潮在於如果拍一隻短片能在瞬間創造卅萬人次的點擊，你做是不做？如果那隻爆紅短片是以炸死一個小孩做噱頭，你做是不做？

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同風景。是的。

抓狂美術館：刀砍文青

精彩電影有如滔滔江水，任人各取一瓢飲，《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中的每段故事都可以讓人信手拈來做文章，餘韻無窮。

戴上文化帽子，不會讓你變得更高貴，穿上文化外衣，不會讓你變得更有氣質，但是許多知識份子就愛拿文化貼金，賣弄一些多數人聽不懂的名詞，這些毛病全都讓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去年橫掃坎城影展和歐洲電影獎的《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徹底打臉。

Ruben Östlund最擅長用一起小事件直指咽喉，帶領角色和觀眾進入他所質疑的道德困境。他的前一部作品《婚姻風暴》，描述一位父親帶著太太和子女上山滑雪，不料遇上雪崩，混亂之際，父親只顧自己逃命，沒想要保護家人，雪崩之後，他的婚姻風暴才要展開；至於《抓狂美術館》則是大刀砍向那些陳義過高，又愛故弄玄虛的文化人。

這位名叫Christian的館長（Christian可以是一般男人的小名，也可以指基督徒，擴大為對歐美文明的反思）舉辦了一個光纖圈圍起來的「廣場」藝展，標榜「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但是我們隨即看到他走過車站廣場時，對路旁志工的籲求無動於衷，對乞討遊民視而不見，面對一位疑似遇上暴力威脅的求救女郎，也怯懦瑟縮，不敢挺身而出，說一套，做一套，那是世人的真實嘴臉。

半吊子的文化人都愛咬文嚼字，所以「廣場」的官網上出現「以特定場域／非特定場域的精神，探索公共性的建構」和「以展出品／非展出品的普通概念在大型展出的擁擠時刻」的古怪文字，普羅大眾當然看不懂這款有字天書，卻又怕開口相問就會暴露欠學無知，只能囫圇吞棗，不懂亦要裝懂，最後全賴一位女記者戳穿「國王的新衣」，一再追問，才得到「妳的包包，平常只是一個包包，一旦放到美術館裡，就成了藝術品」的唬弄回答。

後來，Christian的理性要他別跟女記者上床，但是血性卻還是讓他難抵誘惑，春風一度後，女記者要幫他處理掉保險套，竟然引爆一場「搶套」大戰……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一位風流官員同時跟多位「寶寶」交往，完事後一定把保險套放進手提箱中帶走，不留春風痕跡。

Christian做愛後先是要瘋狂護套，接下來還要面對女方質疑他虛情假意遊戲人間，問他：「是否記得我的名字？」雖然Christian同樣也會質問對方是否因為他是名人，所以一拍即合，熱情獻身。然而看見女記者家中豢養著一隻寵物大猩猩時，相形見絀，更是讓人拍案叫絕的神來一筆。

Christian最大的挑戰則在他的道德有虧。首先，他掉了手機，查知扒手可能是某棟大樓的住戶，竟然挨家挨戶送出警告信，逼對方還機，一人犯案，卻牽扯眾人，等到無辜少年登門求償，看對方人單勢孤，他就裝傻耍狠。其次，他的行銷廣告玩了炸死小孩的噱頭，網路瘋傳，行銷業績快速達標，卻引發輿論大譁，全片因此進入「要沒人性到什麼地步？才能觸及你的人性」的「點擊率」批判，更能引發觀眾共鳴。 

《抓狂美術館》由一連串的小事件組成，把原本枯澀乏味的文人德行，用幽默詼諧手法還原本色，有時揶揄，有時調侃，讓觀眾在捧腹大笑之餘，更加洞悉文化美容的矯情面貌，也對人性黯黑有更多的體會，《抓狂美術館》的境界類似幽默大師林語堂所說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道沖淡心境，便成幽默。」

捉狂美術館：捉狂性愛

才剛在床上洗了場熱水澡，何以心情就墜入了冰河？《捉狂美術館》是我在2018年的第三天看到的精彩電影，有太多對當代文明批判的內涵，光是這一場保險套戰爭，就以簡喻繁，非常犀利。 閱讀全文 捉狂美術館：捉狂性愛

拆彈少年：贏家的霸凌

前人造孽，要後人來償還，說得過去嗎？老鳥闖禍，要菜鳥拿命來還，講得過去嗎？生命遇上戰爭，就失去了尊嚴與價值，問題在於戰爭明明都結束了，勝利者何以繼續霸凌著失敗者？

看不順眼，就把你從隊伍中叫出來，當場打得你滿臉是血，《拆彈少年（Under sandet／Land of Mine）》用士官長的暴力來破題，點明了這是一部勝利者施暴加暴的暴力電影。

歷史上確有其事的《拆彈少年》，描述二戰時期，佔領丹麥的德軍為防英美盟軍在丹麥登陸，於是沿著冗長的海岸線，埋下了兩百萬顆地雷，結果盟軍改在諾曼地登陸，德軍戰敗後，要冒著生命危險來拆除地雷的人，捨德國佬其誰？

埋下地雷，是對土地、環境和敵人的暴力；拆除地雷呢？《拆彈少年》從選材、切入到挖掘，在在都有不凡視野和手法。

戰爭，從來是勝利者的天下，誰戰勝，誰說話就大聲，戰敗者只能低聲下氣，或者忍氣吞聲。勝利的德軍，做過無數傷天害理的事；如今，德軍戰敗，勝利者也要用同樣的方式「以眼還眼」嗎？果真如此，納粹與否，又有何差別呢？《拆彈少年》的不俗，就在於電影勇敢提出的質問。

Roland Møller飾演的士官長Carl，就是開著吉普車繞經戰敗遣返的德軍隊伍時，直接動粗的軍人。他的拳頭說明了，丹麥在德軍佔領的那五年之中，他們都有亡國痛，多少仇恨與委屈，就因為丹麥最後勝利了，所有的鳥氣就可以「私下」宣洩了事，沒有審判，無須調查，我要打你，你只能乖乖承受，說我動粗，說我動用私刑，都沒關係，誰教我勝你敗？

《拆彈少年》的核心暴力就是二百萬顆地雷既然是德軍惹的禍，當然就要德軍來善後，《拆彈少年》的戲劇焦點就在於負責拆彈的是少年。

德軍中有這麼多少年兵？意味著戰爭版圖太大，德軍軍人不夠用了，少年也得上戰場，雖然他們滿臉稚嫩，身材纖瘦，誰知道他們受過多少訓練？又是否開槍殺過人？

暴力的核心論述之一就是權力關係的失衡，老鳥穩靠，菜鳥稚嫩，找誰來拆彈，效率會高一些呢？能夠讓遍體麟傷海岸線，早日還昔日淨土風貌呢？要求使命必達的過程中，高貴的亞利安人風險自負，傷殘自理，既可盡吐昔日戰敗悶氣，還不必背負傷殘道義，根本就是一石兩鳥的妙計，導演Martin Zandvliet就讓一張張稚氣的青春臉龐趴在沙灘上來拆除地雷，歷史的真實頓時就轉化成為人間煉獄的素描。

是的，以前的德軍究竟犯下多少滔天罪行是一回事，如今的丹麥軍人如何霸凌戰敗德軍又是另外一件事。從因果關係看，德軍是咎由自取，從人權價值來看，德軍生命根本連狗都不如（別忘了，士官長有養狗，牠的食物配給，遠遠超過這十四個戰俘孩子）。

不教而殺，請之虐，草草訓練，略盡教責，就要孩子上場拆彈，又叫什麼呢？拆彈訓練課程中，大夥如臨大敵，大氣不敢喘一聲，導演Martin Zandvliet很會釣人胃口，以為要爆了，始終沒爆，卻在鏡頭都已轉出拆解場時，就有轟然一聲。一張張嚇白的臉，確實比斷臂斷肢，哀叫不斷的噴血場景更震撼。

丹麥人的暴力不只是拆彈，Martin Zandvliet此時用了兩款不同的暴力書寫方式：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霸凌，同樣都撼人心弦。

看得見的是食物，這十四位拆彈孩子住的是破營房，連食物都沒有，餓了就去睡，餓到不惜去偷食畜生都不吃的飼料，只能吐到連膽汁都要吐光了。

看不見的是生命。營房旁有人家，對德國人總沒好臉色，那一天小女兒誤闖雷區，該怎麼救？誰來救？婦人不來敲營房的門，不求德國人出手，難道要回頭找丹麥人嗎？

食物的解藥在於任務邏輯。士官長的任務就是早日除雷，少年死光了，於事無補，少年好，他才會好。利害關係講清楚了，主從關係就有了緩解。於是從門栓不再栓了，從主動搬來食物到可以放假一天，踢一場球，冬天裡的睛天也就彌足珍貴了（至於他是不是對清秀少年青眼有加？就算別人意有指，但也到此為止，都是極其精準的拿捏）。

Martin Zandvliet的側筆寫法也極動人。踢球那位，老少盡歡，暢快不已，士官長意興風發地把小球擲向海岸，要愛犬咬回，結果轟然一聲，踩雷身亡。悲痛的士官長果然把氣出在孩子身上，問題是有雷就是有雷，就是任務不及格，於公於私，他的悲憤，都那麼理直氣壯地撞向了少年。

其次，有一對雙生兄弟感情甚篤，一心盤算著除雷返鄉後，要做一番大事業，然而命運弄人，先是兄長雷爆殞命，面對屍骨難覓的人生，倖生的弟弟再無生趣，唯其不懼死了，死亡才不能再綑緬他，他亦才能直入雷區救出女孩。命如風中燭的蕭瑟身影，行走在那座如詩如畫，卻危機四伏的沙灘上，誰不唏噓呢？

《拆彈少年》的選角極其成功，稚嫩的臉龐與清瘦的身體，對照朝不保夕的慘白青春，確能揪緊人心，至於Camilla Hjelm的攝影與Sune Martin的音樂都在視覺與聽覺上散發出動人能量。

擊劍大師：人間赤子心

《擊劍大師》其實是一部兒童電影，所有的人間指控，透過兒童的眼神，最為有力。

從政治迫害電影，急轉直下成為教育電影，《擊劍大師（Miekkailija／The Fencer）》說出了一則動人的時代故事。

芬蘭導演Klaus Härö從愛沙尼亞的小鎮Haapsalu火車站開始說故事，最後一場戲同樣是在這間車站，從最初的主角孑然一身，到最後的情人／師生齊相會，情感與情緒的「對比」讓《擊劍大師》的煽情指數，猛然跳增了好幾倍。

《擊劍大師》的故事與愛沙尼亞的歷史悲劇有關，關鍵在於兩大之間難為小，愛沙尼亞曾遭德國併吞，後來又歸併蘇聯，政權一易主，人民就遭殃，Märt Avandi飾演的擊劍大師Endel曾經被迫參加德軍（召集令一頒布，誰敢不從？），只要往事被人揭露，肯定成為秘密警察查辦的政治犯，於是只好隱姓埋名，來到偏鄉小學當起體育老師。

「年輕有為，何以離開列寧格勒？不在大都市發展？」 這是校長對Endel的第一個質疑。

「什麼運動不好教，硬要教擊劍？多麼資本主義的運動？」 這是校長對Endel的第二個質疑。

「你一定要低調，不能讓人知道你的往事。」Endel的列寧格勒老友總在電話中這樣提醒他。

一開始，Endel確實低調，只是在這個缺少壯丁的小鎮裡，孩童看他的眼神格外不同，有時是老師，更多時候是對消失父親的想望與期待。電影看似最不經意的一筆人間素描，卻是全片核心：父親不見了，是戰爭所致？還是政治迫害所致？電影中擊劍少年Jaan的爺爺，不就是因為表態支持Endel，舊事被挖，就怕秘密警察帶走？校方會派人做身家調查，隨時都會有人被「帶走」，被「消失」，正是最直白的時代控訴。

Endel甘冒大不諱，願意在小學教擊劍，是因為Endel無法閃避學童Marta的熱切眼神，她看見了新奇，也看見了美麗，那亦是Endel真正可以教給孩子的本事，從空手比畫到折樹枝，所有的克難教學，成為無聊小鎮最有趣的活動，同樣地，女教師也被Endel的熱情感動，擊劍的春天來得晚了一些，卻格外蜜甜。

正因為如此，家長會的表決攤牌，就形成對威權體制的挑釁，眼看火車就要對撞了，Endel究竟是要明哲保身？還是就這樣豁出去呢？Endel的惶恐與不安，是人性的必然反應，那是肅殺的政治，然而，Endel的選擇，則成了面對政治整肅時，極其清楚又有力的身教與言教。

《擊劍大師》的故事時間點設定在1953年，那一年，統治蘇聯卅年的史達林辭世了，所有的政治清算都因他而起，所有的人間悲劇都因他而生，因為他，Endel也被帶走了，因為他，Endel又回來了，人生確實荒謬，但也如此，我們才來得及對Endel的際遇，長長歎口氣，那是百感交集的無可奈何啊！

羊男的冰島冒險：癡嗔

一輩子的最愛，可能就是你這輩子最大的業障，《羊男的冰島冒險》無一字提及佛法，卻比佛經更能開示人心。

讓我們向內容及風格都「極簡」的《羊男的冰島冒險（Rams／Hrútar）》致敬。

「極簡」並不意謂「單調」或「簡單」，「極簡」往往集英融萃，密度張力更高更強。

《羊男的冰島冒險》的故事一如片名，一切都繞著羊與男人轉。羊不與人爭，反而是人兜著羊轉，兜著名利繞，因為癡，所以迷，所以陷入魔障。

故事的場景發生在山勢壯美的冰島草原，Kiddi和Gummi這對兄弟比鄰而居，各自養了百多頭羊，雖為親兄弟，卻已40多年不打招呼不往來，還會暗中較勁，務求在養牛大賽中能夠勝出。偏偏，贏家只有一人，落敗之人甘心嗎？因此激發的冒險動機既簡單又明白！

 

導演Grímur Hákonarson做過不少田野調查，聽過不少牧羊人的傳奇，他選擇的切入角度相當有趣：Kiddi和Gummi都是與羊共舞的單身漢， Gummi不曾結婚，與Kiddi結過婚的女人最後都跑了，寂寞，才是他們的姓。

因為孤單，所以念茲在茲的全是羊，人羊情深，羊若有難，人亦難免。

因為孤單，Kiddi和Gummi的兄弟鬩牆情節，就讓人看到了人性的黑。

牧羊世界原本是單純而素樸的，群羊大賽中，牧羊人一字排開，各自拉著參賽羊接受獸醫檢視的場景，對於不知牧羊為何物的觀眾而言，就是極為純樸的牧羊人生，在那個沒有帥哥美女的「鄉下」，滿面于思，又大腹便便的Kiddi（由Theodór Júlíusson飾演）和Gummi（由Sigurður Sigurjónsson飾演），那種為羊癡狂的德性，也就更添了雖然「貌不驚人」，卻執迷難悟的生命趣味。

劇情關鍵在於Gummi吞不下只以零點五分落敗的那肚子鳥氣，所以舉報了Kiddi的冠軍羊患有羊騷癢症，如果只是挾怨報復，也就難怪Kiddi會對弟弟Gummi開槍動火，但是疫病就是疫病，一旦確定染病，方圓百里諸羊都難逃撲殺，比鄰而居的Kiddi和Gummi，其實是命運共同體，差別在於Kiddi選擇對抗，註定只能借酒澆愁，Gummi冒險演出「羊舍已無羊」的戲碼，註定無所逃於天地間。

哥哥正面對抗，換來的是羊去舍空；弟弟機巧轉彎，依舊無所遁形。但是哥哥懂得弟弟的心，愛羊又護羊的兄弟，就在風雪夜中面對四十年來最大的抉擇：不但要說話，還要攜手，還要裸裎相見。

導演Grímur Hákonarson不曾說明這對兄弟何以反目？往日種種，其實只有童年一張兄弟同騎馬背上的照片。一輩子的恨，或許來自於他們一輩子的最愛：羊。但是來一輩子的恨，藉著一輩子的愛來冰消誤會，山河無語，卻清楚見證著這對兄弟的愛恨拔河，又是多動人的生命迴轉？

佛教「心經」說俗人唯有照見五蘊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羊男」的受、想、行、識都在自己和羊身上打轉，他們受的苦與折磨，未必能開悟凡夫俗子，至少可以讓看戲的我們若有所悟，只是「知易行難」，註定要繼續在紅塵為「我執」奔波了！

一千次晚安：愛的重量

挪威長大的導演Erik Poppe，1980年代曾經當過戰地記者，明白冒著槍林彈雨採訪新聞的壓力， 《一千次晚安》既是他回顧自己的1980年代，也是向記者致敬的作品。

 

電影的核心人物是法國影后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愛爾蘭攝影記者 Rebecca，一開場就是她深入喀布爾的反抗軍核心，拍到了炸彈「死士」以身殉道的儀式過程，也在爆炸現場承受了強大的震波所傷，暈厥倒地，但她在倒地之前，快門依舊按著快門，依舊勤力捕捉那濃聚著悲情與暴力的恐怖現場。

 

是的，以前的戰地記者電影以男性居多，《一千次晚安》選擇了女記者，既點出了巾幗不讓鬚眉的時代女性特質，也因為同時她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位在專業上有傑出表現的女性，又如何兼顧家庭與親情呢？導演Erik Poppe讓三分之二的劇情衝突發生在 Rebecca的愛爾蘭住家中，正是凸顯同樣要求專業（記者或母親），一旦起了衝突，兩者不可得兼時，才會引爆的巨大矛盾。tgn009.jpg 

開場的Rebecca，無所畏懼，一心一意只念著她的採訪報導能否成功，從祭天淨身追蹤到爆 炸前夕，很少人能像她那麼完整紀錄炸彈客的心路歷程，但是她的鍥而不捨，卻也引發警察關切，才導致衝突提前引爆。

 

甦醒後的她，成為前線英雄，但是返家後，大女兒Steph（由Lauryn Canny 飾演）與丈夫Marcus（由Nikolaj Coster-Waldau飾演）卻相對冷淡，只因為她全心全意奉獻工作，完全忽略了家人的懸念與掛心，不是單身，無法做自了漢，她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婚姻、家庭與親情，才是《一千次晚安》檢視戰地記者的反向切入點。

 

電影有三個巧妙的設計，首先是禮物。Rebecca每回出差返家，都會備妥禮物送給女兒，這回從醫院返家，她忘了，但是丈夫幫她準備好了。她的虧欠，寫在心上，寫在眉宇間，但要到了她查看了女兒的日記，看見了自己不能替女兒過生日，只能在異國前線寄回卡片，聊表心意。也許，她沒想隨便應付，但是女兒的慎重其事，仔細保存，卻更添了她的心虛，才會有就此不再前線涉險的承諾。

 

其次是照片。Rebecca用生命換來的戰地照片，按理來說，東家媒體應該視若珍寶，結果卻是在五角大廈的施壓下，東家猶豫了，那是Rebecca專業上的重挫，卻也充分顯示前線與編輯檯的矛盾，那是多少記者嘔心瀝血才交出來的文稿卻橫遭打壓的新聞悲歌？然而，電影給Rebecca的救贖卻是青春期的女兒Steph看過照片，第一次認識了母親的工作本質，同時也想到了可以讓母親的照片來豐富她的學校報告（名家攝影用來做學堂報告，雖然是大材小用，卻是親子融冰的關鍵），照片究竟身價幾何？是鴻毛或泰山？不就是看是誰在看這些照片嗎？tgn015.jpg

 

第三是前線。傷癒後的Rebecca再次受邀前往非洲難民營採訪報導，她心中想去，但是才承諾了丈夫不再險，因此沒有允諾，但是Steph得知風險不高，想替自己的報告加分，反而促成了這趟母女行。在那兒，Steph學會了攝影，卻也驚見強徒行兇，難民世界依舊有槍林彈雨，Rebecca的新聞本性被槍聲喚醒，再也不顧女兒的驚恐尖叫，將Steph託付友人後，轉身就朝帳篷奔去…

 

是的，Marcus早就說過了，他才不相信Rebecca會放棄前線採訪，返家的Rebecca只是休養蓄積能量，隨時會再出發，他受不了那種夜夜就怕電話鈴響的心理煎熬，同樣地，見證母親為了火線新聞，就放下親情的決斷，Steph的舊恨新愁同樣上心頭，專業記者與專職母親的矛盾；親密愛人與事業達人的矛盾，很難不在這裡炸得血肉模糊。

 

《一千次晚安》的不俗在於只有目擊，才能感同身受。女兒「採訪」母親何以要涉險拍照？母親的解答，讓女兒有了初解人事的啟蒙，母親告訴她因為實在看不得人間如此不公不義，滿腔憤怒，拍照成為她唯一的救贖，更是女兒認識母親的關鍵轉機。tgn012.jpg

 

《一千次晚安》的不凡在於只有親身走過，才知有多難。女兒在非洲前線受驚，對母親的棄她不顧，受創更深，從此形同陌路，母女終於談判時，女兒拿起相機連按百次快門不鬆手的憤怒，讓快門聲有如槍聲，聲聲擊中母親的心，讓無懼強暴的Rebecca也不能不澘然落淚。

 

《一千次晚安》的犀利在於透過比較，創造了立體縱深。導演一方面透過Rebecca的雙重身份，完成了戰地記者與親情價值的永恆錯焦；另一方面則讓Rebecca重返阿富汗前線，採訪同樣的炸彈「死士」主題，以前的她，眼中只有事件，只求完成報導；如今的她，卻是看見了青春，也看見了生命，快門再難按下。她的進化或者軟弱，讓戰地攝影記者的雕像取得了立體刻度。

 

當然，Juliette Binoche的表演活化了電影的可信度，你會感歎，台灣電影還在忙著談小情小愛；你會感歎歐洲有這樣的劇本，讓中年婦女的身心世界都有了動人的伸展空間；你更會感歎，電影的功能就在開啟人生視野，成功達陣的《一千次晚安》讓影迷看見了電影工作的神聖與莊嚴。

一千次晚安：快門勇氣

對比，是藝文創作的重要手段，透過對比，我們對事物的本質與神髓，因而得著更清楚的輪廓。《一千次晚安（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Tusen ganger god natt）》選擇的對比手法，有多個層次，關鍵都在照相機的快門。

 

《一千次晚安》的核心人物是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攝影記者Rebecca，相機是她的吃飯傢伙，冷靜地按下快門則是她紀錄事實，發覺真相的必要手段，就在按下快門的剎那，她是絕情？抑或多情呢？

 

《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與收尾戲都是Rebecca在阿富汗前線，見證炸彈客的宗教與行動儀式。炸彈客同樣是清純的女郎，抱著必死決心，先躺進死亡的墓穴，接受土葬的預演儀式，再淨身沐浴，著裝綁彈，從容上前線……

 

Rebecca原本是見證者，冷靜目擊每個流程，精準按下相機快門，但是終場前，她按不下快門了，她跪地長泣，前後判若兩人的心境落差，讓觀眾面對「自殺烈士」的理念與生命困境，取得更深入的觀點。

 

遇見好新聞，就有見獵心喜的激動，其實是多數記者的本能反應。能夠採訪到自殺客的宗教儀式，多數戰地記者都不願錯過，Rebecca能夠獲准採訪，一方面是擴充眼界，善盡專業本份的難得機會，另一方面則是僅管機會難得，要力保客觀，不能淪為宣傳，但亦不能退縮保守，失去認識或者發現真相的契機。tgn003.jpg

 

挪威導演Erik Poppe無意和觀眾討論「攝影」的本質，也無意和大家討論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強調的攝影觀念：「雖然人們會覺得相機確實抓住現實，而不只是解釋現實，但照片跟繪畫一樣，同樣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其實是「獵奇」與「報導」並存的一種現象：自殺炸彈客竟然是女性（相較於傳統的男性死士，這個真相，就取得了比較的能量），這個事實，就足以讓人更進一步深思當代阿拉伯世界的抗爭思維。

 

多數戰地攝影記者都有些使命感，出生入死，報導真實，都有著想略盡棉薄，靠著系列照片，力挽狂瀾，幫助殘缺的世界變得好一些。Rebecca同樣有著見不得人生不公不平之事的「怒氣」，拍照成了她的救贖解藥，如非同為女性，她未必能夠深入沐浴著裝現場，取得更多內幕現場照片，為她的報導蓄積更多的震撼能量。

 

但是，若非Rebecca鍥而不捨，堅持一路跟拍，甚至臨下車時，還要回身補拍兩張，警察會上前盤查嗎？炸彈客會在鬧區引爆炸彈，傷及更多無辜嗎？被震波炸飛也受了傷的Rebecca繼續奮勇按下快門，固然是專業與敬業的表現，然而Rebecca是不是促使炸彈客提前按下引爆鈕的關鍵呢？她是不是以「他人的血」來成就自己事功呢？（「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是法國存在主義女作家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de）的成名作，此處借用書名，來補充戰地記者無可迴避的道德困境）

 

《一千次晚安》這時候技巧性地用引爆其他話題的方式，迴避了這個矛盾爭議（警察如果攔查Rebecca的相機，或許干預了新聞自由，但會查知更多真相），資助Rebecca前往採訪的出版社受到五角大廈的威脅，不敢採用Rebecca的作品，以免落得美化炸彈客的指控，影響他們在華府的其他採訪（這卻也直接批判了美國霸權的新聞干預手法）。這次挫折，也讓Rebecca順理成章得以扮好媽媽的角色，甚至以陪女兒做報告之名，轉進非洲難民營。tgn006.jpg

 

當然，只有再次聽聞槍聲響起，Rebecca血液中的戰地記者本性才會顯現，在母親與記者的雙重角色中，她放下女兒Steph，追著槍聲跑，趴向前線猛按快門，對乍聞槍響的女兒是一次無情的選擇，生命的天平上，女兒的砝碼，在那一剎那，遠不如死難災民重要，此時的Steph面對的是內外雙重受創（生死一線間的不確定感，母親又以工作為重的失落感），她的挫敗、憤怒與失望，最後匯聚成她取得母親相機，毫不間斷地按下數十下連拍快門的聲響，就如同不斷打在Rebecc臉上的巴掌。

 

是的，同樣是快門，Rebecca與Steph按下的聲響，意義截然不同，有此對比，記者／母親的矛盾，既是高潮，亦是無解的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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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結尾的重回阿富汗前線，重回炸彈客儀式現場，看到更稚嫩的臉龐，看到更年輕的胴體，Rebecca的猶豫與遲疑，道盡了她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她的為難，按不下的快門，對照開場時的一往直前，前線記者的人性掙扎，就此得著更強力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