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國寶級導演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七月三十日在他私人擁有的法羅島家中過世,享年89歲,柏格曼基 金會的執行長韋汀(Astrid Soderbergh Widding)向美聯社記者証實了這項消息。
柏格曼是在1918年7月14日,生於瑞典的烏普沙拉(Uppsala),父親愛呂克.柏格曼是一位篤守清規的路德會牧師,對孩子的管教非常嚴格,犯錯的 小孩接受打屁股、掌嘴、抽打籐條或著關進黑的衣櫥中,都是經常發生的事,而且處罰完之後,小孩還得親吻父親的手表示罪惡已經遠離了,然而就是不准吃飯,早 早就得上床去睡。
在柏格曼的回憶錄中曾經這樣記錄著他對父親的印像:「父親經常為人主持喪葬等宗教儀式,生長在這樣的環境,我很早便感覺到魔鬼的存在,並且將其形象化,我 小時候常玩的魔術燈籠就是這樣的產品…至今我都還能記得鐵盒子燒熱時所散發出來的那些怪味道。那些彩色的玻璃片上面畫有許多騎士、大狼等圖畫,大狼就是魔 鬼,雖然頭上沒有長角,但有尾巴,也有血盆大口,看起來很真。」
即使家教甚嚴,調皮的英格瑪還是有自己的應對方法。他早早就在衣櫥中安放了一隻可以放出紅光和綠光的手電筒,一旦自己被關進衣櫥中,他就可以在暗黑的空間裡把玩起手電筒,讓光影和手影交錯進行,彷彿就在觀賞一場電影。大師早在童年時期就已經展現了不凡的童心。
雖然他的父母親的關係一直不睦,19歲那年甚至脫離家庭,獨自生活,但是他從不否認自己對戲劇和電影的迷戀,都源自於家庭教育的影響。
五歲時,看了第一齣舞台劇,英格瑪就迷上了戲劇,九歲時更在自家的遊戲間裡開始搭建偶戲舞台,他自製小玩偶、畫佈景、寫腳本,同時還不忘添加「燈光設備、旋轉臺、昇降台,大而笨重的物件充塞整個房內,使得別人進都進不來。」
在他的回憶錄中,柏格曼曾經這樣寫著:「小時候,我總習慣坐在餐桌的旁邊曬太陽…有一天,冬日逐漸遠去,春天的腳步早已逼近,隔壁公寓傳來一陣鋼琴聲,有 人在演奏華爾滋音樂,客廳牆上掛著畫著威尼斯風景的巨畫,陽光在畫面上移動時,我可以感覺到畫中威尼斯運河的河水也跟著移動起來,廣場上的鴿子也飛了起 來,畫上的人們也跟著比手畫腳起來,窗外的大教堂此時傳來了聲響,感覺上卻像是來自畫中的鐘聲,連鋼琴聲聲都彷佛來自畫上…一切都變得栩栩如生了…」那這 段童年成長經驗,後來也成為他在《芬妮與亞歷山大》中最充滿魔幻魅力的開場白了。
十歲那年,父親送給馬英格瑪的哥哥一架「魔燈」(laterna magica)型的「電影機」(cinematograph)做為耶誕禮物,那是一台「帶煙囪、聲響很大的錫盒,裡面有盞煤油燈和不停旋轉的影片」,英格 瑪比哥哥還喜歡這個禮物,非常享受那種畫面在牆壁上晃動的感覺,所以用自己收藏的上百個錫兵玩具,從哥哥手中交換到了這架電影機,每天就浸泡在幻影世界之 中。
早在孩提時,柏格曼就已經沈浸著迷於在劇場和電影兩大藝術之中領域,而且終生奉獻於此。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攻讀的是文學與藝術, 畢業後更直接進入斯德哥爾 摩劇場成為訓練員與導演,寫過不少的劇本、小說和短篇故事,可惜都沒有製作演出或正式發表,直到1941年他才有機會進入電影界,先從劇本寫作開始,繼而 又在1944年由導演歐夫.荀柏格(Alf Sjöberg)把他的劇本拍成了電影《折磨(Hets)》轟動歐美,讓他成為歐美影壇耀眼的明日之星。後來,他一直強調劇場是他「忠貞的妻子」,電影則 是「昂貴的情婦」。
多年後,回憶自己的影藝人生,柏格曼這樣定義著自己的一生:「我覺得自己一直是個變戲法的魔術師…拍電影時就是運用別出心裁的儀器來矇騙觀眾,把他們帶上 帶下,教他們發笑,或者害怕驚呼,或者感動落淚,這一切都教我覺得自己是騙徒,同時也是魔術師,我玩騙人的把戲,但也不過是個雜耍的藝人罷了,只是我用昂 貴的儀器來騙人。」
英格瑪.柏格曼是電影界的巨人,但是感情世界卻是多情而混亂的,五段婚姻,八位子女的生命中,女星麗芙.烏嫚(Liv Ullmann)是知名度最高,也是在他的創作巔峰時光帶給他最大靈光的繆思女神,他們從1966年的《假面》開始,先後合作了十部作品,麗芙也替他生下 了一位女兒,後來麗芙升格做導演,柏格曼也不時對她的劇本提供創作意見。
從《假面》開始,柏格曼就大膽運用了特寫鏡頭來表現麗芙的五官輪廓,她的藍眼睛、金頭髮,充滿知性與靈性的氣質,成為現代「焦慮」女性的象徵,但也就在他們合作《假面》時,朝夕相處的情投意合,導致各自的婚姻都出了狀況,麗芙烏嫚有過一段精彩又坦白的回憶。
他知道我喜歡他,我也知道他喜歡我,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公開談論彼此的感受。
有一天,我們到海邊散步,他才開口說:「麗芙,我們是那麼痛苦地連結在一起。」一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我的婚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也不能再維持他的婚姻,於是我們就決定生活在一起。
他為我蓋了間房子,直到今天 他也一直都住在那裡,房子裡有一間書房,他都在裡面寫著他的劇本,我也在那兒書寫著我的日記,書房有一扇門,門上就刻著我們的一些想法,我們其實是很孩子氣地在那兒交換著我們的夢想。
和柏格曼生活在一起,是我最美麗的時光,卻也是最憤怒的時刻。
柏格曼的電影是藝術電影的珠玉,更是世界影壇在1960年代的藝術先鋒,他的電影探討生死與宗教,對愛情與人性的批判尤其沈重,如果不是遇到一位英明大器 的製片人卡爾.笛姆寧 (Carl Andres Dymling),包容他,鼓勵他,也許他的創作人生還未必能夠如此優遊自得。
卡爾.笛姆寧曾經如此形容過柏格曼與他合作的方式:「柏格曼開始寫劇本之前,總是習慣先讓我知道他的計畫和構想…有時候一個構想剛出來,便很快神秘地消失, 不再聽他提起;有時候才剛寫完一個劇本,另一個新的想法馬上緊跟著出現;有些構想雖已成形,卻又不斷改變,甚至整盤翻新…事實上,他的同一個構想常常可以 發展成許多不同類型的故事,教你感覺不出來這些故事出自同一個構想…柏格曼是一位創作源源不絕的人,你很難想像,有一天他會大聲嚷著自己再也想不出新東 西了,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在拍片之前,都是先和我討論電影中的種種緢節,等他拍攝完了,我們再一起討論這部電影的內容及其他細節。我從來不看毛片,只有在電影攝製完竣之後,和他 一起觀看粗剪之後的毛片,我堅守原則,從來不干預他的工作,攝影過程,剪接過程,我都讓他自由自在去做,這是最辛苦的階段,他必需專心,不容任何干擾,這 是我多年來始終堅守的原則,我不只對柏格曼一人如此,我公司的導演,我都一視同仁,這種與眾不同的制度,也說明了一部份理由為什麼柏格曼的電影會讓人覺得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