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盒子:再會了布袋戲

電視布袋戲,收視依舊不墜,傳統掌中戲,幾乎已經走入黃昏。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最近將他拍了十年的影像剪輯成了《紅盒子》,拍下了87歲的布袋戲國寶演師陳錫煌細膩的指掌乾坤,也記錄了不能與父親同姓的長子,在父親的巨大陰影下,究竟要怎麼面對自己的人生?

陳錫煌的祖父姓許,因為入贅,所以長子許天祿從母姓,就是日後的國寶大師李天祿;李天祿同樣也因為招贅進了陳家,所以長子不姓李,只能姓陳。因此,日後傳承父親創辦的亦宛然掌中劇團的,不是長子陳錫煌,而是次子李傳燦。盡得父親絕學的陳錫煌要怎麼面對父親及弟弟?這一家人的戲夢人生,全在《紅盒子》中宛轉吟唱。

答:會想拍陳錫煌的紀錄片,當然是被他的精湛技藝給迷住了,我是看著卡通與布袋戲長大的電視世代,如今做了爸爸,不時還是會陪著小孩看卡通,傳統布袋戲卻已經幾乎消失在大眾的生活裡,我開始思索為什麼傳統布袋戲會「消失」?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大師陳錫煌表演掌中戲時,簡直就是目瞪口呆,沒想到這個大男人有這麼靈巧的手,可以在那麼小的舞台空間中,就靠著幾根手指,幻化出動人戲碼,便著手籌畫,10年來,先完成了日本人最著迷的掌中戲曲藝版的《紅盒子》,但在拍攝期間,我也觀察到他們複雜的父子關係,更耐人咀嚼,換了好幾個製片後,片子終於完成。

《紅盒子》有雙核心,除了父子關係,就是布袋戲的精華樣貌,所以片尾收錄陳錫煌大師示範《巧遇姻緣》整整15分鐘的片段。我採用的視角,則是平常觀看布袋戲台的正面視角,但有朋友直言建議,我應該將那15分鐘的片尾剪掉,應該要把整部片的重心放在陳錫煌和他父親李天祿之間的愛恨情仇之上,否則《紅盒子》會是我有史以來票房最差的一部片。

當時,我感到腦袋一陣暈眩,我不知道到底是這世界出了問題,還是我有問題,但我非常堅持要全數保留,唯有如此,大家才能在掌中戲幾乎已經花果飄零的今天,還有機會看到這段最原汁原味的折子戲,找回當初我們最接近布袋戲的觀看經驗。後來,有位大學生看過試片後,滿心不捨地對我說:「我還來不及認識布袋戲,就得要跟它說再見。」這句話,差點讓我淚腺潰堤,我知道自己的堅持是對的,如果大家對於布袋戲有著一點不捨,布袋戲的明天就還有一線生機。

答:拍攝初期,我沒想過要去記錄師傅的手,看到精緻的戲偶,很自然拍攝時就是拍師傅手套著偶的樣子。想到拍手其實是因為陳師傅有甲狀腺病變,手開始會不自覺顫抖,「手抖」對操偶師來說是很要命的傷害,所以就想趁師傅身體好轉時,趕緊拍下師傅的絕活。

另外,師傅在教導弟子時,有一款特別打造的戲偶,偶身上的戲服是用透明紗線織就,弟子透過特製的透明紗,可以清楚學會指掌動作,我那時很驚訝,沒想到師傅這麼不藏私,因為傳統曲藝裡有太多師傅會「留一手」,我也相信百年前學徒學布袋戲,絕對不會有師傅拿著透明的偶來仔細指導,只能跟在身旁偷偷看、偷偷學,揣摩著師傅的手指要如何舞動,才做出戲偶栩栩如生的步行、武打等動作。

不過,我請師傅將偶拿掉,只拍他的手掌和手指時,師傅很不習慣,驚訝地問:「戲偶真的不用上去嗎?」因為在他過去八十年的經驗裡,多數人只對戲偶有興趣,沒人會對藝師的裸手感覺好奇。我解釋用意後,師傅也接受,甚至希望我們多拍一點,還嚷著說要拍要快,因為隨著藝師凋零,再俐落的絕活也將煙消雲散了。有趣的是,師傅每回看片時,看見自己的裸手動作時,也會將手放在腿上跟著比劃。

我們之後除了推出《紅盒子》影片,還逐一記錄陳師傅如何用指掌表現女子婀娜多姿的走路、書生寫字蓋印、打鬥、甩棍,甚至木偶還能轉盤子表演雜耍等,日本NHK一度有意統統買斷這些影片,但我不願意,我未來要把這些影片放在網路上,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布袋戲的技藝,我很明白《紅盒子》在10月底上映後,頂多到明年也不會有人再來關心布袋戲傳承等議題,但我知道留下陳錫煌老師操偶的影像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紀錄與資料,日後還會出版詳細操偶動作拆解的手繪本,就是希望為保存傳統文化多盡一分心。

答:私底下,陳錫煌偶爾會跟我聊起父親的事,但攝影機一打開後,陳錫煌就閉口不言了,大約是片子拍到第7年的時候,我將之前拍好的影片剪輯了一大段,想請陳錫煌觀看後發表一下他對父親的想法,不料,只要問到父親,還是一句都沒說,我真的沒招了,只好跟師傅說:「您是否能夠假裝鏡頭是您的父親李天祿,試著跟父親說幾句話?」師傅沉默30秒,的是,那個30秒真的很長,我無法想像,你心裡有過多少千迴百轉,然後他才徐徐道出:「爸爸你是個好人,大家都說你很好。」等了7年,我只等到這麼一句,師傅更直白地告訴我,他真的不知道要跟爸爸說什麼。

我轉問他是否有什麼話想跟自己的兒子說,他也說不知道該談什麼,已經挫敗洩氣的我只好再問,是否有什麼話要跟戲神田都元帥說?這時候陳錫煌竟然一改寡言,劈里啪啦說了一大堆(楊力州此時用了網路青年愛用的術語:以下省略四千字)。

坦白說,那一刻我是很焦慮的,我責問自己難道等了7年,其實是等師傅在鏡頭前數落父親,嫌父親照料不多嗎?我難道是在期待重鹹口味的答案嗎?這是我要的嗎?但在師傅身上卻可以看到他複製父親的模式,父子彼此間無話可說也是一種答案,或許,沒有答案就是答案。

至於用上三太子李哪吒的典故,這來自當初我在找陳錫煌父親李天祿的影像時,直覺反應就是從侯孝賢導演的電影裡去找,從《戀戀風塵》到《戲夢人生》等,更微妙的是,即使陳錫煌師傅也非常有名了,但年過八旬的他每回演出時,旁人還是常用「歡迎李天祿的兒子」來介紹他,我在拍這部戲時,人家問我內容拍什麼?我也直接回應說:「我在拍布袋戲師傅,他是李天祿的兒子。」但不該是如此,他是有名有姓的國寶藝師,他的名字叫陳錫煌,不應被人簡化成「李天祿的兒子」,不應一輩子都在父親的陰影下。

面對他們的父子關係,我想來想去,還是想借用哪吒的故事,哪吒將骨肉割還給父母,陳錫煌在李天祿過世後,即使已經高齡79歲了,他也不想和弟弟爭搶「亦宛然」的香火,而是另行創立「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他在布袋戲傳承上,做得很像是三太子做的「剔骨還父」之事,他沒將「亦宛然」當成自己的血肉,而是選擇「當自己」。

答:拍片時,我開始思考我跟父親的關係,還有我和兒子的關係。幾年前有機會拍攝金馬獎得主的相關影片,我也會順便請這些影人談談和父親的關係,我印象很深的首先是小野,他形容和父親的關係是兩人被手銬銬住,兩人都不能往下沉淪,否則全家就會跟著跌進泥淖,小野還說是直到48歲時,他和父親的手銬才終於解開。

另一個則是李安,他談到那時他憑《臥虎藏龍》拿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他帶著小金人回家鄉要和家人分享,老家頓時被記者和SNG車給團團圍了好幾個小時,等到人散後,李安的父親李昇很認真地看著他說:「你都拿到奧斯卡了,要不要認真找一份工作做?」其他人聽到李安父親這麼說,也許會覺得太好笑了,怎麼會這樣想!但李安訴說這段往事時,心情是很激動的,連眼眶都泛紅,後來李昇過世,後輩遵照遺囑將父親骨灰撒到大海,李安說,他看著父親骨灰溶到海裡時,他覺得和父親的關係從此「乾淨了」。人生在世,父子一場,約莫也就是追求這種「乾淨」,這段深深激盪了我,所以我選擇在片尾時,李天祿的喪禮畫面交叉著陳錫煌手掌影像時,我背景放的是海浪聲,就是很秘密的手痕。

「二十四孝」中有一則〈郭巨埋兒〉,這位郭巨為了養活母親,竟然決定將親生兒子活埋,他的行為甚至成為帝王欽點的孝子典範,我覺得好可怕,為什麼孝道要用殺死下一代來展現呢?我們長久以來對於「孝」的宣傳,是否已進入血液裡,不自覺成為集體的潛意識?當拍片進行到後面,大家說話都愈來愈坦白,連心裡的不安都願意坦白道出,整部紀錄片要說的,陳錫煌終其一生努力在當自己,但他也不自覺在壓抑大徒弟,我想大徒弟何嘗也不是想要努力當自己,我確實是想透過這種對話,來呈現父子間的矛盾。

光譜函數:論恐怖份子

加法與函數都是數學運算。加法是累計的結果,函數則透過公式運作,產生非線性的變化。用在影劇作品上,加法是印象的積累強化,函數則邁向了更開闊,更不可知的新空間。

一道彩虹至少有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光譜,恐怖的光譜該包含多少的成色呢?

《恐怖份子》的片名明明很開闊寬廣,適用多元註解,好萊塢偏好朝刻板印像靠攏,台灣新電影卻會另闙蹊徑,那與製作規模有關,同樣也反應著創作初心。

小野與楊德昌的《恐怖份子》劇本,從一開場就以一起接一起的事件來替「恐怖」著色上漆,一筆接一筆地「加」上去,「恐怖」意像就得著了浸染之效。

警笛紅燈一路奔馳的警車、鬧區中的大台北瓦斯槽、頑抗的歹徒、乒乓的槍響、碎裂的窗戶、跳牆的人影、滴水的水管、吠個不停的狗聲、槍聲中按下快門的攝影、瘸腿的女孩、暈倒在斑馬線上的肉身、不曾停歇的機車與汽車、心臟突發狙逝的組長、寫不出小說的要命痛苦、高樓外的洗牆工人、出賣好友的私心、誤信好友的告白、勾引出軌的誘惑、送先生綠帽的愧咎、翻電話簿找替死鬼、仙人跳來詐財、風雨夜避居公車、辦公室翻臉的動手動腳、升官不是我的死等、警察槍枝被偷……《恐怖份子》就這樣細筆輕針地畫下或大或小、輕重有別的各色恐怖光譜,可辨識的,有感應的,都在堆疊,也強化了恐怖氛圍的效應。

炸樓火光、血肉橫飛…符合刻板的恐怖定義,亦是動作電影偏好的萬用公式;然而,堆砌讓人心底發毛的小事件,同樣也能收恐怖之效,不拚大的,專營小的,那是藝術電影使得上力,甚至得以形塑風格的高明策略。

不過,加法只是堆纍,要激起千堆雪,就得賴扭轉推力,才能引爆混亂狀態的「熵增」效應,《恐怖份子》中的小說家周郁芬就是關鍵的變動函數。

小說究竟是虛構?還是真實?憑空杜撰,難免虛浮;皆有所本,又難免陷入對號入座的困境。創作如真,就得著了血肉,若能將真事改頭換面,另著新妝,虛實難辨,就接近了藝術的魂魄。

《恐怖份子》創造了小說家周郁芬這一個角色(繆騫人飾),目的就在透過「真實」與「虛構」的對話,來凸顯人性的複雜奧秘,以及多元解讀的艱難。電影中開槍殺別人,與開槍自殺的雙結尾,其實另外還加附了第三個選項:這一切,難道是小說中的另一個結局嗎?這種開放空間,正是後設精神的極致,亦是《恐怖份子》在台灣電影史上完成的重要書寫。

周郁芬的創作來自往日經驗,直書胸臆,但是字裡行間的真情,披著小說的外衣遮人耳目,卻只有舊情人小沈(金士傑飾)讀得懂,這才驚覺昔日情變竟如此重創作家,再也捨不得放手。換言之,她的書寫其實是真。

周郁芬離家出走後,先生李立中(李立群飾)才開始讀她的小說,又經攝影師小強(馬邵君)指點後,對號入座,才明白那通語焉不詳,卻已激發胡思亂想的搞怪電話,竟是家變關鍵。換言之,她的書寫對先生而言,九成亦是真,剩下的那一成,非他所為,卻百口莫辯。

對情郎,周郁芬不否認筆下有真情,你既然讀懂了,就能再續舊緣;對丈夫,周郁芬強調小說就是小說,情節多數虛構,不必認真。然而,若非那通電話,她不會循線走訪,她的舉動,可以解讀成小說創作前的「田調(田野調查)」,亦可以解讀是偵探丈夫私情的焦慮妻子,情節如真,所以絲絲入扣;關鍵為虛,所以點化出萬千假象。

就在周郁芬的小說得獎後,小說情節才告曝光,電影這時已經演了三分之二,觀眾這才知道原來剛才的情節大半就是小說的重點,讀了電影的觀眾其實也陪同李立中讀完了這篇小說,更明白了周郁芬按下門鈴,看到小強開門,不說一句話轉身就走的身影,正是小說家把真實轉化成為虛構的關鍵時刻。

電影並沒有討論或提及小說的結尾,只有透過評審的評語肯定故事的「寫實力道」,因此後續的電影情節發展,在感情上和事業上遭遇雙重挫敗的的李立中會採用多暴力的報復,既可以是作家人生的必然途徑,同樣可以是小說的後續章節,李立中分不清現實與虛構,觀眾也思索著同樣的問題,得到的結論就有著「熵增」或「反熵」的岐異選項。

以前,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哥們,如今卻因為有了升遷機會,我向主管提供了你的黑資料,因為幹掉了你,我才有出頭天,這是職場上不時上演的鬥爭戲碼,李立中演出這樣的嘴臉,也只是尋常人性。

一直,我都是這樣相信你,所以遭主管羞辱後,找你訴苦,還批評必是某人背後下毒手,全然不知,聽你訴苦洩憤的李立中才是黑手,李立中要如何分擔好友情緒?又要如何隱藏自己的心虛?

自覺升遷在望的李立中,迫不及待就對妻子和好友透露自己的機會,一旦主管改升他人,那種無臉見人的挫敗與悲憤,同樣也是背叛的另一種光譜,差別在於以前是他背叛別人,如今則是自己遭人背叛。

公事如此不堪,私情亦好不到哪去。

周郁芬與男友小沈偷情,回家見到丈夫,猛然的一下擁抱,是寫不出小說的困頓?還是愧對先生的歉意?

有一位寫小說的妻子,李立中卻一直沒讀過妻子的小說,他的陌生與冷淡,如何配搭他的愛情?等到妻子要搬走了,李立中除了幫忙打包,看著她離去的背影,又如何訴說自己遭遇婚變突襲的挫傷?楊德昌給了李立中一個開水燒煮滾燙後的汽笛聲,已經是他最高亢的悲鳴聲了。

顧寶明飾演的刑警老顧是李立中滅頂之前的救命浮木,急如無頭蒼蠅的他,只能求助警力,卻被老顧嫌他出了事才相會。換言之,李立中的人情淡絕,適用妻子,也適用老友。

然而,就在「人財兩失」之後,李立中認真地找老友把酒敘舊,圖的卻是老顧的那把警槍。換言之,李立中的人際關係,除了利害,就是利用,他用老顧的警槍去殺人,會替老顧惹來多大麻煩?從來不是他考量的重點。他的友情光譜,何等沉重陰鬱。

至於年輕攝影師小強的背叛光譜,同樣有兩款。他在那場街頭兇案中,發現了落單又瘸腿的王安,然後扶起暈倒街頭,快車就從身旁轟轟駛過的她,送進醫院,先有目擊,再又觸擊,所有的心事就直接洩露在那一張又一張放大的照片中。小強的異樣,同居女友難道不知?

後來,小強租了王安故居,推有舊家鑰匙的王安又開門闖進,看見牆上的照片,她當然明白小強的心。這一回,她沒有拒絕小強的吻與愛,只是在天色將明時,帶走了所有的相機。換言之,這位夢中情人選擇了背叛。

楊德昌與小野的高明在於王安確實拿著相機去變賣,偏偏價格太差,卻意外得知昔日男友獲釋。於是,就在小強醒來之前,全套相機又都歸還小強門前。換言之,這位夢中情人演出背叛戲碼之外,選擇了不要加害。然而,她的來來去去,她的拿走與歸還,不亦都是小強心中無以名狀的苦澀與蜜甜嗎?是的,這種苦中之甜,就是《恐怖份子》最另類的的背叛光譜。

《恐怖份子》的每位主角都有多張面具。台美混血的王安,有著天使的面具,不論是在街頭或舞池,都容易招惹好色之徒,直到開了房間,進了房門,她才換上魔鬼面具。羔羊,任她剝消,惡虎,她亦扁鑽刺身,那是她的強悍。

王安跳窗逃亡時,摔瘸了腿,綁上石膏,被母親禁足家中,於是拿出電話簿,隨機取樣,任意灑下猜忌與挑撥的種子,電話撥通時,她用黯啞的口氣索討公道,掛上電話時,她已成功撩動了春水,享受著胡說八道的樂趣。

周郁芬同樣有兩張面具。因為小沈情傷,所以嫁給了李立中,等到舊愛明白了,她就離開了貌合神離的夫婿。愛與不愛的哭笑假面,她穿卸自如。

最初,她厭倦高薪工作,決定在家專事寫作,卻因人脈圈子日減,小說愈寫愈悶,於是又想回到職場上班,每個決定都是她,要與不要的真假面具,她穿梭自如。

李立中的面具是人前忠厚,人後下藥/下手;小強的面具則有浪子與富家少爺兩款……至於楊德昌則用了王安的肖像組合圖與周郁芬的電視牆圖像,來完成他的假面書寫:風吹過王安的肖像,面容就糊了,看不清她的本貌;電視牆上的周郁芬,盡是複製影像,那一幅才是真的她?

楊德昌在《恐怖份子》中採用了兩首歌曲:「Smoke Gets in Your Eyes」和「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前者寫人,後者點題,各有重要性。

由「The Platters」合唱團在1958年唱紅的這首「Smoke Gets in Your Eyes」,出現在「父不詳」的混血兒王安的母親家中,單親媽媽劉明不時就會拿出黑膠唱片播放這首曲子,聽著聽著人就乏了,分不出眼睛是煙是淚。其實,歌詞中,不管是

或者

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人們說總有一天你會明白

All who love are blind” 戀愛中人都盲目

抑或是

都說明了這位女子難忘舊情,膝下這位不時惹禍的混血女兒,意味著她曾經與旅台美軍/美商有過一夜情(或者一段情)?男人是一走了之?還是有緣無份,只能長相憶?一面聽著歌,一面用手撫摸女兒臉頰,多少恨,昨夜夢魂中!

但是歌聲還繼續在跑,這回適用「煙霧迷漫了你的雙眼」的是年輕攝影師小強的女友黃嘉睛,他發現小強的相機裡出現了一位謎樣女子(即王安),不但神韻動人,而且小強還做了放大處理,一張肖像大臉由二十四張小照片組合而成,不需要小強向他告白或懺悔,看見牆上的這張照片,她就已經聞嗅到同居男人的動心與異心,於是動手毀掉小強的作品、相機和底片,她是氣到目盲,亦是嫉妒智昏,小房間中還有尾韻飄揚的這首「Smoke gets in your eyes」,同樣說訴著新世代的愛情恩怨。

陳桂珠填詞,翁孝良作曲,蔡琴主唱的「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因為出現在電影最後,劇情已然結束,只剩工作人員字幕跑動的黑白畫面上,而且曲子亦未唱完,看似無關輕重,討論不多,其實不然,歌名和歌詞中的「假裝」,精準點出了「閱讀/觀賞」「小說/電影」的「讀者/觀眾」,在體會情節時,「假裝」比真實更真實的心理認知,閱讀是一種假裝,行騙亦然,背叛亦然,就連丈夫李立中不願接受妻子周郁芬變心的時候,同樣也只能假裝只要回家就一切沒事……以楊德昌的精明與挑剔,他萬萬容不得一首無意義的歌曲掛附在電影的尾巴上,仔細再咀嚼「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的歌詞,你會發現,電影中的人際關係無不適用:

沒有人討論,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即使是片尾字幕,亦是電影的一部份,納入思考與評量,才更貼近創作者的心思。

台灣影壇很少有理工背景出身的創作者,楊德昌是20世紀的代表(鍾孟宏則是21世紀代表),他的選材不與人同,創作結構更暗含著綿密的邏輯與網絡,他是台灣新電影的重要旗手,透過他的作品來檢視他的風格,才會明白他是如何在開發台灣的「新」電影,以前,無人如此敘事,如今,這條創作小徑,依舊荒草蔓生。然而,只要陪他走上一段,他會用楊氏風景回應你,讓你讚歎不虛此行。

外公的咖啡時光:淚與笑

《外公的咖啡時光》探討了家有失智症患者之後,勢必產生的混亂,然而,不要小看舞台設計,從半圓型的框架到不時的落葉,失智老人的身心狀態,已然浮現,至於夢中佳人的永遠年輕,那亦是人生記憶的一大厚禮,雖然,那一切終究是要斑駁與褪色的。

《表演工作坊》的重生,對愛看戲的戲迷而言,都是佳音。

觀看表演工作坊的《外公的咖啡時光》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演出途中不時會聽見觀眾的窸窣聲,不時會被情節給逗得連聲大笑。演完後還有演員面對觀眾的交心會,你無法想像會有這麼多人帶著黯啞的啜泣聲,迫不及待想要分享他們照顧失智家人的甘苦。

是的,失智症。

據統計,2017年全球失智症人口近5000萬人,平均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台灣衛生福利部的統計亦顯示,65歲以上的老人每12人即有一位失智者,80歲以上的老人則每5人即有一位失智者。

《外公的咖啡時光》選擇失智症做為主題不但呼應了時事,也成就了一齣很有治療與宣洩功能的戲,看到現場民眾的熱情回應,你完全能夠明白希臘大儒亞里斯多德在《詩學》所稱的:悲劇藉由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情感得到「宣洩」,是如何精準地可以落實在劇場中。

呂曼茵執導的這齣戲,改編自馬維欣的繪本《永恆的咖啡時光》,馬維欣的名字對一般人相當陌生,但一提到她的父親馬志玲,你就會聯想到曾在金融圈引發風暴的集團,更會想到就算富霸一方,一旦失智症找上了你,也只能乖乖豎起白旗,任憑病魔擺布,因為你不但失去了記憶的能力,也失去了自主行動力,全賴他人照顧。馬維欣用「集中營」來形容失智患者罹病後的人生,那種囚牢困境差堪近似,但是照顧失智症的親人過的又是怎樣的人生呢?

無法與失智者溝通,應該是照顧者最大的痛,因為失智者不但不記得血緣至親,甚至也未必能找到合適的詞彙來表達意見,但是脾氣既急又大,根本不耐和你窮泡磨菇,這種溝通上的失焦與錯漏,可以是喜趣的爆點(前言不對後語的回應,就有打中要害的笑果),也可以是悲傷的河床,更可以是親情倫理的人生試劑(曬得黝黑的兒子得學外勞口音,才能接近父親,騙走父親的存款;被工作與看護兩頭灼燒的女兒與孫子,只能出言不遜相互傷害,還得被父親/祖父一句:「你是誰啊!」搞得傷心欲裂)。王靖惇、丁乃箏與呂曼茵3人協力完成的劇本雜揉著這些元素,帶領觀眾洗了悲喜交加的一趟三溫暖。

全劇有三個巧思值得一書:首先是透過孫子的開場白,帶出了傳說中的「魚的記憶只有7秒」,用意在表述當事人即使記性短未必就因此不快樂,真正焦慮的反而是那些大小瑣事都記得清清楚楚的人,不斷叨叨唸著:「你怎麼就不記得了呢?」失智者還能夠記得的事,就算只剩每天還知道嚷著要去買杯咖啡,也是夠讓他自得其樂了。

其次則在舞台設計。

有關失智症的圖像呈現手法,最經典的作品當屬陳芯宜導演在三段式電影《昨日的記憶》中《阿霞的掛鐘》這一段,用都更前的廢墟社區來象徵人腦的斑駁破敗,《外》劇的舞台先從虛出發,黎世祺的舞台設計連結了魚的記憶,規劃了一座半圓形的大小框架組合,目的在製造一個類似玻璃魚缸的空間概念,讓浮沉其間的男女有如魚兒漂流;至於大大小小規格不一的空白框架,可以是人的記憶,也可以是人生的侷限,務虛的舞台美術,就這樣提供了多元解讀。

至於實景部分,不時會從上方飄落的黃葉,就是秋冬已屆的人生晚景,對照樊光耀飾演的失智老人,那種時而任性固執,時而張皇失措的心境與情境,每一回的落葉,都讓你瞧見也聽見了歎息。

第三則是Shall We Dance的古曲新用。這首來自《國王與我》的名曲,代表昔日華美記憶,暹羅國王因此得見西方舞藝之美,外公則是曾踏著如此旋律與妻子和女兒婆娑起舞,即使想不起了曲名,依舊能聞樂起舞,不也是最卑微的幸福嗎?

失智老人有如關進了集中營,其他家人同樣有如被綑綁了手腳,沒空照料,就不孝;全力盡孝,難免就喘不過氣來,而且失智症還是不可逆的疾病,看不到出口,也看不見明天,家人如何排班接力,各自的盤算就反映著私心,范瑞君和呂名堯這對母子的真情與私心,就是很寫實的人間寫照圖,再加上一位只想從老爸身上挖出存款的王鏡冠,彼此在推與爭時的口不擇言,確實就反射出台灣社會的長照困境,至於李劭捷的夢幻佳人,李辰翔咖啡店老闆的機智應變,每位演員都各自有飆戲空間,表演工作坊找回了給大家看好戲的能量,是劇場亦是觀眾的佳音。

陳世川:讓海報唱歌2

《刺客聶隱娘》商業考量 藝術折腰

藝術電影的海報理應凸顯作品意境,卻經常在商業行銷的考量下,被迫採保守策略,強調大大的明星臉,原本的藝術魅力卻就此打了折扣。

一位設計者,能有多少原創性?陳世川的回答很坦白:「很少,設計這件事情更偏向服務,因為海報要溝通的觀眾很廣,不能太極端,風格相對單一。遇上合約規範時,再大牌的設計師也只能收起鋒芒。」

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在國際行銷時,曾請林小乙設計出一款水墨意象的前導海報,舒淇背對鏡頭往黝黑森林走去,意境非凡,但是台灣發行商認為這款海報太過前衛,擔心沒有明星無法吸引觀眾上門,於是另找陳世川改款,並且要求海報必須同時出現舒淇與張震。

「其實,林小乙的版本最能傳達《刺》的意境,發行商的改款要求,讓我很困惑,會來看侯孝賢作品的觀眾,原本就不是為了追星而來。」發行商如此堅持,陳世川也只能硬將張震「塞」進海報裡,「我只能說,他們想像中的觀眾有時是5年或10年前的觀眾,而不是『未來』的觀眾。」

《破風》肌肉書法 氣魄逼人

要設計師選出最愛,就像要問媽媽究竟最愛哪個孩子,然而,陳世川念念難忘的卻是《破風》的前導海報。

為什麼?「因為那張海報沒有彭于晏的臉,只看見他的腿。但是肌肉線條和片名書法全都充滿了勁力。」

通常,在電影尚未上映前,會先有一版概念型的「前導海報」,專攻影展或國際賣埠,上映前,則會因應行銷策略推出各種設計,如去年張艾嘉的電影《相愛相親》便有春夏秋冬四款不同海報,「我曾為香港導演林超賢的《破風》海報打造出10幾款不同的設計,都要強調明星的帥氣帥臉。」陳世川說:「這張前導海報裡只看到彭于晏的半邊背影,矯健的身姿說出車隊裡擔任破風者無懼的氣魄,對於設計者來說,前導、影展、國際版海報能夠放進更多創意,正式版海報操作則相對保守,畢竟業主會希望能夠『複製』過去的成功前例。」

《行者》寂靜空靈 減法魅力

有的海報崇拜加法,塞滿了各種符號,有的海報則採用減法,簡單一個人一顆石頭,就讓人流連忘返。

陳世川指出,商業片的海報要求一眼就能傳達出完整的訊息,「複製前人的成功手法,最保險。」但是重複別人早就做過的設計,很難引發討論與關切,「《行者》海報要凸顯無垢舞蹈劇場總監林麗珍的舞藝人生,看完電影後就決定用『空』為設計概念。」陳世川說,當初《行者》拍下了很多舞者在舞台或在森林裡練舞的舞姿,背景不是黑暗深邃,就是婆娑綠意,但他看到的卻是林麗珍舞蹈帶來的寂靜空靈,「我希望透過『空』視覺概念的傳遞,讓人們細細品味視覺背後的哲思。」

《行者》的白,深淺有別,臉上的白粉,身上的白光和背景的白幕,在黑髮、黑裙和那顆小黑石的搭配下,散發出以小搏大,以簡馭繁的火候。

陳世川:讓海報會唱歌

一張好的海報,得讓人初看驚豔,再看回味,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得勾起觀者的好奇心,一探這張海報究竟在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近年來賣座,或者帶動話題的國片《看見台灣》、《我的少女時代》、《角頭二》和《刺客聶隱娘》的海報,都出自陳世川之手,然而,促成這次採訪的卻是今年華文朗讀節的視覺意象,10月4日才要開幕的活動,已經因為這張洋溢著風動與心動力量的海報,燃起了熊熊烈火。

自稱「平面設計師」的陳世川,堅持「海報設計應該就讓海報自己說話,設計師不應多講話」,但是每張海報都有創作傳奇,我們好奇,於是我們追問著這些海報的背後故事。

今年華文朗讀節的主題是「書業革命」,「總策畫張鐵志和企畫統籌蔡瑞珊找上我時,」陳世川透露︰「除了希望我能延續《騷人》的設計風格,並且要從1968年,法國學生帶頭抗爭革命的5月風暴延伸,50年前,抗爭者拿石頭上街,朗讀節的海報中,我改成青年帶著書本上街。」

有了革命意象,陳世川找了一群素人朋友在台北巷弄裡奔跑,再由攝影師陳又維拍下人物影像,經過後製,這群為理想與信仰而跑的青年男女,臉上和心上都有風,氣韻動人,把法國的5月風暴橫移到了台北街頭。

「法國太遙遠!太陽花又太熟悉。」真正撼動陳世川的創意來自原住民歌手巴奈在總統府凱道前的抗爭,凸顯當代青年追求理想的革命熱血,「創作要有動力,動力來自熱情,接下來的則是追求價值。」魯凱族的陳世川說每當凝視這張海報時,「我就想到巴奈,以及原住民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依舊為了尊嚴而抗爭的初心。」

我的海報設計真正被人看見,甚至能在業界取得一席之地,主要來自2012年為陳映蓉執導的《騷人》海報。」陳世川說。

「傳統上,電影海報的片名字級一定最大,要讓大家一眼就看見,然而《騷人》顛覆了這個定型思考。」陳世川將「能搞革命,我很快樂」8個大字,抹上豔紅,然後拉大壓在黑白色的劇照上,「《騷人》裡有句對白:『既走不進時代,又退不出江湖。』散發濃濃的厭世風格,我便把這個理念投射在海報設計裡。」

陳世川最感謝導演陳映蓉的大方,甚至鼓勵他放大膽多嘗試,「我才能打破過去的電影海報規則。你沒有辦法想像《騷人》海報引起了多少共鳴,這張海報大約是我得到最多反饋的作品,甚至到現在很多人來找我接案,也是因為它。」

《一席之地》初試啼聲 一鳴驚人

雖然是美術科班出身,陳世川寄情最深的卻是音樂,曾和阿美族歌手舒米恩合組樂團「艾可菊斯」二人組,因此在陳懷恩執導的《練習曲》驚鴻一瞥亮過相,卻開啟了設計緣。

「雖然只在《練習曲》出現了短短幾秒,但在看到《練習曲》的電影海報後,我手癢了。」陳世川說:「這樣的海報,我也可以做!」於是他開始將樂團的照片設計成恐怖片海報,陪著歌手胡德夫演出時,也會將胡德夫的演出照片,去背、合成變成海報,愈弄愈過癮之後,乾脆弄了部落格上傳自己作品。

2009年夏天,《一席之地》導演樓一安逛到陳世川的部落格,立即邀他來為描述搖滾樂手的電影《一席之地》設計海報,「那時,我還是門外漢,看見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海報用了桃紅色調,就跟著用了,嵌上電影裡不時出現的廟宇法事及紙紮藝品,再搭上高捷和莫子儀的肖像。」

「那時還沒經驗,不懂得做『槍稿(意指襯托主要設計的備用稿件)』,就只做了這麼一張,沒想到一提案就通過。」

桑布伊:黑白雙面 大膽搶眼

沒有人確知唱片的封面設計與唱片銷路關係多密切,一旦走過唱片行,能被海報吸引,進而想聽歌,設計就成功了。然而,金曲歌手桑布伊的黑白兩款設計,卻不是一般人敢玩的手法。

替桑布伊設計第一張專輯《dalan》時,「因為桑布伊是卑南族,卑南族獵人打獵時都必須『偽裝』,和環境融為一體,所以專輯封面不只桑布伊整張臉塗黑,專輯也是以黑色為主。」陳世川強調:「但是掛在他的頸部,以及手上的卑南族飾品卻格外清楚亮麗,因為如此一來才更能凸顯桑布伊的卑南族身分。」

第一張專輯的色調是黑,第二張《Yaangad》卻用上了白色,封面吸睛,唱片則贏得去年金曲獎最佳年度專輯獎。

「認識創作者,你就會有源源不絕的靈感。」在陳世川的認知中,「桑布伊其實像個老人,他嫻熟母語,看事情的角度,關心的議題,都像極了部落的耆老,但是歌聲又是那麼雄渾開闊。桑布伊很愛拍樹木的照片,但他取景的視角非常另類,一般人拍樹,會想把整棵樹都拍進去,他卻愛站在樹的正下方往上拍,就像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做人得像泥土一樣』,於是我從這句話找到了再創作的靈光。」

最初,唱片公司只想到要在內頁附上桑布伊的油畫創作,有了泥土意象後,陳世川先讓桑布伊露出大家未曾看過的素淨白臉,再讓他的身體髮膚化身泥土,有莖幹纏繞其身,有枝枒蓬勃其上,專輯內頁則將桑布伊尚未完成的樹木油畫去掉大黃背景,改為黑白線稿,讓專輯的調性更統一。

盧廣仲:破蛋冰山 很無厘頭

確知目標觀眾是誰?海報設計相對就容易得多,創造共鳴,投觀眾所好,也是創意。

「海報要能畫龍點睛,關鍵在於你是否捉準了神髓。」陳世川將設計比喻成說故事,故事是否說得好,全看你的觀察有多深入。

他為盧廣仲首次登上台北小巨蛋演唱會所設計的海報,五色繽紛,充斥各種符號,「我的出發點很簡單,盧廣仲的特質有點是天馬行空的無厘頭,喜愛他的歌迷,特質也跟歌手差不多,人既然無厘頭,海報為什麼不能無厘頭?」

陳世川補充:「盧是創作歌手,一路從女巫店等的Live House唱到小巨蛋,我當初設計隱喻盧廣仲的創作人生就像是一座冰山,他已經完成的精采事件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未來還有更多可能。」

奇蹟的女兒:綠葉搶鏡 尬贏紅花

業者往往會在合約上註明海報要看見主角,要看見片名。業主願意讓配角取代主角,關鍵就在意境與魅力。

改編自楊青矗作品的電視劇《奇蹟的女兒》,描寫台灣經濟起飛初期的女工遭遇,「一開始,我遵照傳統,以女主角溫貞菱畫出多款主視覺的設計。」陳世川手上另外有一款飾演領班的女配角連俞涵在縫紉機前工作的劇照,焦點在針頭,連俞涵的臉甚至有點失焦,「這張其實只是我做為『槍稿』的作品,只是想要拿來襯托紅花的綠葉而已,隨手就拿現成的劇照套用設計,沒想到竟中選。」

關鍵在於導演鄭文堂,他一看到這款連俞涵海報就有來電的感覺,小說與戲劇的意境都點到了,主視覺是不是主角就不那麼重要了。

「槍稿最後竟然能成為先發,我只能用驚喜來形容。」無心插柳卻成蔭,對任何一位設計師而言,都有一種找不出形容詞的感嘆。

虛的藝術:眼睛的迷宮

明知是虛,是假的,為什麼卻能提煉出比真實更勁猛的震波? 

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在《春光乍現(Blow up)》結束前安排了一團默劇演員來到一處網球場,明明沒有球,亦沒有拍子,但他們的手足舞蹈及眼神流轉,就創造出一個如有球在的球賽現場,甚至球兒直撲場外時,場邊演員都還有閃球避球的驚呼反應。

安東尼奧尼曾經戲稱這場戲是專為影評人設計的,越是莫測高深,越能寫出精彩評論,其實不然,《春光乍現》是位攝影師,從照片中發現了疑似一具屍體,重回現場卻毫無所獲,眼見為憑,照片不算嗎?一旦眼睛無法覆核確認時,真相是什麼?真實又是什麼?最後的默劇表演,對人生的真與虛提供了有趣的開放性註解。

《春光乍現》是1966年的電影,2018年韓國李滄東導演改編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小說的《燃燒烈愛》,同樣也採用了默劇手法來凸顯全片的虛幻魔力。

有志小說創作的青年鍾秀在街頭遇見了小學同學海美,鍾秀小時候曾笑罵海美醜得可以,再相逢,海美卻變得好生秀美,「我去整型了。」海美坦承,究竟記憶中的海美或者眼前的海美,才是真的海美?

海美學過默劇,第一次的飯局上,她就表演了空手吃橘子的表演,有模有樣,煞有介事,這麼會表演女孩,她的愛情是真情?或是表演?

海美的房間很小,有窗子,但是陽光無法直射進來,只能靠鄰近大樓折射進屋,換言之,她每天看見的太陽,並非真陽,而是虛陽。另外,海美家養了一隻貓「鍋爐」,鍾秀不時夢往餵食,卻從來沒見過鍋爐,究竟有貓無貓?如果真有貓,何以房東從來沒見過貓蹤或聽過貓叫?後來海美失蹤了,鍾秀卻在情敵家中見到了一隻名叫鍋爐的貓,是巧合?還是線索?《燃燒烈愛》就如此這般在「物件」與「話語」的真假辯證中反覆碰撞,究竟海美是生或死?導演沒給答案,情敵是生或死?是鍾秀的小說想像?還是人生魯蛇的洩岔?導演同樣把答案開放給觀眾自行想像。 

誰說真相只有一個?人生非黑即白?習慣要有標準答案的殘酷人生,唯有進入到虛的世界中才得到鬆綁,才有了活水,那就是藝術的奧妙了。

明驥:台灣新電影推手

「這位姓吳的,晚上還在輔大念書,憑什麼進中影來上班?一定是某位吳姓黨國大老的兒子或親戚!」國家電影中心出版的《明驥─台灣新電影推手》一書揭露了吳念真當年揹著大書包進入中影公司擔任編審時所引發的內部揣測,但也說明了當時的總經理明驥在那個年代極力想要洗刷中影老舊形象,大膽起用新人,終於帶動台灣電影革命的魄力。

若非明驥敢用新人,台灣新電影浪潮不知何時才會湧現,雖然,很多時候,擔任企畫組長的小野是連哄帶騙地啟動了台灣新電影的開關。一九八二年春節中影文化城的恐龍大展空前熱賣,明驥指示小野籌拍一部以恐龍為背景的電影,吳念真不肯,小野卻答應了,兩人差點翻臉,小野的解釋是:「先把預算『騙下來』再說!」小野騙到的電影就是預算僅四百五十萬的《光陰的故事》。

那時,台港合作的《大湖英烈》光是喝咖啡就喝了四百萬,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和陶德辰四位新導演各領了七萬元酬勞就上陣了,結果恐龍只驚鴻一瞥出現一幕,其他的情節全是以寫實手法呈現台灣孩子的成長心情,手法略嫌青澀卻很清新,就在「四十年來第一次公開上映的藝術電影」的大膽宣傳下,打響了台灣新電影的第一砲。

軍人出身的明驥生前有兩句名言:「電影你們是專家,我都聽你們的。」以及「好電影你來拍,責任我來扛。」在那個台灣電影已經走入死胡同的艱困年代,他聽了小野及吳念真的話,也真的扛起責任,冒著撤職的風險,救下了險遭國民黨文工會禁演的《兒子的大玩偶》。

關鍵在於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遭蓋有中國影評人協會關防大印的黑函檢舉,內容指暴露台灣貧窮黑幕,如不修剪,就應禁演,明驥面臨的罪名是「你們這群人是在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三民主義思想基礎上挖牆腳啊!」這句話聽在吳念真的耳朵裡:「你是在說我們是共產黨還是怎樣?」然而明驥忍辱負重,據理力爭,並在媒體聲援下,打贏了這場「削蘋果戰役」。

以下的這四段文字是另外增補寫就的,沒有出現在報紙版本上。

另外,明驥也是反共抗俄年代專攻俄文的專家,俄國文豪索忍尼辛一九八二年訪台,他是幕後推手,還安排觀看了王童執導的反共電影《苦戀》,得到了索氏說:「恭喜中華民國,你們反共還有一塊自由的土地…我們俄羅斯也要反共,可惜我們沒有寸土…」往事如煙,這本明驥新書適時留下了這些史料,接下了薪火相傳的重責。

簡士耕:用恐怖破詛咒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黃耀徵

答:去年接到邀約時,我正在忙著創作《紅衣小女孩3》及《返校》的劇本,但一看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書名,我知道典故來自紀伯倫的《先知》一書中有關「兒童」的章節,心中有根弦被撥動了,於是告訴自己,再忙也要來寫《貓的孩子》。

吳曉樂的原著偏向報導文學,講述一個男學生,爸爸不但對媽媽施暴,甚至將教育小孩的事全部都丟給媽媽,從小只要成績不好就會被媽媽嚴厲體罰,有天媽媽撿到一窩貓,疼愛有加,男孩看到媽媽愛護這窩仔貓,卻用棍棒逼他念書,原著故事只兩相對照到這裡,我改編的做法是延伸原著沒有提到的部份:小孩不是只看著貓發呆,而是用殺貓來找出口。

《貓的孩子》的重點在台灣教育體制讓家長都失去了人性,我決定用恐怖片的架構來說出台灣教育體制裡的詛咒,概念近似以黑馬姿態入圍奧斯卡獎的《逃出絕命鎮》,導演用恐怖片類型帶出隱藏在社會底層的黑白種族問題,膚色對於黑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種詛咒,台灣人面對升學競爭,家族成員不斷地相互比較,毋寧也像是一種對孩子的「詛咒」,我相信很多台灣人想起升學往事都有類似經驗。改編《貓的孩子》時,我就放大這種概念,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裡,無法宣洩壓力的孩子,只能把悶氣發洩在更無力抵抗的貓身上,用最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詮釋教育體制下的壓迫與輪迴效應。

答:我得強調,我不敢對現實人生中那些殺貓者是否家庭有出了問題來下斷論,對我來說,「貓」有著神性與靈性,但卻又是軟弱的,如同村上春樹小說《海邊的卡夫卡》裡對貓咪的象徵隱喻一樣。在《貓的孩子》裡,我將貓當成神的象徵,貓被人殺了,是一種犧牲,卻也完成了救贖,就如同耶穌基督為人類而死。_LMT9721.jpg

不過,新聞確實會提供我靈感,之前看到高材生殺貓的新聞報導時,第一個感想就是不管動機為何,凶手肯定會遭到各界譴責,甚至霸凌,一則爭議新聞通常蘊含社會的壓力與焦慮,甚至引發大眾的窺視欲念,我會把觸動我的新聞報導先收著,放在心裡,等到真的要用時,這些資訊便很自然浮現。

另外,恐怖未必是壞事。恐怖也很能發揮警世效應,就像在廟宇常看到的地獄圖,所有的酷刑都是極端暴力,宗教家透過這麼恐怖的方式,講述作惡人間會嘗到的後果,就能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答:《貓的孩子》中,孩子怎麼表白,怎麼溝通,大人都聽不進去,只能選擇毀滅自己,然而除了毀滅以外,人生應該還有其他選項,所以最後避開了用最簡單的自殺方式來控訴家庭或者升學體制。

我的戲不管過程有多驚悚,一向喜歡結局能帶著希望,《紅衣小女孩》和《貓的孩子》都是如此。我比較不愛不做清楚交代的開放式結局,編劇有必要告訴觀眾故事究竟怎麼回事,未來會什麼走向。

答:除了新聞事件外,得空時我也會大量閱讀,不過最為重要的還是觀察身邊的人。剛入行時,我努力去觀察別人,例如《初戀風暴》中要揣摩歐巴桑的心態,於是就在咖啡廳「偷聽」歐巴桑聊天,後來也會跟蹤她,看到她結帳後先走到賣場買一打常溫的啤酒回家,一轉身卻到便利店買一罐冰涼的啤酒當場飲下,這樣的行為還真有趣,我還真是無法憑空想像描繪出來的。

不過,最後我發現要了解歐巴桑,其實只要問我媽就好,與其觀察路人,不如觀察及梳理自己最親近的人的習性。多觀察其他人,屬於一種橫向的擴散,但從自己熟悉的社交網絡往下挖,就會挖出更深也更真實的情貌了,所以我的作品裡都會有親友的身影存在。

這麼做的好處就在於挖出了一種私密性,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我最有資格來詮釋,而且能處理得更有同理心,同時我換用妻子、朋友、兄弟的視角來解讀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做出彼此傷害的行為。寫作因此可以帶來療癒感,創作就會更有熱忱,作品才會更有感染力。

答:三角合作很不錯。從《紅衣小女孩》的第一集開始,就是我跟導演程偉豪、監製曾瀚賢三方合作,《紅衣2》則是我跟程偉豪以及另一個編劇楊宛儒。三人合作的優點是三人的聚焦點各不相同,編劇、導演、監製各自有不同的考慮面向,編劇求故事完整周延,導演要考慮執行可能,監製則多了觀眾(看不看得懂)的思考,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就是一種腦力激盪,對於角色發展的合理性,以及到底安排的段落是否吸引人,都有更客觀的討論對話,這樣的合作模式關鍵在於彼此默契要好,創作卡關時也會坦誠告白,彼此才好提供意見。

目前三角合作已經變成產業的常規通例,遵循這樣的合作模式就容易做出好看的電影,但也因為是合作,難免就也缺少了個人的私密感與手痕印記。《貓的孩子》就完全是我自己摸出來的,就很能反映我的構想。

答:我認為如果在地元素不夠濃烈的話,劇本就不會成功,因為劇作家踏在這塊土地書寫故事時,一定會和土地與人們的焦慮及不安有著共鳴,我的創作都是奠基在這樣的共鳴之上,例如我最初創作《愛的麵包魂》劇本時,透過台灣男孩「糕餅」遇上西洋帥哥布萊德(Bread的英文諧音),不但要來一場土洋麵包大戰,還要比誰有本事能夠追到同一位女孩,劇中穿插出現的三太子和村長廣播等在地元素,就讓很多人很有共鳴。

至於《紅衣小女孩》系列中的嬰靈,來自於當初製片鎖定以高中生為目標的族群,因此針對他們做民調,想要了解他們最怕的鬼怪究竟是什麼?結果,最怕的鬼怪竟然就是嬰靈,高中男女對嬰靈的恐懼,竟然超過所有鬼怪的總合,便決定從嬰靈著手,並融合在地盛傳的紅衣小女孩等靈異元素,再帶進年輕人對買不起房子、結不了婚的集體恐懼,果然一擊就中。

至於《返校》處理的則是更嚴肅的問題:轉型正義。這是台灣非常需要好好去處理的議題,你越是迴避它,不敢去碰觸它,反而會變成詛咒,這也是《返校》透過白色恐怖事件想要表達的核心意念,也因此我期待《返校》上映後,觀眾看完後是能帶著獲得救贖的感覺走出戲院。

答:編劇的角色就是規畫出設計的藍圖,導演則是讓藍圖變成實體建築。我是無法接受劇本最後只變成導演創作時的參考,而非是藍圖。當然,劇本交出去後都是可以再修改的,這些就看彼此的溝通與共識,還有合約是否註明了修改權,更重要的是,編劇是否想再為這個作品繼續貢獻心力,繼續堅持創作時的初心。

我寫過的劇本與最後成品最大不同的是《大尾鱸鰻》,原本這部戲是依照典型落魄黑道老大遭人追殺的三幕劇而寫,也參考了《影武者》、《特工聯盟》的橋段,但因為豬哥亮的氣場幾乎蓋過了整片,尤其豬大哥對電影的想法、想要安排的戲劇橋段等都很堅持,意志堅定到連擔任監製的朱延平導演都得順從,所以劇本是拿到現場,依照豬大哥的意見修改,全片比較像是豬大哥的魅力秀,即使我私心希望可以將豬大哥塞進我的劇本之中,但最後豬大哥僅僅就只「穿了襪子」而已。

答:我原本不是很喜歡做研究,後來看到好萊塢編劇艾倫.索金的作品風格多元,從電視劇《新聞急先鋒》、《白宮風雲》到電影《軍官與魔鬼》、《社群網戰》、《魔球》、《決勝女王》,每個題材都有非常扎實的專業術語與趣味,我就好奇他怎麼有這麼大本事,後來看到艾倫索金的訪談,提到他先是對某個議題感了興趣,才開始不斷去凝視和閱讀,也才展開調查研究。

以台灣現況來說,我們不應期待編劇因為看到現在缺少法律劇,就急著去鑽研法律題材,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應該是由法律人在經歷了或者看到一則精采的司法故事後,用編劇手法向大家說好這個故事。

貓的孩子:青春變奏曲

一九八五年,吳念真改編了吳德亮的敘事長詩,交由麥大傑導演完成了著名的《國四英雄傳》,考不上第一志願高中的同學們來到補習班再拚一年,老師成天拿板子和藤條猛打這群國四生的手心,有人剃了光頭立志,有人來到建中和北一女校門口前,高喊:「我愛建中!」或者「我愛北一女!」

卅三年過去了,台灣歷經幾次教改,《國四英雄傳》描繪的補習班備戰情況有改善嗎?台北市南陽街附近補習班每晚下課前的接子車潮,清楚標識:家長心態不改,孩子的壓力不會少。

卅三年過去了,公視推出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劇集,在《貓的孩子》一章中,編劇簡士耕透過爺爺壽宴上,家族成員爭相炫耀孫子女成績,凸顯「人比人,就是不如人」的「面子」壓力,導致男主角阿衍潰堤;再透過「微科幻」的手法,描述學校孩子相信只要在「平行時空」中,找到墊底的人做祭品,就可以考滿級分,來強調孩子承受的「分數」壓力;最後則是讓阿衍在「平行時空」用一隻貓換一朵花得到了滿足的假象,進而在滿天花雨中再次崩毀,也唯有在此時,媽媽才開始聆聽孩子的心聲。

體罰,是《國四英雄傳》和《貓的孩子》最表面的連結,只因為家長相信「不打不成器」,不但授權老師用力打,還主動奉上板子…就算教育部已三令五申,體罰仍舊以各種變形姿態上演。

家長,才是問題的根源。鍾欣凌飾演的小圓媽有三層壓力:先生有外遇,唯有讓孩子考出滿級分,先生才願回家享受成果:其次,媳婦妯娌之間暗中較勁,她吃盡明損暗虧;第三,所有的委屈她能承受,「只」寄望孩子出人頭地,偏偏,這麼「微小」的心願,孩子都做不到,她的心情就像那不時在滴水的天花板。

戲劇無力改變人生,卻可以讓觀眾看見真實人生,《貓的孩子》最具震撼力的書寫在於用大人的困局帶出小孩的煎熬,正因為大人放不開,或者不放手,才讓孩子的臉上出現斑斑血漬,什麼時候爸媽的臉色和斥罵,淒厲指數更勝暗夜貓叫?新學期即將展開,你希望孩子變成怎樣的孩子?《貓的孩子》像一面鏡子,提供家長們攬鏡對照。

二十四隻瞳:歌聲童真

素樸,讓你看見;清純,讓你聽見;傷痛,讓你泣見。日本導演木下惠介改編作家壺井榮的《二十四隻瞳》時,採用這三見原則,才能將這麼厚實的原著翻轉成既美麗又傷感的時代印記。

《二十四隻瞳》即是二十四隻眼睛,意指十二位孩童,一位外號「小石頭」的大石老師(高峰秀子飾演),就帶著這五男七女的學生走過二十年的時光,看著他們面對經濟興戰爭的雙重壓力,童真消失了,生命殞落了,二十四隻眼睛最後只剩下十四隻眼睛,可是他們用歌聲唱響的青春,卻一直迴盪在岬角分校的山海校舍之間。

壺井榮的《二十四隻瞳》試圖用最溫柔的方式控訴軍國主義的人間禍害,選擇瀨戶內海的寒村做背景,選擇單純的師生關係做主軸,目的都在強調他們原本只是窩居海天一角的平常百姓,但求過著衣食足,有屋棚,免匱乏的單純人生,但是命運不想放過邊陲窮鄉的他們,戰爭巨輪的無情輾壓,讓劫後餘生的重逢,憑添唏噓,然而那麼卑微的呢喃,也只是平常百姓唯一能發出的抗議了。

《二十四隻瞳》的時間座標設定在昭和三年(即1928年)起算的二十年時光,那是日本軍人當權,高舉軍國主義旗幟,以聖戰之名對亞洲鄰國發動戰爭的狂囂年代,然而故事場景選定近海臨山的這個採石小村,就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與我何有哉」的素民祈願,成為遙不可及的願夢,因為帝力不但有哉,而且極其粗暴,庶民無能拂逆,幸運的隨波逐流,得保殘身,不幸的就只能齎志滅頂,徒呼負負。

空曠,則是木下惠介用影像用雕刻海岬小村的高明策略。

山高,海闊,所以人渺;路寬,田大,所以人小,大石老師在那個保守年代騎著單車穿過小村,那是原著小說用來描述村民不習慣「時髦」教師的心態,單車會成為話題,西服同樣受人議論,都在說明小村民眾的時鐘,比起都市文明顯然慢了好幾個時辰,然而木下惠信卻也追著單車的車輪前行,把小屋和人們都壓縮在畫面邊陲,黑白底片讓銀幕上的空間留白,顯得更加的巨大與突兀,那種白是一種刺眼的蒼白,不著一字,小村居民空窮曠苦的樸拙意像,躍然眼前。

真情與同心圓,則是木下惠介的第二個敘事策略。

故事從開學日展開,初任教職的大石老師逐一唱名,讓班上的十二位學生一一亮相,也逐一記下他們的本名或外號,這個始業日的點名過程就是最原初的圓心,即使十二位同學十二副模樣,但他們從同一個春天出發,唱著同一首歌謠,隨著年輪遞增,同心圓的振幅一波一波外溢,他們經歷的風霜雪雨,也就在今昔對比下提煉出更淒美的滋味。
壺井榮的原著對歌謠的描述本已不少,然而木下惠介更是加倍放送,而且幾乎是用一條音樂彩帶貫穿全片,從「螢之光」到「Auld Lang Syne」,從「Annie Laurie」到「荒城之月」,從聖詩「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改編的「野餐」到「烏鴉為什麼哭呢」的日本童謠「七つの子(七隻雛鳥)」,從「ふるさと(故鄉)」到「浜辺の歌」,還有大家耳熟能詳的「Home Swet Home(甜蜜的家庭)」以及「ちょうちょう(小蜜蜂)」,從獨唱到混聲合唱,未經雕琢的無邪童音,直接唱出童真時代最軒朗的歌聲,音樂旋律中含藏的蜜甜滋味與美麗嚮往就自然穿透了觀眾的心,然而,同樣一首曲子轉換到劫後餘生時,用淺酌清唱方式重現時,其風霜與風塵,也就更加淒然了。

困窮,讓女孩得離家幫傭,男孩得輟學打工;戰爭,不但讓男孩有去無回,同樣也讓師丈再也回不了家。這種大難來時,無人能免的事實控訴,透過小石老師的一句:「我不是不喜歡軍人,而是不希望失去學生。」以及告訴被國家洗腦的孩子:「我不想急著靖國媽媽,我寧可當平凡的媽媽。」一位無力回天的老師、媽媽及妻子,是否只能用這種最委婉的方式表白她的反戰控訴?多說無益,反添是非,愛哭的大石老師這時也只能藏起眼淚,把時代的悲傷一股腦吞進腹中。高峰秀子對大石老師的詮釋是內歛而不煽情,時代的悲哀她無力阻擋,她只像母雞一般呵護這群孩子,做多少是多少了

二戰後,日本影壇陸續出現了《緬甸的豎琴》、《二十四隻瞳》和《螢火蟲之墓》等反戰電影,市川崑、木下惠介和高畑勳不約都同都用歌聲註記著主角們的innocence(純真)、再用他們的失落(夢想或幸福)與失去(生命或家庭),傳唱出悲愴的人生無奈。對照大石老師已然買不到單車,也再沒氣力再騎單車的歲月無情,僅剩殘命,卻還能唱歌的孩子,終究還是有一絲無以名狀的苦澀蜜甜,《二十四隻瞳》的淒美,就是這種眼角帶淚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