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十五分鐘，你要怎麼採訪一位大師？你會怎麼問問題？你會問什麼問題？
這是我參加重要國際影展賽會時，一直縈繞反思的問題。
我曾經參加過兩次奇士勞斯基的新片記者會，一次是柏林影展《白色情迷》映後記者會；一次是坎城影展《紅色情深》映後記者會。
兩次的記者會上，我都覺得奇士勞斯基笑得勉強，笑得淒楚，關鍵當然在於記者的問題太蒼白，太八卦，有點白癡，平凡到很像凡夫俗子只能感應的表象層次。
《白色情迷》記者會上，歐洲記者關切的是女主角茱莉．蝶兒的叫床聲音是她現場的叫聲嗎？
問題才問完，現場已是一片笑聲，茱莉．蝶兒不以為忤，笑得比別人都燦爛，她反問記者：「叫得好不好聽啊？」面對一心窺奇探秘的記者，你越是忸捏，他越是得意，越想進攻；你越是大方，他反而不知所措的。茱莉．蝶兒沒有閃躲，卻根本沒有回答的處理方式，大方又得體。
穿著他那一身招牌式黑皮衣外套的奇士勞斯基則是頂著他那張清瞿又沈思的臉，一副「這是什麼問題？」的表情，以蒼老的嗓音回答說：「她只是叫了該叫的聲音。」
是啊，電影中，茱莉的男人無權無錢又無能，性生活上也不能討女人歡心，電影開場時，她們的性關係是失敗的，女人的呻吟其實是歎息；後來，男兒奮力自強，形移勢改，女人的呻吟象徵著滿足。在奇士勞斯基的三色系列中，《白色情迷》算是最淺顯易懂的作品了，或許也因為太過簡白，冷血解剖的男女關係，對我而言反而少了沈思的空間。
但是現場沒有記者從茱莉叫春的聲音中，進一步問他：「你的電影需要美麗的女主角來營建觀眾的認同和憧憬，為什麼不讓我們多看到一些茱莉．蝶兒的內心掙扎？只是用最簡單的物質滿足來物化茱莉呢？」這個問題就放在我的心上，現場我沒有發問，一方面是現場的狂笑聲，已經讓場面失控了，另一方面是我無法用德語或法語發問，在語言不很專精的情況下，在陌生的國際媒體前，我選擇了默默紀錄和觀察。
幾個月後，三色系列的《紅色情深》在坎城影展首映，奇士勞斯基身旁的女人從茱莉．蝶兒換成了伊蓮．賈柯，出席的記者則幾乎都是柏林影展的老面孔，都是常跑國際影展的歐美媒體，只是這回關心的不再是美少女，而是老太婆。
「為什麼你的作品中，從《藍色情挑》到《紅色情迷》，都會有一個佝僂的老太婆，努力掙扎著要把廢棄的塑膠瓶或玻璃瓶塞進垃圾桶內呢？」這是一個一般影迷都會問的問題，好電影都強調高密度的影像質感，沒有多餘的鏡頭，沒有無聊的人物和角色，這位老太婆一再出現，顯然導演是另有深意的，觀眾看不懂，記者看不懂，乾脆來問導演是最合理的。
可是導演只是創作者，不是解說員，他只把影音攤在你眼前，請你自行況味，而非逐格逐段地去解讀它。「你說什麼就什麼吧。」奇士勞斯基的額頭鐫有深沈的歲月刻痕，通常人們把它解讀成智慧的烙印，看透世情，才得智慧。
電影內容很多時候是開放的空間，允許誤讀，也允許加油添醋，硬要在創作者的手痕上加註「官方」說法，往往就窄化了藝術的空間。那位老太婆可以是人類生命必經的過程；可以是導演對歐洲社會老者安之的歎息；可以是女主角對自己晚年的想見；可以是寂寞人生的電影主題的呼應…創作者的手痕就像生命中的一把鹽，或者一把糖，是甜或鹹都好，總之，有了它，電影就有了滋味。
我不知道奇士勞斯基想要跟誰談論自己的電影，我不知道他對每次記者會的蒼白內容有何意見。我只知道，這兩場記者會上我只記得這兩個問題了，因為我知道有時候就是要問問白癡問題，替凡夫俗子找答案，而非努力強做解人，沾沾自喜地在自己的額頭上貼上「大師知音」的標籤。
我曾經在柏林的洲際飯店裡和奇士勞斯基擠過兩次電梯，一次人多，我聞到了他身上的菸草味；另一次，只有我們兩個人。兩回，我都沒有上前自我介紹，或者是請他簽名，我只是默默地看著他的背影。心裡面悄悄地致敬著。他如果相信神秘主義，或許能夠感受到來自他身後的心靈電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