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長恨歌》的影迷不會忘記鄭秀文的第四個男人，戲中，他的名字叫做老克剌，戲外，他的藝名叫做黃覺，他主動搭訕，不擇手段積極求愛的果斷神情讓人動容；稍後，台灣的朋友還可以看到他在中國女導演徐靜蕾自導自演的《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中所飾演的空軍飛官。
乍看之下，黃覺有些像王丹，從《長恨歌》到《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戲都不多，卻都讓人印像深刻，中國的當紅小生劉燁和陳坤都不如他會演戲，如非他的臉上坑坑疤疤多了些，黃覺早就大紅特紫了。
在《一》片中，黃覺是風流倜儻的軍人，會跳舞也會打仗，隨著抗戰勝利到了北京，和交際花的徐靜蕾有露水姻緣，卻只能有她的人，不能有她的心，一切只因為徐靜蕾的心中只有姜文這個男人，不管黃覺怎麼討好，她說走就走，完全不留情面。男人到底怎麼想，面子上掛不掛得住？她絲毫不在乎，她只在意能跟姜文一夜纏綿。
她是勇敢的。她是忠於自己的。但是，她也是愚蠢的。因為姜文事後還塞了錢給她，那只是交易，不是愛情，她背叛了黃覺，電影不必再交代黃覺的憤怒了。因為，那不是重點。
影史上，你很少看到創作者用這種方式表現軍人的女人。從《英烈千秋》的張自忠夫人（陳莎莉飾演）、《竹籬笆外的春天》中的鍾楚紅到《黃土地》裡那位等不到八路軍人的黃花閨女，死忠守節，為愛殞命，成為她們共同的制服，相對下，徐靜蕾的角色是那麼的前衛，那麼的直接，輕描淡寫之間已經跳進了新時代的新思維之中了。
杜琪峰的電影《烽火佳人》和王童的《紅柿子》也同樣都提到了軍人的女人，但是一個陸軍，一個空軍，主題近似；一個香港，一個台灣，創作心態不同，表現重點亦殊，軍人女人的不同情貌在他們筆觸下，形成有趣對比。
杜琪峰要劉德華扮演的軍人，是抗戰時期，武漢還未撤守前的中國空軍，有拚死也要殲敵的誓死豪情，但是也有不忍女人守寡，所以要吳倩蓮死心回老家的絕情，我們看到是導演在絕對浪漫煽情手法下刻描的空軍女人。
王童要石雋扮演的則是大陸易幟前的總司令，轉進來台後的養雞主人，他的女人同樣有共赴國難的心，但是一家十二口的浩繁生計，卻使得堂堂夫人王琄，也得挽起袖子養雞賣畫來維生，我們看到的是女人不皺眉，也不歎氣，坦然挑起生活重擔的人間深情。
浪漫所以變化多端，即使夢幻不寫實，但是悲歡離合的點點滴滴，都很容易捉緊愛做夢的少年情懷；寫實則難免瑣碎，細膩反應出人生中的平板乏味，但是真實人生的情味卻能從中淬煉結晶，是苦或甜，只有過來人才能點滴入口，銘感在心。
劉德華的愛情，才是片商的重點，所以他母親的愛子心切，不惜以他人子弟的肉身做跳板的現實心態，也就點到為止，不多著墨；至於另一位不願戰爭結束，深怕郎君就此不歸，但是為了生活，卻已淪落為妓的空軍女人「大姐」，也同樣成了亂世戀情中，一聲短促的喟歎而已。
杜琪峰的電影，在對白中大談軍人的女人，但是劇本真正使得上力，刻畫得還算有血有肉的還是背景中扮演點綴功能的母親與「大姐」，黑黝黝的「農村少女」吳倩蓮是可愛的，但是到了大都市尋愛，她能不重蹈費雯麗在《魂斷藍橋》中被生活所逼沈淪的悲劇覆轍，實在是萬幸了（吳倩蓮只是在火車站被搶了一個包包，搶匪還負責幫她找到劉德華，還真是抗戰時期真正玄奇的天方夜譚）。
王童的《紅柿子》戲味是真淡的，但是細嚼慢嚥，卻另有滋味浮現。王琄的媽媽角色，要帶十多口人從大陸到台灣，遺忘了勤務兵，不算離譜，只能把遺憾化成一聲輕呼；家事憂忙，碰到不事生產的老公卻是聽到劈柴聲都要皺眉的老公，她只能把懊惱吞進肚中；老公好心想要開發生計，卻換來幾箱滯銷鉛筆時，她也能朝好處想，安慰快悶出病來的老公；遇上老公不滿兒子遊行示威，徹夜不歸的火爆時分，她也能煮上兩碗麵填飽兒子肚腸，催著兒子快上床補眠。王琄對軍人女人的刻畫是不傅脂粉，墨筆上陣，卻自然有華彩紋身的歷歷如現。演完《紅柿子》至今，轉眼已十年，王琄在2005年獲頒金鐘獎連續劇最佳女主角，算是熬出了頭，再回頭看看《紅柿子》，你或許更能明白一位演員的辛苦跋涉是多麼漫長的道路了。
春祭國殤大典中，烈士遺屬總是一旁陪祭，國家元首不免面容肅穆地握手致意。事後的所有禮遇，其實不能撫慰軍人女人的受創心靈與風霜歲月的含辛茹苦，華人電影怎麼讓軍人的女人輪廓更合乎時代精神？更合乎女性自主意識？也有更清楚的欲望浮現呢？同樣也是一條還看不到出口的長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