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聖2008年的《海角七號》之所以撼動人心，在於他懂得如何說好一個故事；2011年他交出的《賽德克．巴萊》更顯示了「小處著眼，乾淨俐落；大處著手，首尾呼應」的刀功與運氣。
先論刀功。《賽德克．巴萊》有兩個重要時間紀元：1895年與1930年。清軍在甲午年兵敗黃海，1895年被迫簽署馬關條約，永久割讓台灣予日本；最後則是賽德克頭目莫那鲁道於1930年挺身抗日，寫下霧社事件的血淚悲歌。1895年是序幕， 1930年才是高潮。魏德聖用了快刀刻畫了1895年的時代氛圍；再以極精練的篇幅交代了1896年深掘大尉探險隊遇害事件，開啟了日本與原住民的血淚矛盾；但是到了1930年則換成了慢刀，一快一慢，一緊一鬆的節奏感，都隱含著他鋪陳戲劇撼動的精妙算計。
快刀的前提就是刀起頭落，乾淨俐落，能用一個鏡頭能夠說完的，絕對不要用到第二個。甲午戰爭的落幕關鍵在於1895年2月，丁汝昌自殺，薩鎮冰投降，《賽德克．巴萊》處理這場歷史戲時，沒有交代投降的薩鎮冰或受降的伊東中將等人名，只見一名清朝將領從日本戰艦躹躬而退，攀梯而下，然後敗將垂頭喪氣地抬頭望向艦舷旁的日將，再乘坐一艘小船從龐然巨艦旁黯然離去，誰高誰低？誰強誰弱？誰勝誰敗？魏德聖連字幕也不用打，連人名亦不用交代，只用三個鏡頭就已交代完成，，充滿暗示對比的影像早已建構完成那一頁不堪回首的歷史論述，觀眾只要看見巨艦旁的小船，就已然了歷史核心，那就是二說不說，意境全出的視覺語言，。
至於日軍登台後的反抗戰爭，魏德勝亦無意多浪費篇幅來呈現日軍勢如破竹的必然場景，他只安排了一隻屏氣凝神的雜牌軍，原本要奇襲日軍，卻等不及號令，就因為有人按捺不住，突然喊殺衝出，草草就破了局，烏合之眾難抵巨流的史書論定筆法，同樣只要一聲喊殺，就已交代完成。
用快刀寫歷史，目的就在快速得其輪廓，求其形似即可，這也說明了何以馬如龍飾演的漢人角色只有短短的兩場戲。首先，他是以物易物的商人，卻也有著配備火槍的家丁來控制場面，更能用眼神就能制止宿敵莫那魯道與鐵木瓦力斯的火拚；但是這位曾經威風八面的地頭蛇再出場時，魏德聖卻先用仰角拍著他的背影朝向騎馬直奔眼前的日本軍官，再以他駕駛牛車戴著所有家當搬離住所的畫面，帶出了強龍已壓地頭蛇，日軍已然接收漢人勢力要來鎮壓原住民的訊息。
然而就在快刀舞轉之際，魏德聖同樣有著慢筆輕描，例如開場的狩獵戲不但要介紹青年莫那魯道的英勇身手，同樣也要交代同樣是賽德克人，卻因為獵物與獵場的爭奪，埋下了馬赫坡社與屯巴拉社的聚落矛盾，也激化了莫那魯道與鐵木瓦力斯的瑜亮情節；接下來則是從交易的口舌之爭變成「我不會讓你活著長大」的狙擊戰，確立了世仇怨恨，再搭配隨後的醉酒屠殺及懸賞獵殺，世仇矛盾的這條戲劇線，不但呼應著歷史往事，同時也呼應著魏德聖貫穿全片的「選擇權」主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選擇，所有的動機與思量，都得到了觀照，也得到了尊重。
魏德聖此時祭出的慢刀手法，不僅有著首尾呼應的密綿手勢，也同樣勾描出稜角鮮明的生命圖像，因此就讓人物氣韻有了寄居落實的空間，有了盪氣迴腸的悲壯情懷。
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經濟剝削與文化信仰的抹煞是引發霧社事件的兩大原因，前者濃縮成大男人只能去伐木搬樹，換來只夠買酒的薄酬和無盡的挑剔與怒罵，那是皮相上的屈辱；文化的踐踏與改造才是關鍵。人頭獸首，此時就成為最有力的媒介，當日軍挖了一個大洞，強要賽德克人交出所有的人頭獸首時，那個洞就有成了賽德克文明硬遭閹割去勢的具體符號，看到這個底層意義的莫那魯道雖然抗爭，卻也雙拳不敵眾手，他滾落谷底，就在眾多人頭骷髏上，被多位日軍強行壓制的視覺影像，極其精準有力地傳達出文明輪暴的符號訊息。
更重要的是，游大慶飾演的青年莫那魯道就在那場戲之後消失了，換成了林慶台飾演的中年莫那魯道登場。人生的蛻變，有時確得面臨形勢比人強的無奈；但是英雄的反撲，卻也在他陷落與失足的那一剎那，開始蓄積反撲的能量。
魏德聖更高明的劇情鋪排則在於他避開了是非善惡的道德包袱，不會因為莫那魯道是主角，就讓鐵木瓦力斯背負了反派的大帽子；不會因為日本人屠殺了馬赫坡社人，就讓幫助日本人的鐵木瓦力斯成為噬血濫殺的鷹犬……顯然，魏德勝試咕論述的主軸精神在於人生一旦做出選擇，無關是非，更無關得錯，但是都得付出代價。
例如鐵木瓦力斯殺不了「好」的日本人，卻從此成為「壞」的日本人的利用工具；例如鐵木瓦力斯偕同日人獵殺莫那魯道，恨得牙癢的莫那魯道同樣也要緝拿鐵木瓦力斯的人頭，也會設局誘殺鐵木瓦力斯，人間的生存遊戲是只要選了邊，就無法退場，性格決定命運，選擇決定命運，魏德聖用性格與選擇寫下的悲劇情懷，就因此得著史詩的深度與力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