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久未見面的女兒與孫子，誰不開心？誰不喜悅？
奧地利女導演菲歐．艾拉達（Feo Aladag）執導的《當妳離開的時候（When We Leave／Die Fremde）》中的那位父親，驚見女兒Umay（由西碧．柯綺莉／Sibel Kekilli飾演）回娘家，自然是開心的，只不過，開心不到半天，晚餐上他就明白了，遠住伊斯坦堡的女婿沒有隨行來到德國，只因為女兒是不告而別，偷偷就離開夫家的。
《當妳離開的時候》是一齣教人心痛，又會暗自垂淚的作品。導演艾拉達非常用心地安排父親見到Umay時的第一個手勢，父親不是要與女兒握手，而是讓女兒先用額頭貼緊父親手背，既而親吻手背，那是恭敬服從的禮儀，那是父權先於親情的禮教，女兒和孫子依禮法行敬禮之後，父親的本性才得能伸展，才輪到他來擁抱女兒與親吻孫子。
看懂了這個手勢，你就能清楚明白Umay想要在《當妳離開的時候》中做一個獨立的女性有多艱難了；看懂了這個手勢，你就能明白了為什麼電影的英文片名叫做「When We Leave」而不是「When I Leave」，主詞從原本以為I變成了We，清楚標識出離開的不是追求新生活的Umay，而是拋棄了Umay，不願伸出援手的家人，包括Umay的父母、兄長和弟妹。只可惜，台灣的片名選擇了最傳統的譯法，用「妳」做主詞，少了「我們」的控訴意味了。
看過柏林影展金熊獎作品《愛無止盡（Head On）》的影迷，不會忘記西碧．柯綺莉既秀美又可人的型與戲，為了追尋自由與獨立，不惜與流浪漢假結婚，只為了掙脫家庭枷鎖，她的堅決與毅力確實讓人難忘，差別在於《愛無止盡》中的她，多了些「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任性與自適，《當妳離開的時候》中的Umay，家族的尊嚴重量壓得她完全喘不過氣來，她只想靠自己的力量過自己的人生，卻完全摔脫不了男性顏面的羈絆。她的跌撞與挫折，正是讓人心痛的原由。
女人要做自己，難嗎？答案要看你活在什麼時代？什麼樣的文化氛圍中。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美國女性卻直到1920年才有投票權，男人主導的威權世界對於性別有著既定的偏見與傲慢，美國女性足足多等了一百四十四年才搶到了一點民主權力，想來可笑，卻是人類歷史不堪回首的一頁。
《當妳離開的時候》無意和觀眾討論這麼沈重而又巨大的議題，導演只把焦點鎖定在Umay身上，電影的第一場戲就是她孤單一人到醫院做墮胎手術，到了第三場戲的時候，觀眾就明白了原因，Umay的丈夫粗暴跋扈，用暴力體罰管教兒子，妻子只是他的洩欲工具，Umay用茫然無奈的眼神，承受著身體上男人的粗魯，她帶著兒子離去，立刻就凝聚了觀眾的同情。
問鶗不在於Umay到底想做什麼？或者追求什麼？問題在於Umay的所做所為，是否符合了父親兄長的期待？一個逃離夫家的逃妻，不但背離了賢妻傳統，也挑戰了父權體系的男性顏面，理應嫁雞隨雞，一肩擔起家務長擔的女人，怎麼可以為所欲為，拋棄自己的責任？Umay的家人關切的不是她究竟幸福不幸福？她究竟受了多少委屈才逃離婚姻，Umay的家人只關切她的逃家，就此讓門楣貼上了離經叛道的告示，再也不會中斷的流言與岐視眼光，從此讓家族蒙羞。理應相扶持的家人，反而變身成為壓迫最力的迫害者，不但要逐出家門，更要搶走她的孩子（歸還夫家），最後甚至氣憤到要暴力動粗…
《當妳離開的時候》是弱女子單挑男性威權的兩性電影，前七分之一的戲份是Umay對抗先生，後七分之六的戲份則成了Umay對抗父親兄長與小弟，但是最大的挫折卻來自母親的冷漠與妹妹的憤怒。
Umay即使流浪天涯，永遠不會忘記帶著兒子隨行，她其實用同樣的心情期待母親的寬容與承擔，但是母親沒有體諒，沒有慰恤，只冷冷地要接受現實，遵循體制禮教，回到那一個任憑男人暴力威嚇的生活圈裡，母親都沒有抗爭了，女兒又有什麼好吵的呢？Umay自然流露的母性，在面對丈夫突然來搶兒子的那一幕，有如一隻暴走反啄的激怒母雞，讓人動容，但是，她卻無法從母親身上得到同樣的回應，幾回知道母親就在電話那一頭，卻就是不言語的沈默，形成了那一股無形的暴力，代表著女性長者的不認同與不贊同。
同樣地，Umay的妹妹也有自己的人生要走，姐姐的特立獨行，讓男友家長開始擔心起她們的家教與血統，偏偏她已偷嚐禁果，珠胎暗結，不低頭，不急嫁都不行了，形勢如此，她也不得不與Umay畫情界線。
是的，Umay成了孤鳥，獨自飄零在人海中的孤鳥，眾叛親離的現實成了「When We Leave」最清楚的標記，但也只有到了最後的兄弟選擇「家法伺候」時，才真的讓人搖頭歎息。不過，西碧．柯綺莉最後走在街頭的孤單背影，卻也是《當妳離開的時候》最強力的論述，她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沒有後悔，更不會放棄， 當然，也再回不了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