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個舊時代，原本就是大工程，不管是以文字、聲音或影象；要重建一個已然遠逝的舊時代，更是有如去挑戰一場不可能的夢想，紀錄片導演薛常慧執導的《藝霞年代》，做到了重建，可惜卻未能在歌舞團反應的社會現象學和心理學上做更上層樓的分析。
《藝霞年代》的主要焦點鎖定在已然消失了快四分之一世紀的「藝霞歌舞劇團」上，那是一個受到日本東寶歌舞團啟發的文化橫移，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八四年，活躍於台灣城鄉舞台的歌舞劇表演模式，要在時光流逝了二十五年之後拍攝紀錄片，立刻就要去思考：「如何重逢當年舞姬神采？如何重建當年歌舞榮景？」薛常慧的決定是「創造再生」，她下的苦工是找回了不少「霞女」（即參與演出的歌舞團團員）做模板，另外則是結合高雄中華藝校的學生，學習藝霞的歌舞，重現當年舞貌，透過讓「藝霞歌舞劇團」的舊團員重聚，重新在舞台上演出一場的「重生」，「創造」時光連結的再生影像，同時也透過紀錄片的影像取得過程，將很難用文字精準定義的「藝霞精神」，透過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得能悄悄交棒給新一代的舞者身上。
然而，薛常慧雖然完成了難度極高的「重建工程」，卻也與相對重要的「分析工程」擦肩而過，殊為可惜。
舊時代的重建工程仰賴的是舊照片、舊影像和人物訪談，《藝霞年代》在這方面確實做得很紮實，例如我們竟然可以看到政治手痕的無所不在：當時官方（台灣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如何「夾議夾敘」地力捧芸霞歌舞團（藝霞前身）的創新，順便批判眨抑其他歌舞團的低級趣味，充份顯示官僚的文化傲慢；也可以看見禁歌年代，標準隨官所欲，人民捉摸不定的表演困擾（禁歌「今天不回家」，得改唱成「今天要回家」的言詞消遣）。
稍遜一籌的卻是運用這些珍貴素材時，選擇的切入角度。
首先是「霞女」重逢，該如何自然又生動地呈現？看到《藝霞年代》最後的重演歌迷會畫面，觀眾很難不被團長孫女的真情淚水所催動，那真是一個消失年代又重新活過來的生命力，薛常慧的處理手法兼及了傳統紀錄片都會採用的專訪、對談、圍聊和排排站，該做的工程，該花的氣力和心血一點沒少，大夥的集體懷古，固然情意真切，卻偏多「美好的回憶」，少了最重要的主軸：那個藝霞年代的內在真實。
不管是管理森嚴的舞團制度，或者是從通俗歌曲取材的表演模式，「藝霞歌舞劇團」確實保留了台灣演藝文化演進史的珍貴史料，在一個不講究文化版權的年代裡，「藝霞歌舞劇團」巧妙將世界名曲改編成新式舞碼，那是百花齊放的文化吸收力，薛常慧用了「與世界接軌」的現代語詞「定義」那種橫移文化的趣味，其實是相當幽默的另類史觀，但是在重現「紅磨坊」或「寶塜」式的團隊演出時，舞蹈的難度，舞者的生涯期許，似乎都不是導演觀切的焦點，以致於我們看到了一幕幕的歌舞重現，看到了繽紛的外衣，卻沒有碰觸到舞者的內心靈魂。
同樣地，一個全女舞者的舞團，如何面對扮裝演出的性向調適？如何因應團員的青春心情？片中訪問了一位女團員提到她曾經在夜以繼日的演出後，厭煩了團裡的嚴格管理，更不想成天呆在戲院裡，於是走到外面去看夕陽，沒想到就因此離開了舞團，就在觀眾還想知道她是被開除？還是其他的誘惑改變了生命腳步？偏偏，電影段落到此就嘠然而止，後來呢？導演卻沒有再細究「後來」的故事，我們聽到只是對團主嚴格管理的框架傳奇，卻忘了框架底下消磨的青春與吶喊，如果導演能再多花一點篇幅，往團員的內心多鑽研一些，《藝霞年代》的成績不會只有繡滿亮片的華麗舞衣而已。
「藝霞歌舞劇團」是台灣經濟起飛前夕的特殊文化現象，《藝霞年代》對於舞團的崛起與沒落，只是單純地定位在工人的閒暇娛樂，未能兼及同一時代的其他娛樂選項，更清楚地界定「藝霞」的特殊定位；同樣地，《藝霞年代》把「舞團」的沒落界定在團長的遽逝，以及劇場在房地產起飛的年代中紛紛歇業改建的歷史宿命，濫情地用斷垣殘壁的售票窗口外觀，搭配「往事只能回味」的音樂，塑造一種傷情氛圍，社會經濟力的碰撞與影響，只簡略地成為全片的背影，少了更深層的挖掘與檢視。
拍攝紀錄片之前的資料蒐集與整理，並不太難，難的是影像的缺乏，薛常慧大氣地選擇了「舞作重建」來創造影像，因而也導致《藝霞年代》中用了極大篇幅來重現和對比兩代「霞女」的舞台表演，甚至以同一位舞者的同一齣舞碼，用二十五年歲月來做對比，前者是不可缺少的歷史影像，後者則是因應紀錄片的需求而「發生」的情節。就紀錄片的影像需求而言，導演是夠聰明的，但就創作手法而言，如果她沒有用編年體的敘述體例，來細說「藝霞」歷史，而是以老女「期待」及新霞女「參與」一次「舞作重演」的歷史回味事件來紀錄這次文化活動，《藝霞年代》的格局與視野或許就更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