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的導演風格鮮明，但是你卻讓很多電影學者或評論家覺得困惑，因為卻很難定義李安風格？你希望後人如何看待或解釋你的作品？
答：我真的沒有風格呢，但是沒有風格是不是也一種風格呢？就算是無招勝有招吧。創作者其實就是去完成一個實例，讓人家去分析。評論就是要去DEFINE，下定義和找觀點，結論，但是創作的人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剛出道時，確實受過楚浮或高達這些電影作者論的影響，希望去追求一種風格，非得那樣做不做，實際做去下了，才發覺自己就是去做一個樣本，不是去駕馭題材，而是被題材用了，燃燒自己讓別人看，跟演員的情況差不多。
不只是高達啦，溫德斯那一派的導演也很厲害，很不一樣，他們學有專精，理論紮實，還有革命性的見動與能力去推翻前朝，他們的作品我都還沒有看，可是我的東西他們卻都一定看了，而且還看全了，才來評論，然後才來創作。
問：雖說是無招勝有招，面對不同觀點的評論，你會如何因應？
答：我最煩的評論是心裡已經先設定好一個標準，一個答案，只要不合他的意，沒有達到他的程度，就開始霸道地批判你，完全不是從作品表現來論，而是就個人心中的想像出發，那是一種對作品的不標準，是一種削足適履。
我不想多批評影評人，而是對影評人很同情。一天會去看五部電影的人，基本上都不是正常人，誰會一天看五部電影？被迫要看那麼多電影，早就討厭電影了，影評人每天都擠出文字，寫出東西來，那麼痛苦，本身卻又不喜歡電影，不管他是誇你或批你，都不必太在意的。我們創作的人就要擺脫那些評論。
電影要有活路，就不能有太大的框架，明明我覺得是對的，卻被評論家指東論西，以前我確實會生這種氣，後來才慢慢體會，觀影已經是一種文化習慣，所有對電影的想像與議論都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就不會再那麼生氣。
問：你自豪的手痕是什麼？
答：手痕和我的生活經驗與個性有關。我是個委屈求全，卻又不甘心的人，經常得在這種矛盾情況下追求一種平衡，明明很難做決定，卻又被迫得做決定，拍電影就得要選邊，在變化捉摸不定的人生中掙扎出一個方向，不知何去何從時，就得認輸，就得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事情上。但是我更相信拍電影就一定要講出個道理來，不能自己都講不出個所以然來，我一直沒有放棄的就是這一點，電影不能這樣的。
談到電影技巧，我基本的心情是上手就忘了。我只是對技巧覺得好奇，很有興趣去學新技巧，但不會捉住不放，玩過了，就去找新的玩。
問：你的早期創作《推手》和《喜宴》都是原創劇本，《理性與感性》之後，則偏愛改編小說，不論是《臥虎藏龍》、《色，戒》或《胡士托風波》都如此，下一部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亦然，為什麼？
答：我的創作重心在拍電影，只要做下去，面對有刺激，就會有東西出來。我從來不是什麼作家，當初會自己寫劇本，其實是沒有人要給我劇本和題材，只能掏自己心裡和家裡的東西出來，拍完兩齣戲，就覺得空了，我很樂意拿別人的東西，只有拍《理性與感性》時，自己像個職業導演那樣，把別人寫好的本子轉換成電影，其他的案子我都是重新去「發展」，小說只是出發點，會刺激一下想法，做我的演譯和創作，簡單來說，就是借題發揮啦！而且，別人寫書都做了許多研究，也找出了很強的故事主軸，拿來轉用，真是省事省力。
問：改編小說會有負擔嗎？《色．戒》的編劇王蕙玲就說原著小說太龐大，太艱深了，她得像拆鬧鐘那樣肢解小說，才能繼續編寫，你又是如何來處理小說改編的工程呢？
答：其實有些東西一直不想公開講，我自己有個原則，不管是世界名著或者武俠小說，通常我都只看一遍原著，就丟到一旁去了。除了我有什麼東西忘了，不太確定才會回頭去查一下，《色，戒》是我唯一查很多次的，因為張愛玲寫得特別詭異，不能光靠第一次閱讀的印像去拍片，小說中騙人的比抒發的多，打個比方說，如果小說是花了一個星期寫出來，她至少花了卅年的時間去遮掩，她的手法很複雜，有些東西會被她給騙了。
我的創作，包括寫劇本都只是拍電影的一部份，所以我的著力點和困難與編劇是很不相同的，我必需把一切視覺化，要去預測別人會有感覺，要去創造一種滋味，和一種感情，與文字工作者要求的重點是不一樣的，雖然我們一直在溝通，但是心中所想的和具體的作法都不相同。
問：劇本創作的時候，你究竟在想什麼呢？
答：我想的是如何用聲光來表現。聲光其實是比較膚淺的說法，更具體的說法是人到了那個情境地步時，心裡會揪起什麼感覺，要有什麼樣的韻律，拍多了，習慣了，就會知道該如何從文字轉換翻譯成影像，不會是負擔。馬上就知道該怎麼做，那是天賦，自然就會湧現的。我不擔心製作上會遇到什麼麻煩，主要還是在於情感上的鋪排，理性與感性上會有什麼反應，這些才是重點。
問：原著作者的反應該如何面對？有負擔嗎？
答：作者不過就是一個人嘛，買了版權，就首映會上見嘍，我真要在乎原作者的心情，電影就不要拍了，拍電影就是要六親不認。做研究時我會仔細聆聽，拍片時就交給製片人來擋。
改編《色戒》是我拍電影以來最刻骨銘心的一次經驗，不管成績如何，那種經歷才是難得的。人生和歷史真相躲在黑暗裡，你只不過輕輕碰了一下，就發現它的可怕，這才發覺人生真的要靠假像才能活下來。《色，戒》帶給我的啟示就是人生只有靠演戲，靠做假，才能觸摸到最真實的事情，最深最真實的東西只有靠做假，才能顯現。電影拍完後，《小團圓》出土了，製片問我看了沒有，我卻完全不想看了，確實，張愛玲陪我度過一段很黑暗的時光，但是天天好像被一位老太太給巴著，附體，躲不開。
問：作者可以不管，書迷或迷影迷該怎麼因應面對呢？
答：這才是比較大的問題，最怕的是粉絲。作者有意見，可以有一隊的製片去應付，不要去接觸就好了，我覺得粉絲比什麼都大，比製片廠比政府都大，會給你強大的心理壓力，因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不知道他們從那兒來的，而且會鼓噪，他們就是每天釘著這個看，這是他們的生活重心，每天樂此不疲，再加上網路的便利性，讓你承受的壓力尤其大。
你知道《綠巨人浩克》的原著Stan Lee的死忠漫畫迷有多少？大家從小看了幾十年的漫畫，遇上想要創新的你，他們群起反彈的力量有多可怕？《斷背山》也是有一群很廣泛的支持者，我拍片時只能去做駝鳥，不要聽，拍完之後，才開始擔心憂煩（大笑）。
《臥虎藏龍》就是美國網友支持而成功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綠巨人浩克》就被罵得很慘，到了《斷背山》則又被網友捧了起來，《胡士托》，《色戒》亦很受網路意見的影響，整體而言，敵人多過朋友。
問：即使是改編小說，你選擇的題材卻是南轅北轍，各不相同，你最愛的創作題材是什麼？
答：我對小說背後隱藏的內容才最感興趣，凡是看似耳熟能詳，卻沒有人去拍的，最能吸引我。例如《臥虎藏龍》談的無非就是大俠遇上了美女怎麼辦？會不會心猿意馬？要把武德武藝擺那裡？《色，戒》談的則是愛國情操和性幻想夾在一起的時候，你該怎麼辦？這些都是很真實的事情，大家卻都不碰，所以我就來做了。我對美國社會潛藏的「暴力」傾向也很感興趣，
問：看完《斷背山》，讓人想起寒山的詩：「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看完《胡士托風波》則是想起蘇東坡的名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感覺上你總是很能把中國的詩情融鑄在作品之中，因為不管是人類登月的歷史大事，或者被人神聖化的胡士托演唱會，你都處理成很淡很遙遠的歷史背景而已，這是什麼特別的美學心態？
答：任何比較大的事情，不管是純粹的愛情，或者烏托邦，都是很模糊的東西，廬山沒有了那些雲霧，根本就看不到廬山的本質，就算你人在山上，沒有了那些雲霧一草一木都看得很清楚，我覺得你並沒有看到廬山的本質。事物的本質就是要把幻覺、印像和美感要摻在一起，太過清晰反而看不見真正的圖像了，所以我覺得模糊化和邊緣化是很必要的。
就像男主角最後只能遠遠地看著那個舞台，但是那樣的舞台才是最真實的，後來的人一提起胡士托音樂祭就會提起一堆歌，其實那是個很現實的場合，有的樂團沒看到現金根本不上台，真正的大牌沒有登場，也是因為錢不夠，參與過那年胡士托的人都說音樂表演反而是最差的，因為現場一團亂七八糟，胡士托真正的趣味其實在於所有的人都要進去那個烏托邦，搞得迷迷糊糊的，真正的胡士托根本不是在胡士托發生的，可是大家都不管這些真相了。
如今的胡士托也只成了一個標籤一個商標而已，與音樂會已經沒有關連了，我的片名要用到胡士托這個字還得付權利金。
要觀察那個時代的美國人，就得加進許多美國社會底層一些很纖細的細節，例如猶太人經歷過的生命風霜，遇上冷戰時期美蘇強權的對峙，那種心理衝擊力其實不輸登陸月球的，於是我選擇透過一個小家庭的生命戲劇，謹慎地處理每一個角色的心路歷程，也許就能對照出一點東西。麥可說胡士托的舞台是世界中心，那是一句美麗的口號，因為他是最懂得做生意的人。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這些角色經歷這場事情後的轉變，那才是真正的胡士托。
問：繼《綠巨人浩克》之後，我們再度在《胡士托風波》中看到了你運用畫面切割的技法，來呈現那個事件的多元混亂情勢，你基於什麼樣的心態做這種美學處理呢？
問：《胡士托風波》的分割鏡頭呈現的感覺是人在大事件中時，面對資訊混亂的熱情騷動；《綠巨人浩克》則顯得複雜更多，既符合漫畫精神，又開創了多元敘事的可能性，你自己怎麼來細分這兩種美學？
答：《綠巨人浩克》則是比較創新的革命手法，我對觀眾的反應有點失望，覺得自己的苦心沒有得到回響共鳴。
因為原著漫畫的分格處理，有一種特殊的敘事動線和布局設計，和以前熟悉的漫畫並不相同，布局和敘事動線是同時並存的，我對那種形式有興趣，希望自己的畫面切割手法能夠接近原著的那種敘事魅力。
因為電影剪接始終只是個時間順序的排列而已，不管你用什麼手法，呈現的都是直線時間的流動，都只是一種韻律而已，我想做的卻是「空間」的剪接，不只是時間而已，能夠塞進更多的資訊進去，因為時代已經進步成熟到多元資訊同時並陳的階段了，現在年輕人玩的電腦不就是可以同步處理多元情報嗎？我很興奮地去《綠巨人浩克》中嘗試這些玩法，但也只做到了幾成，只有畫面布局，只有切割空間和動感律動，沒有做到自己想做的不同時空劇情進展的一切，因為大家都反對我繼續做下去了。
《胡士托風波》的形式對我而言真的只是小兒科而已，現在只要兩台電腦一擺，開始對剪，就搞定了，你真的很難想像在1970年代，在老式的手工剪接平台上，要用多繁複的手法來處理分割畫面多元進行的剪接，我真的很佩服當年的史柯西斯那些人。
問：鄉愁似乎是你創作力的源頭？因為你不愛當代題材，卻偏好追懷美好的舊時代？
答：我確實是個特別懷舊的人，可能是因為我對流行的東西特別不敏感及排斥。從研究和分析中，我可以清楚看見前因後果，可以用懷舊的手法去觸動一些浪漫的情懷，這是我比較喜歡做的事。我就一直很喜歡回花蓮，因為那裡有著我很快樂的童年回憶。鄉愁是壞的事情不會去記，只留住好的。1969年有很多糟糕和醜陋事物，可是我們都選擇遺忘，不去記憶，只記得美好和浪漫，明明胡士托也發生過很多醜陋事，可是我們選擇了浪漫化。
問：台灣帶給你的創作能量有多強？會不會再回選擇台灣題材來創作？
答：我吃台灣米長大，在台灣有這麼多的同學、老師和朋友，但是那些台灣經驗卻是被壓抑的，父母親跨海帶來的中原歷史和文化的一種鄉愁，理論上應該是最美好的一種嚮往，但是你卻發現它正慢慢在流失，被革命掉了；另外，它的出發點，可能也不是真實的。很悲哀的一種感覺，會產生一種像浮萍的飄流感覺，它是最美好、最有安全感，也最根深蒂固，卻也是最虛幻的東西。
《色，戒》帶給我的啟示就是只有靠演，靠做假，才能觸摸到最真實的事情，人生最深最真實的東西，往往亦只有靠做假才能顯現，台灣給我的感覺就是真真假假各種感受混在一起，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歸根究源來說，就是我對台灣元素的理解還不夠深，需要再進一步的研究。
過去被騙了很多，現在還有一些新的騙人的因素在其中，對老台灣味點點滴滴的回想，在我心中油生了一種懷舊的鄉愁感情，但是很多東西正在流失，也在變質，我開始感到興趣，也會好好去想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