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鏡頭，往往就決定了影片的基調，就替電影定了性。
法國導演阿薩亞斯的2004作品《錯的多美麗（Clean）》中的開場戲是張曼玉和她的歌手老公大吵一架後，奪門而出，一個人開車到河邊生悶氣，窗外下著雨，河對岸是一座火光烈焰打造的工廠城市，像座高度機械化的文明廢墟，充滿著非人卻又想吃人的妖異氣氛；河這邊，卻是一顆寂寞而又受創的靈魂，她找不到出口，只能靠毒品給自己短暫的麻醉和遺忘……她一點都不知道，第二天醒來時，她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了。
都市像怪獸，這好像是科幻電影才有的景觀，卻成了「錯的多美麗」最讓人心驚膽裂的影像構圖和文明批判。它是真實的反射，也是劇情的象徵。我想起了西洋歌曲「If」中我最愛唱的那一句：「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所有的影像創作者，誰不是在追尋那幅可以說上千言萬語的簡單圖象？
問題，就在視界，就在功力。
《錯的多美麗》的這個畫面讓我想起了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中的台北盆地景觀。是的，台北是個盆地，我們在地理課上學過這個名詞，但是我們眼中的台北，竟然全是水泥叢林景觀，你什麼時候發現過台北盆地的地平線？你什麼時候細看過台北盆地的山稜線？
對很多人而言，台北影像的具體符號無非高樓大廈和捷運，早年，當然還有西門町的中華商場、十五六號公園的破落戶、機車和汽車爭道的市容……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都市裡，每天抬頭所及就是那款的繁華或擁擠，身陷城市，就很難另外找到一個視野、觀點，跳脫來看我們自己的座標，自己的位置，你只能面對迫人而來的高樓，面對熙來攘往的人群去張羅你的人生欲念。張曼玉要到河對岸，才能見到吃人的都市景觀，而平凡的我們卻鎮日在叢林裡狩獵和流浪，就像伍迪艾倫的《曼哈頓》一樣，隔著哈德遜河遙望紐約，你可以聽見《藍色狂想曲》裡的煙火輝煌的都市禮讚，但是回到城市裡，卻是多少的版本都說不清楚一個都市的輪廓素描。
距離，控制了我們的心胸；高度，決定了我們的視野。
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和楊德昌的《麻將》，都曾經試圖換一個角度來看沈睡中的台北，他們的選擇都是站到高樓或屋頂上，極目四望，破曉時分的台北，有難得的安靜，只有不能平靜的靈魂在掙扎在抖動著。從不同的高度看台北，一動一靜的名利呼吸變得很遙遠，讓人似所有悟；一旦迴身下樓，回到紅塵的下個念頭，人們還是回到都市裡繼續鬥爭，繼續沈淪，影像成了最最無奈的一聲歎息。
法國導演夏布洛認為古今中外的電影導演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說書人，一種是詩人。其實，還有很多導演是依迴在這兩極之間的第三者，他們沈迷於跌宕起伏的人間悲喜劇中，卻也不忘偶而來吟唱
偏偏，多年之後，你常常忘了電影故事，但是你的腦海裡卻還會浮現那條憂傷的彩帶。因為that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which I will never fo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