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影視 – 第 2 頁 – 藍色電影夢

水漾的女人：電光石火

千言萬語不如一個眼神，捉準眼神，你就捉到了靈魂。 閱讀全文水漾的女人：電光石火

昨日盛開的花朵：輕狂

一路都是意外，一路都不照邏輯運轉，德國電影《昨日盛開的花朵》面對大歷史採取的諧謔角度，確有大將之風。

一男一女兩個瘋子遇上一隻狗，會有什麼下場？

答案是暴怒中的女人，順手把拋出了車外。

「我總是要捉一點什麼東西丟出車外吧！」女人理不直，氣卻很壯。

惹女人生氣的男人，目瞪口呆，完全沒有想到有人比他更暴燥，更容易失控。

德國電影《昨日盛開的花朵（Die Blumen von gestern／The Bloom of Yesterday）》出現這場既誇張又荒謬的戲，並非導演Chris Kraus只圖譁眾取寵，而是極富深意的安排。

男人叫Toto (Lars Eidinger飾演)，他是納粹大屠殺的研究學者。

女人叫Zazie (Adèle Haenel飾演)，她是納粹大屠殺研究的見習生。

差別在於Toto 的祖父是加害者，Zazie則是受害者的外孫女，時隔七十年後，第三代的他們要如何面對傷痛往事？大屠殺太沉重，導演Chris Kraus選擇從狂人角度切入，有些匪夷所思，然而平心靜氣想想，不能不佩服高明。

《昨日盛開的花朵》列屬轉型正義的電影，但是完全不想哭天搶地搞悲情，而是透過輕狂喜劇，挖出更多歷史和當代的荒謬。

Toto和Zazie都想做正義「達人」，但完全不夠格來當正義「聖人」。「達人」指的是他的歷史專業，「聖人」反應的則是他們的性格缺陷。

有躁鬱傾向的Toto只要一言不和，肯定酸言盡出，然後血衝腦門就會揮拳動手，暴力相向；Zazie渾身是地雷，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炸，前一分鐘，她可以因為仰慕Toto熱情擁垉，後一分鐘，她就會因為一句失言，當場翻臉。他倆天生是冤家，乍見面就一路吵，吵著吵著吵到最後就是那隻狗兒飛出窗外去了。

狗是教授的愛犬，Toto和Zazie都是猶太老教授的愛徒，Toto不時暴走，活活氣死了教授，Zazie則有自殺傾向，偏偏一直都死不了。教授亡故後，狗就歸Toto撫養，偏偏兩人在車上一言不和，火冒三丈的Zazie順手一揮，狗就飛出窗外了。

狂人發狂時，狗命算什麼？納粹發狂時，猶太豬又算什麼？導演Chris Kraus用寓言來批判狂人行徑，何等犀利！又何等精準！

不過，Toto和Zazie趕緊停下車，跨過高速公路邊坡要去找狗，還真的找回了狗兒，而且送醫急救，戴上護頸頭罩，贏來無數憐惜，狗兒的狗語寓言無非就是：人生犯錯如果能夠彌補，或者時光可以重來，改正錯誤，該有多好？

Toto背叛納粹家族，為大屠殺著書立傳，其實是有贖罪之心，但是他太認真、嚴肅，又不知變動，加上口沒遮攔又不時失控，所以慘遭削權，癡心無人懂的內外交迫，讓他只能像陀螺一般，瘋狂打轉。因為取代他的主管，只圖熱鬧獲利；他找到的受害巨星，只在乎代言酬勞；甚至那位出現在亂葬崗的女人，早無哀淒之情，也只在意你究竟要不要買可樂？正義，正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竟然成為《昨日盛開的花朵》最犀利的一記回馬槍了。Toto的堅持，讓正義更有質量，但也讓荒謬更加荒謬。

還好，Toto還有Zazie，就算他們從頭吵到尾，從陌生人吵成了情人，再吵成了怨偶，但是最懂Toto的還是Zazie。就在他們尋找先人真相的過程中，他們曾經融合，縱使最後還是爆裂，畢竟Zazie扭轉了Toto（包括了和他爺爺）所有的不可能，甚至還可以聽見排卵的聲音（天啊，連他們的愛情也都這麼瘋狂）……然而加害人與受害人的宿命，卻也未必是愛情就能沖淡稀釋的。

那一天，Zazie穿上紅衣到亂葬崗悼念，青綠色的水池上飄著朵朵紅花，如果沒有二戰，他們的先人，或許還會是相親相愛的同學，昔日美好，有如朵朵紅花，一如他們就是在小酒館中，聽著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鋼琴家Gustav Lange的鋼琴曲「Edelweiss, op.31（花之歌）」婆娑起舞才定的情。曾經花開，就算花季只有一宵，也夠讓狂人刻骨銘心的。

一本正經談大屠殺，太像教科書，《昨日盛開的花朵》改走輕狂路線，藏在角色和故事身後的心靈創傷，才更有咀嚼空間。《昨日盛開的花朵》是部怪片，獻給天下狂人的怪片。

謊言迷宮：誰不是罪人

歷史塵埃，如果乏人爬梳，永遠只是塵埃，但是有很多人卻寧願把歷史罪惡留在塵埃如山的檔案室裡，《謊言迷宮》的核心精神就在昭告世人：「隱瞞真相才是人生毒藥。」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珍貴在於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在人人皆鴕鳥的情境下，想要大鳴大放，你得先想好：一旦遇上滔天濁浪，你要如何存活？

《謊言迷宮》的核心問題在於為什「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裡的惡人可以在終戰後逍遙法外？無人追究刑責？但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採取的策略卻是透過一位記者直接問檢察官老爺們：「你們知道奧斯維辛是什麼嗎？」知道的人，不想理他，不知道的人，則是在眾人離去後，才從字紙簍裡撿起了陳情書。

戰敗國的人，不想提當年恥，這是人情之常。集體罪行，就集體遺忘，想要揭露瘡疤的人不但自討無趣，更容易成為全民公敵。德國近代史不會忘記檢察總長Fritz Bauer（由Gert Voss飾演）勇於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但是你同樣很難忘記他的名言：「每天我只要離開辦公室，我就走進了敵人的陣營之中。」他的所做所為其實是在挑戰執政者，挑戰國家和人民，然而，他有良心和真相做盾牌，他理直氣壯。不過，少了花下無數氣力與時間，從堆積如山的檔案裡逐一篩檢出歷史共犯的年輕檢查官Johann Radmann（由Alexander Fehling飾演），他亦是孤掌難鳴，《謊言迷宮》從檢察總長的謹慎，就可以讓人看到「歷史共犯」是多龐大的一個隱形組織。

是的，要成就大事，一定要有人動腦，還要有人跑腿，有人衝鋒陷陣，還有人出面力挺。要成就大事就得遇上一位鐵面無私，依法論法的癡人才有可能鑽入遺忘的宮殿，找出事實鐵證。於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就把檢查官Johann Radmann塑造成一位相信法律不可打折，寧可替付不齊罰款的女人補足罰金，也不容法官法內施恩，便宜行事，是的，他有顆死腦袋，但若不是他對小事如此一絲不苟，日後也難頂住大事帶來的滔天巨浪。

《謊言迷宮》的時間座標設定在1958年，二戰後的13年，檯面上該負責的戰犯都已經在紐倫堡大審中定了罪，但是，若無其他共犯，二戰悲劇不會如此悲慘，只是有多少能夠抗拒在大時代的洪流，有勇氣或者有膽識拒絕隨波逐流呢？就算你不曾開槍，亦不曾動手，只要旁觀，只要坐視，就算程度有別，不也都是共犯嗎？正因為都是共犯，既已事過境遷，又何苦一路追查到底呢？既已事過境遷，又何必再昭告年輕德國人，你的父執輩曾經在奧斯維辛中濫殺無辜，那位如今和譪可親的麵包師傅，也曾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如果不是大家都避而不談，否則年輕的檢察官怎麼可能不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血淚往事？一旦年輕的檢察官聽見了倖存者一則又一則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又如何不血脈賁張地要去伸張正義嗎？

罪與罰，既有共生結構，又有矛盾對立，《謊言迷宮》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先剝開了國家的迷思外衣：「這會是史上頭一次，一個國家指控自己士兵的戰時行為，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曾是個謀殺者嗎？」是的，奉命作戰與屠殺婦孺，同樣沾上血腥，在道德層次上卻截然不同，但是若不逐一面對，如何做出區別，此時Radmann才有機會傲然回應：「是的，我正是這麼想，我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沉默…到此為止。」

不過，《謊言迷宮》更犀利之處則在於這座迷宮中真是巨大，走過那個世代的德國人，其實都被納粹狂流襲捲，有人選擇隱瞞，有人純粹無知，有人刻意遺忘，只要謊言逐一爆裂開來，每個人都要去面對別人的目光。

罪，不是自己說了算；罰，也同樣不是自已以為沒事就夠了。所以，Radmann一定要先迷航，發覺自己投靠的世俗現況與自己鄙夷的噁心嘴臉竟然如此相近時，他才看清了罪惡用了多少的糖衣來麻庳當事人，不經如此寒徹骨，當然就不會有後來的歷史真相。

從聯軍觀點來看，納粹確是罪大惡極，但從德國人觀點來看，如果也都能認同受害人的血淚中，確認納粹罪無可赦，歷史才不會在交戰國的各說各話中，混沌一片。那忘了那位自責的父親，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對把雙胞胎女孩交到白袍醫生手中，卻被醫生取出器官，縫成連體嬰的悲傷住事；更別忘了，那位醫生的家族企業供養了多少同胞的就業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供出他的下落。戰時的無奈與戰後的現實，其實有如一體兩面，盲從的人們，殺紅眼的人們，不都是人性的真相嗎？

迷宮中的真相，往往讓人難以承受，《謊言迷宮》帶領觀眾走出迷宮時，同樣讓人痛，卻有一種如釋重袱的昇華，就算同是罪人，面對了，承擔了，才有救贖，《謊言迷宮》的珍貴就在於電影標示出一種艱難的生命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