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審判家:冷對千夫指

中流砥柱這個詞標誌著理想的高度,也承載著現實的難度,寫來容易做來難,孤單一根柱子如何抵擋滔滔洪流?《大審判家(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的男主角Fritz Bauer(由Burghart Klaussner飾演)被迫單兵作戰,他的策略與膽識,歷史已有公斷,至於他如何對抗洪流?則留待戲劇來好好書寫了。

Fritz Bauer是德國的檢察總長,《大審判家》的故事從1957年講起,德國已經戰敗12年了,昔日納粹黨羽有人亡命天涯,有人放下屠刀想當好人,就是沒人想要算舊帳,面對昨天。整個國家在「上下交相賊」的包庇氛圍下,自然沒人想要「轉型正義」,替二戰中死難的冤魂伸冤。

Bauer有猶太血統,深受納粹之害,於私,他確有納粹情意結,於公,讓惡人逍遙法外,當然有違正義理念。問題在於他選擇的正義道路,同伴不多。

當時,他形容自己的處境是:「我一離開辦公室,就好像進入到一個充滿敵意的陌生國家。」導演Lars Kraume選擇了三個淺顯易懂的實例讓觀眾看懂他,如何在四面楚歌中踽踽獨行。

首先,Bauer在家中浴室泡澡時暈厥,如非司機發現,可能就溺斃了。好戲不在於他能否獲救,而是敵對檢察官獲悉事件時,有意解讀成自殺未遂。

暈厥是意外,從現場證物來看,明明是吃了安眠藥又配了紅酒,藥物起了加乘作用,最多是身體狀況不佳;自殺,卻代表意志軟弱,不適任司法大位。一旦口語傳播開來,這位反納粹的檢察總長就不能安坐其位,昔日納粹就可以鬆了一口氣,這計棉裡針,暗潮何等洶湧。

其次,Bauer復行視事後,發覺桌上公文有人動過了,召集手下,才發現眾人能混就混,不急著追蹤執行他交辦的事務,而且還一直監視他,只要有風吹草動,必有對策,如果證實Bauer把情資提供給以色列,以追拿潛躲海外的納粹元兇,就可以通敵或叛國罪辦他。看不見的天羅地網,見縫就想插針的蠢動心緒,就讓人讀明了他,人在祖國卻若在敵國的那份孤寂感。

Bauer要如何找出同類,說服他們併肩作戰,正是《謊言的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和《大審判家》這兩部電影的核心所在。也因為Bauer能讓人做文章的把柄有限,直接找他的同類下手,讓這一夥人聲譽或信用破產,大局就十拿九穩了。導演Lars Kraume的策略就是:把同志禁忌給帶進來。

同志是人性,在1950年代則是禁忌,一旦私情曝光,法院會判刑或罰鍰,政治人物一旦沾上邊,更保證前途無亮。導演Lars Kraume先讓Ronald Zehrfeld飾演的檢察官卡爾為一椿同志案籲請重輕發落,經由他的主張,我們看見了那個年代的同志處境,更透過荒謬的法律條文,看清了同志在千夫所指下的生存艱難。

正因為卡爾肯站在人道立場為人權發聲,Lilith Stangenberg飾演的歌手Victoria立刻上前示好,因為卡爾辯護的犯人就是「她」的「男友」。對卡爾而言,Victoria是美麗的符號,愛情、欲望與性向同時被Victoria撩動了起來,因此陷進了「第一次可以說是無知,第二次就是明知故犯」的道德/法律困境中。

偏偏,卡爾聽見了心底最深層的呼喊;偏偏,卡爾又是Bauer最忠誠的擁護者與執行者,毀掉卡爾就等於翦除了Bauer的左右手,敵人怎麼捨得不利用這個機會痛下毒手?

《大審判家》的戲劇結構有清楚的二元核心:首先是緝拿執行猶太人終極計畫的納粹罪犯Adolf Eichmann,其次則是同志議題的攪混。要成就大事,即使小節偶有出入,也在所不惜;情欲雖屬細瑣私事,卻足以壞掉大事。就在大事與小事的交錯進行中,幾位主角的選擇因此都讓觀眾看到了在他們心中的「鴻毛」或「泰山」,因此有了一旦易地而處,你又會如何做決定?

《大審判家》的歷史趣味在於Bauer「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毅力,又透過卡爾的毀滅式外遇,見證了同志的卑微與悲情。那個時代,那個人生,《大審判家》的素描於焉完成。 

為愛出走:恐懼的浮雕

有人偏好腥濃重色,來描繪恐懼;有人則是選擇清淡側筆,其實美學效應各有擅長,就看觀眾的接收頻率了。《為愛出走》能在歐洲影壇大放光芒,關鍵就在於它的雪色選擇,具現了一個威權時代的色彩。

閱讀全文 為愛出走:恐懼的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