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漢強:返校風雨說分明

導演徐漢強首次執導長片就入圍金馬最佳新導演,《返校》更創下2.5億票房紀錄,但他謙虛地說未能把白色恐怖細節處理得更好。(記者羅沛德攝)

答:我一路上都在思考這個問題,至今也還沒辦法抽離。說到遺憾,每個環節都有,這故事著實難寫,因為《返校》不只是重現台灣50年代的故事而已,因為它改編自同名電玩,必須回應玩家們對原作的期待。我也是遊戲玩家之一,甚至當初就是因為玩了這個遊戲,所以才想改編拍成電影。

創作期間,創作者與玩家兩種身分不停拉扯,要怎麼讓沒玩過電玩的觀眾能理解?要怎麼讓玩過電玩的觀眾感到滿足?要在兩個極端中取得平衡需要強大功力,我卻是首次操作長片,相較過去的短片經驗,這次讓我覺得自己彷彿是在操作一架笨重的巨大機器,要運作每個關節都得使上好幾倍的力氣,如果可以重來一次,給我們更多餘裕時間來琢磨劇本,也許可以將原著/改編的平衡做得更好。

這部電影衍生自電玩,有些畫面我會希望盡量還原遊戲原貌,但也因為是第一次拍攝長片,許多紙上談兵時想像了不少自以為效果會好的拍法,直到喊了「ACTION」,看到鏡頭中的畫面,才發現想的跟做的有距離,只能在現場不斷地調整。

答:說《返校》符合玩家的期待也不盡然,因為仍有玩家希望能看到更多原汁原味的電玩感覺。戲劇上的不足,當初寫劇本時我們也很掙扎。雖然想更著墨這些角色的成長,以及他們面對的挑戰、衝突等,但如果將電影重心完全放在白恐事件上,電影篇幅就不夠重現原著中奇幻恐怖的那一面,算來算去,我們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講述白恐事件,和原本期待的對半處理有落差,現實與理想一再拔河的結果,最後也只能拉到六四比。

答:接下改編工作時,我和遊戲團隊赤燭也聊過他們當初創作的初衷。他們最初也只是想開發一個反烏托邦題材的遊戲,直到著手之後,才發現可以將台灣經歷過的那個年代套用進故事裡。在經過許多討論後,他們實在不認為可以讓這款遊戲賦予這麼巨大的歷史意義,所以遊戲最後是採用更隱晦與背景架空的方式帶出白恐議題。

我的立場很單純,身為這款遊戲的忠實玩家,最想做的就是把這款遊戲的故事介紹給更多人,但也要避免因為遊戲的歷史背景而嚇跑觀眾,我能做的就是盡量還原歷史情貌,在歷史與遊戲間取得平衡。我記得一開始跟監製李烈、李耀華討論電影的走向時,我們的共識就是如果《返校》能讓不知道這段歷史的觀眾,願意開始去了解過去,就算達標了,電影的敘事脈絡就是依循這個方向前進的。

答:真正的困境還是在於沒有足夠的篇幅來交代每個角色的出身與背景,儘管想過要放進「白教官」如何在威權體制的誘逼下形成那種行事作風,但若做了交代,戲可能就太長了。開場那場戲確實只要改變對白結構,或是戲的走法,衝突感就會完全不同,但那時我跟整部戲的距離太近了,人陷在裡面,想要更有戲劇性,卻始終沒有找到對的路徑,等我恍然大悟,想出做法時,戲已經拍完了,所以我真的很欽佩可以在一場戲裡面塞進許多線索並呈現飽滿戲劇性的導演。

答:書籍的選擇一部分是因為從原作來的靈感。遊戲中有出現這首泰戈爾的詩:「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不要求什麼報酬。」因此我們設法將詩句和角色的情懷做連結,所以儘管田調時有發現片中採用的幾本書並非禁書,還是做了抉擇選擇在文本上和故事的連結,包括另一本禁書《苦悶的象徵》也是編劇想讓書籍連結角色的心境而做的選擇。類似這樣考究和戲劇效果的抉擇,幾乎出現在每個環節上,每個決定也實非容易。

答:東方觀眾對於恐怖片的認知其實滿鮮明的,往往需要有大量的嚇人設計才稱得上是恐怖片。但我自己對多半恐怖片其實是免疫的,因此嚇人的橋段往往會拿捏不準。我曾跟工作人員聊過,可能要真的害怕恐怖片的作者來拍恐怖片,才能真的拍出足夠的恐怖張力。

比起嚇人,我更有興趣打造氣氛,我想透過《返校》呈現那個年代動輒得咎的壓抑氛圍,所以力氣多用在以虛實交錯對照的寓言手法,用惡夢比喻實際發生的事件,試圖讓整部片籠罩在低氣壓的氣旋中。

答:其中一位編劇簡士耕玩過《返校》後,就認為遊戲情節和郭松棻的《月印》很相近,推薦給我,這是個意外的巧合。拜讀小說之後,我也開玩笑說根本就不用拍了,因為小說既細膩又強大,如果我們也能這麼厲害、手法能這麼精練就好了。

從拍攝到後製,我們幾乎耗盡所有力氣思考著要怎麼將故事濃縮進電影中,我們想用暗戀的「輕」來對照被槍決的「重」,這麼小的愛情風波卻引發這麼大的災難來對比。

還記得遊戲推出時,方芮欣是告密者的情節便曾引發論戰,有人厭惡這個角色,有人同情;有人批評為什麼將女性描寫得如此罪不可赦?但當特別去強調她的天真無邪時,也會有另一種聲音嫌太刻板與扁平……因此這個抉擇變成眾說紛紜的大難題。公映前我們做過多次內部測試,也根據眾多不同觀點的反饋來調整角色觀感,最終還是希望能取得最大公約數,讓角色能得到多數觀眾的認同。當然一定還有可以多添加細節讓她的角色更立體更可信的方法,只能說理想的路還很長。

答:我記得服裝有做舊,但燈光一打上去,衣服質感就變得不同,當然這些都還是來自我能力的不足。至於以鋼琴、文字傳情的部分確實是我們延伸遊戲的場面,構想來自遊戲中有一卷舊的《雨夜花》卡帶,在播音室撥放之後會不斷重複樂曲的第一句。玩家要循著線索到音樂教室,會發現鋼琴上只有幾個琴鍵彈得出音,順著提示彈出《雨夜花》的第一個樂句。這個設計讓我們想到很像初學者在揣摩怎麼彈鋼琴,於是就發展出這些愛情細節。

答:以台灣的電影產業情況,這麼有限的經費已經是很不容易的預算,但這點錢要承擔這麼強調視效與音效的片子應該是遠遠不足,所以一下子就碰到天花板,但我也滿慶幸的,團隊與夥伴們都願意戳破天花板來尋找新的邊界與可能,戳破後正因為沒有前例可循,所以能爬多高就多高。

我非常欣賞美術指導王誌成及美術團隊打造的場景道具,他們的視覺呈現完全掌握了戲劇氛圍;聲音表現上我們則嘗試許多不同方法,像是遊戲的配樂是採用後搖滾與電子音樂,以反差的方式來搭配遊戲表現非常貼切,但當我們嘗試搭配寫實的影像後卻產生突兀感,所以我和配樂盧律銘討論,採用古典編制但使用非傳統的做法來達成這樣的反差;音效上,傳統恐怖片常用效果音烘托氛圍,一開始我們也是用現成效果音,但總覺得聲音聽起來浮浮的,於是建議改用真實的聲響來取代現成的效果音,譬如用樂器、真實物件或是機械發出的高低頻音來做。像是升旗典禮時,國旗懸吊時的聲音,其實我們有放入後來方芮欣上吊用的麻繩拉緊的聲響,去製造一些可以互文的設計。很多聲音設計都是在過程裡玩出來的。

答:確實,魏仲廷要活下去就必須捨棄那些尊嚴,但是他一定會有悔恨、愧疚與自責,我們有試著去寫他獲釋後過著流放獨居歲月,但多加進這些細節就勢必影響全片節奏,我們也很想看他的苦難,但從內部測試後發現,對一般觀眾來說,卻可能就難以入口,說到頭來,我們還是得評估到底電影要沉重到什麼地步。

遊戲裡也有成年後的魏仲廷重回翠華中學的情節,但並沒有說他返校要做什麼,只能判斷回到學校是因為有心緒未了,若要戲劇化就必須賦予更多意義。遊戲裡面也有反覆出現那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就是傳達唯有記住,才能面對恐懼。因此我們才設計出一整段老魏返校的戲劇重心,就是要記住發生過的一切,並且面對它。

答:如果電影將白恐做得很突顯,也許就沉重到可能沒辦法吸引那麼多觀眾。《返校》上映後,有許多比我想像中更年輕的觀眾進場,《返校》是輔導級電影,觀眾必須年滿12歲才能進場,我原本預設的主力觀眾是大學生,但很多13、14歲的觀眾入場欣賞,可能看電影前他們對白恐一無所知,但時代確實不同了,他們比起當年的我們,歷史觀點更形開闊,也更願意理解歷史,甚至比我們更能獨立思考,接受資訊的管道也更多元,更不懼怕挑戰權威,我想我們應該是開了一扇門讓他們能夠更願意觀看那年代。

長輩的回應也很多元,當然有些長輩覺得白恐的肅殺氛圍太輕了,但也有些長輩想起他們曾經經歷過的歷史,《返校》好像一個開關,打開了當年沒有察覺到的記憶,在映後問答時,有些長輩會很激動,他們說沒有好好想過當年原來是這樣過來的,我當下的感覺是,如果能力足夠,能將白恐細節可以做得更多就更好了。

答:如同前面所說的,我也實在不敢說自己有能力或資格好好處理這段歷史,但電影觸及到比我想像中更大的觀眾群。當初有想到電影會觸發議題,卻沒想過回響會如此龐大。過去只要碰觸到白恐這樣沉重的題材時,意義重大,票房卻不成比例,前輩導演都將議題挖掘得非常深,讓人五體投地,但同時也會想說,到底要用什麼方法可以把原本不喜歡這樣類型的觀眾拉進到戲院來,如今票房突破兩億五千萬,顯然有更多觀眾願意來看這種議題的電影。日後很期待會有更多說故事的好手能將這個題材說得更好。

簡士耕:用恐怖破詛咒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黃耀徵

答:去年接到邀約時,我正在忙著創作《紅衣小女孩3》及《返校》的劇本,但一看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書名,我知道典故來自紀伯倫的《先知》一書中有關「兒童」的章節,心中有根弦被撥動了,於是告訴自己,再忙也要來寫《貓的孩子》。

吳曉樂的原著偏向報導文學,講述一個男學生,爸爸不但對媽媽施暴,甚至將教育小孩的事全部都丟給媽媽,從小只要成績不好就會被媽媽嚴厲體罰,有天媽媽撿到一窩貓,疼愛有加,男孩看到媽媽愛護這窩仔貓,卻用棍棒逼他念書,原著故事只兩相對照到這裡,我改編的做法是延伸原著沒有提到的部份:小孩不是只看著貓發呆,而是用殺貓來找出口。

《貓的孩子》的重點在台灣教育體制讓家長都失去了人性,我決定用恐怖片的架構來說出台灣教育體制裡的詛咒,概念近似以黑馬姿態入圍奧斯卡獎的《逃出絕命鎮》,導演用恐怖片類型帶出隱藏在社會底層的黑白種族問題,膚色對於黑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種詛咒,台灣人面對升學競爭,家族成員不斷地相互比較,毋寧也像是一種對孩子的「詛咒」,我相信很多台灣人想起升學往事都有類似經驗。改編《貓的孩子》時,我就放大這種概念,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裡,無法宣洩壓力的孩子,只能把悶氣發洩在更無力抵抗的貓身上,用最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詮釋教育體制下的壓迫與輪迴效應。

答:我得強調,我不敢對現實人生中那些殺貓者是否家庭有出了問題來下斷論,對我來說,「貓」有著神性與靈性,但卻又是軟弱的,如同村上春樹小說《海邊的卡夫卡》裡對貓咪的象徵隱喻一樣。在《貓的孩子》裡,我將貓當成神的象徵,貓被人殺了,是一種犧牲,卻也完成了救贖,就如同耶穌基督為人類而死。_LMT9721.jpg

不過,新聞確實會提供我靈感,之前看到高材生殺貓的新聞報導時,第一個感想就是不管動機為何,凶手肯定會遭到各界譴責,甚至霸凌,一則爭議新聞通常蘊含社會的壓力與焦慮,甚至引發大眾的窺視欲念,我會把觸動我的新聞報導先收著,放在心裡,等到真的要用時,這些資訊便很自然浮現。

另外,恐怖未必是壞事。恐怖也很能發揮警世效應,就像在廟宇常看到的地獄圖,所有的酷刑都是極端暴力,宗教家透過這麼恐怖的方式,講述作惡人間會嘗到的後果,就能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答:《貓的孩子》中,孩子怎麼表白,怎麼溝通,大人都聽不進去,只能選擇毀滅自己,然而除了毀滅以外,人生應該還有其他選項,所以最後避開了用最簡單的自殺方式來控訴家庭或者升學體制。

我的戲不管過程有多驚悚,一向喜歡結局能帶著希望,《紅衣小女孩》和《貓的孩子》都是如此。我比較不愛不做清楚交代的開放式結局,編劇有必要告訴觀眾故事究竟怎麼回事,未來會什麼走向。

答:除了新聞事件外,得空時我也會大量閱讀,不過最為重要的還是觀察身邊的人。剛入行時,我努力去觀察別人,例如《初戀風暴》中要揣摩歐巴桑的心態,於是就在咖啡廳「偷聽」歐巴桑聊天,後來也會跟蹤她,看到她結帳後先走到賣場買一打常溫的啤酒回家,一轉身卻到便利店買一罐冰涼的啤酒當場飲下,這樣的行為還真有趣,我還真是無法憑空想像描繪出來的。

不過,最後我發現要了解歐巴桑,其實只要問我媽就好,與其觀察路人,不如觀察及梳理自己最親近的人的習性。多觀察其他人,屬於一種橫向的擴散,但從自己熟悉的社交網絡往下挖,就會挖出更深也更真實的情貌了,所以我的作品裡都會有親友的身影存在。

這麼做的好處就在於挖出了一種私密性,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我最有資格來詮釋,而且能處理得更有同理心,同時我換用妻子、朋友、兄弟的視角來解讀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做出彼此傷害的行為。寫作因此可以帶來療癒感,創作就會更有熱忱,作品才會更有感染力。

答:三角合作很不錯。從《紅衣小女孩》的第一集開始,就是我跟導演程偉豪、監製曾瀚賢三方合作,《紅衣2》則是我跟程偉豪以及另一個編劇楊宛儒。三人合作的優點是三人的聚焦點各不相同,編劇、導演、監製各自有不同的考慮面向,編劇求故事完整周延,導演要考慮執行可能,監製則多了觀眾(看不看得懂)的思考,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就是一種腦力激盪,對於角色發展的合理性,以及到底安排的段落是否吸引人,都有更客觀的討論對話,這樣的合作模式關鍵在於彼此默契要好,創作卡關時也會坦誠告白,彼此才好提供意見。

目前三角合作已經變成產業的常規通例,遵循這樣的合作模式就容易做出好看的電影,但也因為是合作,難免就也缺少了個人的私密感與手痕印記。《貓的孩子》就完全是我自己摸出來的,就很能反映我的構想。

答:我認為如果在地元素不夠濃烈的話,劇本就不會成功,因為劇作家踏在這塊土地書寫故事時,一定會和土地與人們的焦慮及不安有著共鳴,我的創作都是奠基在這樣的共鳴之上,例如我最初創作《愛的麵包魂》劇本時,透過台灣男孩「糕餅」遇上西洋帥哥布萊德(Bread的英文諧音),不但要來一場土洋麵包大戰,還要比誰有本事能夠追到同一位女孩,劇中穿插出現的三太子和村長廣播等在地元素,就讓很多人很有共鳴。

至於《紅衣小女孩》系列中的嬰靈,來自於當初製片鎖定以高中生為目標的族群,因此針對他們做民調,想要了解他們最怕的鬼怪究竟是什麼?結果,最怕的鬼怪竟然就是嬰靈,高中男女對嬰靈的恐懼,竟然超過所有鬼怪的總合,便決定從嬰靈著手,並融合在地盛傳的紅衣小女孩等靈異元素,再帶進年輕人對買不起房子、結不了婚的集體恐懼,果然一擊就中。

至於《返校》處理的則是更嚴肅的問題:轉型正義。這是台灣非常需要好好去處理的議題,你越是迴避它,不敢去碰觸它,反而會變成詛咒,這也是《返校》透過白色恐怖事件想要表達的核心意念,也因此我期待《返校》上映後,觀眾看完後是能帶著獲得救贖的感覺走出戲院。

答:編劇的角色就是規畫出設計的藍圖,導演則是讓藍圖變成實體建築。我是無法接受劇本最後只變成導演創作時的參考,而非是藍圖。當然,劇本交出去後都是可以再修改的,這些就看彼此的溝通與共識,還有合約是否註明了修改權,更重要的是,編劇是否想再為這個作品繼續貢獻心力,繼續堅持創作時的初心。

我寫過的劇本與最後成品最大不同的是《大尾鱸鰻》,原本這部戲是依照典型落魄黑道老大遭人追殺的三幕劇而寫,也參考了《影武者》、《特工聯盟》的橋段,但因為豬哥亮的氣場幾乎蓋過了整片,尤其豬大哥對電影的想法、想要安排的戲劇橋段等都很堅持,意志堅定到連擔任監製的朱延平導演都得順從,所以劇本是拿到現場,依照豬大哥的意見修改,全片比較像是豬大哥的魅力秀,即使我私心希望可以將豬大哥塞進我的劇本之中,但最後豬大哥僅僅就只「穿了襪子」而已。

答:我原本不是很喜歡做研究,後來看到好萊塢編劇艾倫.索金的作品風格多元,從電視劇《新聞急先鋒》、《白宮風雲》到電影《軍官與魔鬼》、《社群網戰》、《魔球》、《決勝女王》,每個題材都有非常扎實的專業術語與趣味,我就好奇他怎麼有這麼大本事,後來看到艾倫索金的訪談,提到他先是對某個議題感了興趣,才開始不斷去凝視和閱讀,也才展開調查研究。

以台灣現況來說,我們不應期待編劇因為看到現在缺少法律劇,就急著去鑽研法律題材,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應該是由法律人在經歷了或者看到一則精采的司法故事後,用編劇手法向大家說好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