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冰山:悲情城市33

早在侯孝賢說這句話的十五年前,他就已經是冰山理論的實踐者,作品膠捲就像神龍,龍身若隱若現,有時探頭,不時探爪,不忘擺尾,直到最後銀幕全黑,觀眾吸口氣,若有所悟,酣暢走出影廳。

多年來都是侯孝賢信靠夥伴的朱天文,在《悲情城市》的劇本書中曾經簡要替劇本與電影的互動關係點了題,《悲情城市》她負責「分場」,吳念真則執寫「劇本」,彼此的貢獻是:「分場」保存了導演的構思過程來龍去脈,「劇本」展現吳念真對白的魅力,「電影」則是把以上二者都扔到一邊直接面對拍攝。

傳世的《悲情城市》朱氏分場共有88,吳氏劇本則多了三場,共91場。然而影視聽中心典藏的合作社時期拍攝劇本則達102場,這些版本卻都與終極電影有出入,侯孝賢如何從文字取材,在拍片現場做了那些增刪調動?其實是一門有趣的電影比較學,文字註記著發想初心,影像與剪接則是電影得著血肉靈氣的必要串接,你除了看見冰山頭,對水下冰群相信同樣感興趣。本文試就六段劇本消失或者異動的物件或場景,引領大家重新觀看《悲情城市》。

  1. 卿雲難再

朱氏分場第4場先透過阿雪書信,搭配O. S.帶出:「學校老師教大家唱國歌呢,叫卿雲歌,歌詞是『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

歷來中華民國國歌有過五版本,汪榮寶選詞的「卿雲歌」曾經兩度入選,分別是民國2年(1913年)與民國10年(1921年)的北洋政府主政時期,兩版作曲家並不同,由於電影最後沒用「卿雲歌」,無法確知會用的是Joan Hautstone或蕭友梅的版本,然而國民政府早在民國26年(1937年)選定脫胎自黃埔軍校校歌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作為中華民國國歌。寧選「卿雲爛兮」,不選「三民主義」,是否就註記著當時台灣覺青對於「祖國」執政黨「黨國不分」的不齒?反威權性格已然悄悄埋下伏筆?意在言外的枝節,耐人細品。

朱氏分場第7場繼續寫著金瓜石國民小學的課堂上,吳寬榮老師教學生們練習國歌,卿雲歌的歌詞寫在黑板上,用平假名在旁注音。可以看得見窗外學校的圍牆上工人正在漆寫大標語、「擁護領袖,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     

這段文字埋著兩處矛盾 : 首先,平假名注音,顯是日治餘緒,政權易主的文化扞格,就在平假名上約略得以窺見 ; 其次,牆上標語口號是威權造神的政治洗腦,斗大字眼對信仰左翼思潮的前衛覺青又是何等刺目挑釁?

來到吳氏劇本,「卿雲歌」更加有聲有色,能唱能唸還有註解,劇本第10場的場景設在金瓜石國小內 : 

△山間簡樸的小學,上課時間,淡淡地聽得見風琴和小孩歌唱聲,以及台語唸「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聲音。     

△吳寬榮老師的教室裡,黑板上寫的是「中國國歌,卿雪爛兮……」字旁有平假名的注音,他用教鞭指著,一字一字教學生唸。     

寬榮:(唸完之後,走到講台,非常莊嚴的)這是咱中國的國歌,無論怎樣,大家一定要記得,以後,不但大家要會唱,我們的子子孫孫也都唱會到,知否。

這些描述清楚呈現吳寬榮不附和當道,完全不合時宜的理想性格,日後命喪鹿窟,早在角色初現身時即已埋下日後悲情際遇的伏筆。

偏偏,不管劇本如何三番兩回著墨,「卿雲歌」硬是從侯孝賢的電影中徹底消失,是他根本沒拍?還是他不愛這麼直白,讓人一眼就看透吳寬榮反威權性格的白話文,最後一刀剪除?

《悲情城市》最後選擇的政治批判,明顯拒絕了政治符號的糾纏論辯,直接訴諸民怨,一句米價狂漲五十二倍的碎念,痛批陳儀主政下的台灣,已非為民服務的「政府」,而是與民爭利的「公司」。這款冰山頭,少了迂迴曲筆,更得戲劇張力。 

二.鳴咽火車

《悲情城市》最浪漫也最經典的一幕當屬吳寬美坐上挑竿,在林文清陪同下,一搖一晃地走上金瓜石小徑,沿路白芒搖曳,文清轉身走向草叢,伸手摘下獻給寬美。你無從理解他們其實素昧平生,才剛相遇相識,但從兩人臉上笑意,已然情意款款。

但是從分場到劇本,這趟山路之前是有蒸氣火車頭,還有煤煙

台金礦場濱海的小火車站,一列火車剛到,蒸氣煤煙裡吳寬美下了火車…… 文清急急趕到,接過行李,遞去一張紙條上寫日文,「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寬美表示知道他,聽哥哥談過他。     

分場比較簡略,寫成劇本,吳念真就多添加了些骨肉

    △一列蒸氣火車正進站,緩緩停下。     

    △她在月台上看了一下,火車緩緩出站。     

    △文清遠遠跑過來,慌慌地掏筆,把套子含在嘴裡,又掏紙寫了紙條遞給寬美。不停地喘著。     

    △…..紙條上寫的是「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 

    △寬美在紙上寫著「兄多次提過您,有勞之處,非常不安,感激」(日文)。  

火車不但進站還要出站,找到蒸氣煤煙火車頭進進出出是多大工程?換白芒取代白煙是否更富詩意?侯孝賢全都略去,改成山坡小路緩步慢行,搭配主題樂音,今生今世的相伴相隨已見初蹤。侯孝賢有務實考量,最後寫就的詩意,恰成最難忘的山路章節。卅三年來,多少人追隨文清與寬美腳步,走上金瓜石,應當都會哼起這首小曲吧。

至於初次相遇,難免生份客套,想要說的,讓不能說話的人改用筆來說吧,文清寫漢文,寬美寫日文,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就有這等學養,原本亦是吳念真思慮周到的細節鋪排,然而,日後多的是機會,侯孝賢不急著在初見面時就直白書寫,就讓山路詩情獨佔晝面。簡約含蓄,其餘需要膽識與勇氣。

三,褪色灣生

日本敗戰投降,滯台日本人從主人變受氣包,原本亦是《悲情城市》觸及的時光細節,中村晉代飾演的女教師小川靜子與吳寬榮似有情終無緣的情愫約略可見,長谷川太郎飾演的小川校長幾乎人間蒸發。

朱氏分場中,對在小學任教的小川靜子的身份註記是「出生於台灣的『二世日本人』」,說她「日本色彩較淡,反而跟台灣籍的老師們來往得多」,卅年前朱天文筆下的二世日本人,對多數人而言都是陌生名詞,如今則因史料陸續曝光,「灣生」一詞取而代之,「灣生」日人不被正宗日人接納,又被台灣政府驅離故鄉,確為進退失據的時代孤兒。

吳氏劇本沒了二世日本人一詞,卻多了一場日人求售家當的戲 :

△…….小街道上出坑的礦工零落走過,看著路旁一些日本人擺出來販賣的家當,整理得非常有秩序的衣物、碗盤、傢俱、老鐘、收音機等。那些日本人或坐或跪都顯得沉默和恭敬,他們對來看的,或看完離開的人都給予同樣的鞠躬……   

△靜子也跪在一邊,她的面前只有一台縫紉機。

歷史悄悄翻頁後,誰為魚肉?誰為芻狗?一路牽扯下去可能沒完沒了,如何斷如何捨又怎麼離?應該是侯孝賢在拍片現場及剪接檯前不斷煎熬的焦慮了。

另外。阿雪寫給文清四叔的信中也提到 : 爸爸最近……和一些朋友都參加了「省修會」,替代日本警察維持秩序,日本警察也可憐的,好多人會去包圍他們的宿舍,連山本先生都挨打了。爸爸去救他們時,他的妻子兒女都跪在玄關,向那些人說:「對不起,請原諒……」昨夜,山本先生來了,一杯接一杯的喝酒,聽說,要把房子讓給爸爸,一直說:「帶不回去的,帶不回去的……」此外,靜子也會悄聲說著:「……前幾天,收音機說日僑即將分批遣返,多桑說雖然是愛著這裡的,但畢竟是敗戰的異國之人,總要回去吧。我記得,我曾說,這裡是我的出生地,媽也葬在這裡,哥哥也都不在了。遙遠的青森對我來說,才是陌生的異國吧……這裡,我曾經渡過美好的時光,不會忘記的啊……        

    △含著淚水的寬美看著靜子和哥哥,期待著哥哥能說些什麼,但寬榮卻一直沉默著。

這款暗示其實已經夠清楚明白了,然而侯孝賢全不要這些贅詞,也刪掉了寬美在日記中旁觀對這段台日戀情的歎息 : 「絕情的哥哥啊,我知道你也愛著靜子姊的,為何不勇敢的表示呢?難道,只因為我們曾是交戰的民族嗎?還是……侯孝賢只留下劇本中的靜子贈劍給寬榮,和服給寬美的告別場景,但也剔除了當事人的言語註記,透過台日男女的默然相對,再次凝視曾經繁花開遍的日本文明。

冰山導演讓你看見的就是千錘百鍊的濃縮再濃縮。

四,朦朧三哥    

在李天祿飾演的林阿祿眼裡,高捷飾演的林家老三文良是只會若事,百無一用的廢材,「生雞蛋的沒,全在放雞屎給別人拖……」,眼看禍事一椿接一椿,只能氣急敗壞叨叨唸著:「你若擱這樣舞落去,咱歸家伙子人都要跟你去死!」其實怎麼罵也沒用,老三的性格就像劇本中的老媽託夢給老大文雄的台詞一般「文良,我最驚,人ㄔㄨㄥ ㄅㄨㄥ(莽撞)擱歹性ㄉㄝˇ(壞脾氣),做代誌無頭無尾符,伊只驚你一個人,你愛把伊拉ㄏㄡˇ  ㄉㄧㄠˇ(拉緊他),知否……」

電影中的文良有點尷尬,剛出場就已瘋顛異常,緣由不詳,也不知曉他從何處歸來?劇本其實提供有解謎線索,透過思緒回溯方式交代他的部份往事與人格拼圖,例如病榻上他會想起火車時光,像噩夢一樣追著他,整個人會忽然冒出像狗一樣的哀鳴          

    △火車內,文良死命地在乘客中擠竄著,後面有人大叫「抓漢奸!抓漢奸!」乘客堵住,後面背槍的兵士已擠過來了,文良無助地大叫「我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擠過來的兵用槍托朝他面門猛撞過來,火車汽笛聲尖銳響起,進山洞,畫面全黑。 

其實,文良還另外有一場夢,典藏版劇本中還有他身陷戰俘營裡,飽受驚嚇的往事

文良和幾個人的臉,正驚悸地聚集在一起,他們被綁在一起,躺在地上,不作聲地看著對面牢房內,一堆操上海口音的人正在刑求一個犯人,那犯人早已不成人形,那些人說:「你會帶日本人殺中國人…..今天就讓你不得好死!有人按著他的雙腳,有人拿來大木槌,有人拉他的頭髮,要他自己看著,然後用槍托和木槌,一槌一槌打爛腳踝。犯人的慘叫聲。

文良等人不敢看,驚悸、恐慌無助的表情。

分場則針對文良有縫就鑽的生存特質,另外還有描寫

三哥被徵去上海當軍部通譯,徵時逃掉了,使得當時做保正的大哥與山本警佐關係很僵,後來三哥是在九份一家「貸坐敷」被捉到的……  

同時也清楚交代了他被人從醫院送回家的前因   

三哥從大陸被遣送回來,在高雄下船,因病重在醫院,信是託護士寫的。   

劇本也補充了林家人到高雄找到文雄的過程

△牆角獨立的一個床上,綁著一個一臉亂鬚的人,既黃又瘦,睡得沉,臉上冒著豆大的汗珠。   

三 嫂:(哽咽激動地)你們怎麼這樣對人待伊,狗啦不應該這樣綁……     

費這麼大功夫細細比對各個版本的差異,只是想強調編導對每個角色的鋪排都有其依循脈絡,也都逐一加工打造。不是沒有,而是不要,侯孝賢寧可讓多數情節沉入水下,或許是細節已經偏遠了主軸,或許是他已經了然於胸,知道低限呈現依舊勁味十足。只是如此剪裁難免苦了不知情的觀眾,例如電影中避開了他沉迷芙蓉癖的細節,劇本要他抽著鴉片,輕聲讚著:「這才是好藥,吸兩嘴仔,地獄隨時嘛會變天堂。」也帶出妻子硬著頭皮向四弟借錢解癮的尷尬,甚至他也是在鴉片舖裡結識後來撞出大禍,丟了小命的紅猴。

少了部份細節,角色依舊成立,關鍵還是在於僅存的骨肉夠堅實也夠強大,夠讓觀眾明白這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林家老三,幾經酷刑後成了終日搖頭晃腦,貪吃祭品的廢人,也是林家悲情宿命的必然結果。

五,天馬茶房 

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能不交代天馬茶房嗎?劇本有,電影沒有。

工作劇本和成書劇本分別在68場和66場交代事件,唯獨避提天馬茶房。內容大致如下 : 

△妾兄:……昨晚台北大稻埕抓煙的打死人,起花(開始亂),歸台北聽說ㄑㄧㄤˋㄑㄧㄤˋ滾,今天有人去找陳儀講道理,那棵土匪叫兵仔用機關槍掃,掃一下(得)歸台北看到阿山就打,現在咱這嘛開始了,警察局都佔起來了!阿山仔走若飛咧!幹!……

△街道有點亂,石塊、酒瓶扔了一地,遠遠有一輛車子被一群人翻過去,點火,轟的冒出濃煙。一名穿中山裝的人從巷中跑向鏡頭來,後面一堆人拿木棍、刀子之類東西追殺,嘩叫著:「擱走,好膽邁走!你爸要給你知影台灣人不是在好欺侮!」     

△中山裝的人跑到鏡頭前,槍聲密集響起,那群人轉頭潰散而逃。人去後,街面上多了一個不動的屍體,以及一個受傷猛咳嗽的人。

劇本有,代表編導初心是想重現導火線場景,後來沒拍或者沒用,應該有著務實或者美學考量,卻也難免讓追求歷史正義的人悵然若失。

《悲情城市》揭露的暴亂場面只有兩場,第一場在台金醫院大門口,帶頭人還是侯孝賢親自上陣,血氣賁張搭配手上棍棒和火把,氣勢逼人,相當貼近劇本要求的氛圍 :

△醫院門外,穿陰丹士林旗袍的女人和一中年男人正被一群人圍住,男人已受傷,群眾仍拉著他打,女人似乎驚恐過度,跪在一邊猛拉自己的頭髮乾嚎著。     

陳桑:(O. S.)好——啊!     

△我們看到一臉倦容的陳桑從玄關那兒快步穿入群眾中,白衣上血跡斑斑。     

陳桑:病院是在救人,不是在殺人的所在!給我這個醫生一個面子。

第二場則是在火車廂內外,這一段熱議最多最廣,留待下一節分析。

六.哇台灣人

這場戲有三個版本。首先是攝影師陳懷恩的私密版。梁朝偉在火車上面對質問

脫口說出:『哇台灣郎!』的這場戲確有所本,陳懷恩曾經遇見一位租賃車司機,分享了家族傳說的二二八故事。有位外省人在動亂期間遇上怒民盤問,嚇到臉色慘白,不知所措,身旁一位本省長輩用手指比在嘴前,輕噓一聲提醒他:「待會,你別開口。」等到盤問者逼近他們時,長輩就對怒民說:「他聽不見,不會講話,他是啞巴。」

陳懷恩把他聽來的故事說給侯孝賢聽,侯導就把故事寫進他的筆記裡,電影中的梁朝偉/文清最終以聽障之身亮相,遇上盤問,就將舞棍毒打之際,寬榮及時趕到攔 阻,一句:「伊臭耳聾啦,叫伊按怎聽有!」及時攔阻,應該就是侯孝賢從筆記本中把這則真實故事改頭換面,活用挪用的源水活頭。

不過,劇本的複雜度遠勝電影。劇本書68場中不只文清一人,還有一對母子。

△遠處有人跳車竄逃,有人追了過去,更遠處有上升的黑煙,焚燒車輛或輪胎的黑煙……  

△隔壁車廂傳來喧鬧聲,有人快步穿過這個車廂,煥清看到一個少婦懷抱嬰兒,牽著小女孩倉惶地走來,文清拉過她,她嚇了一跳。     

△文清指他隔壁的位子,叫她坐下,接過她的嬰兒,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暴民手持鐮刀,鋤頭柄及武士刀過來,見人即用台語或日語問「你叨位的人?」     

△暴民走近文清這邊,才張口問那婦人時,文清忽然站起來,用很大的聲音,以及有音無意的「話」喊道:「我叫林文清,基隆人,伊是阮某子!」     

從文意上判斷,這對母女可能是外省人,文清的噤聲手勢,果然就極像陳懷恩版本的進化版,差別在於林文清出面相挺時,多講了幾句話,超越了他慣常的語言表述能力,電影版的台詞緊縮成只剩四個字:「哇,台灣人!」更寫實,更有力,「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承擔的歷史原罪,也就更勾人尋思。

至於怒民繼續用日語追問文清,想套出眼前這位怪腔怪調男子的真實身份,也是相當高明的層層進逼。因為劇本中,怒民追問時用的是台語,改用日語,反應著日治年代的慣用語文,台人多數通懂日語,無法回應的必屬外人。一句日語暗藏這麼深厚的歷史恩仇,再次證明這位冰山導演的拿捏功力。

秋陽天意 : 

真要細比劇本與電影的落差,還真的可以寫出厚厚一本論文,我比較偏向作者論的期待,劇本還真是規畫藍圖,到了施工階段,必得機動調整,到了剪接檯上還得狠心割捨,成不成器,只能從最後成品檢視,我相信侯孝賢如果照著劇本拍,全片最後一顆鏡頭應該會是:

△……阿公歪睡在他專用的籐椅中,秋陽已斜,一頭亂髮剎那間被渲染出一輪金黃的光華來。淡出。

如此文字,如此情景,是不是很像《教父》終場?真要這樣拍了,肯定讓飽學之士搖頭三歎,侯孝賢也不是侯孝賢了。

《悲情城市》從孩子出生開場, 再以林家團圓飯做終,世道無常,天命難料,唯生惟大,日子繼續過,飯繼續吃,如此人生,人生如此,或許就近似侯孝賢希冀的天意了。

你叨位郎:聽悲情城市

因為電影參雜著日語,筆書和南腔北調華語,形成聽覺高牆,字幕因而成為解謎指引,那是侯孝賢要與二二八事件直球對決時,摸索出來的美學突破 : 沒有字幕協助的影中人,不就是在略知一二的摸索狀態下,在聽覺高牆前一再跌撞,帶著理解或誤解蹣跚走過那個時代?

面對這座高牆,透過重新「聆聽」的方式,或許就是重新理解《悲情城市》這部經典電影入門捷徑。

先談現場背景聲。

《悲情城市》一開場的空間飄盪著日皇玉音放送,主角林文雄來回踱步,看著產婆進進出出臥室,迎接兒子出生。玉音放送著終戰宣告,也是日治終結,一個時代落幕了,產房則是新生命開始,新生的林家人就在節氣交替下開啟新章節。那是極其勁力的起手式。

類似這種來自廣播的空間聲音,《悲情城市》隨後亦有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三次喊話,他的紹興官話廣播若無字幕佐證,多數人或許只聽得懂「台灣同胞們……」這一句,至於他要如何處置、安撫二二八事件引發的擾嚷混亂,在急需確切消息的動盪時刻,當然是極為重要的聲音資訊(雖然多數搭配廣播的背景選用了山間吊橋,侯孝賢也不忘安排醫生護士圍聚收音機旁聆聽),然而對「台灣同胞」而言,陳儀官話不但難以理解,說的終究也只是場面話,這段期間的焦慮與憤怒終究轉化成醫院前或者火車站的火把、尖刀與鼓噪聲。

同樣在金瓜石醫院裡,習慣講台語與日語的醫生護士正進行著華語教學 : 「你哪裡疼啊?頭疼,肚子疼……」,醫院就管治病,問你哪裡痛,當然是醫病之間再實用不過的語言交流,問題在於身體有疼痛的病患,多數應是接受日本文化洗禮五十年的台灣民眾,改用華語問診,顯然是要服務新朝外客,先不管這場正音教學所反應的「改朝換代」政治現實,正音課本身就是一帖處方箋,針對「書不同文,聲不同腔」 的政治症候群所開列的藥方。

現場背景聲除了要讓大家聽見時代與處境,同時也要滲透出隱身背後的多重解讀,侯孝賢織錦般細細縫繡著聲音經緯。

接著談現場歌謠聲。《悲情城市》至少出現過六首歌謠。三首暗含美麗嚮往,兩首是黯然送別的祝福歌,另一首則是不合時宜的彈唱。

首先是日本女教師小川靜子彈奏的「紅蜻蜓」。你不必會懂日文,更無須一字一句唱出三木露風填詞的「夕焼、小焼の、あかとんぼ、負われて見たのは、いつの日か」,透過風琴傳達出的旋律,就是作曲家山田耕筰帶來清風快意,即將返回日本的小川能夠留給台灣孩子的祝福,一如歌詞輕聲叮問 : 「晚霞中的紅蜻蜓,請你告訴我,襁褓中遇到你,是在哪一天?」美好的日本回憶盡在曲中。雖然劇本中原先安排的是另一首日本歌謠「故鄉」,用來註記「灣生」的不捨之情並非不宜,只是太顯露也太直白,相對之下,「紅蜻蜓」更符合普世情懷。

其次是「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來自中國的記者和台灣文青的聚會上,把酒論時事,忽聞窗外有人唱起「九一八,九一八……」,開窗尋聲,若有所悟,然後眾人接唱「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的故鄉……」外省人來到異地台灣,鄉愁不難理解,本省人對中日戰爭的解讀、對日本統治的感受、甚至對祖國的想像,相信都不同於外省人,然而不論來自何方卻都能合唱起「松花江上」,意謂這首歌曲確為流行名曲,也意謂著中日戰爭的歷史印記,然而,多年後他們才會明白,故鄉祖國早已不是歌詞描繪的那款情懷,那是命運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

第三則是德國民謠「羅蕾萊(Loreley)」,會唱歌的金髮女妖,她的歌聲讓水手神迷,最後船毀人亡。二戰前德國的哲學與藝文都讓很吸引當時文青,追求理想,最後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聽不見的文清每每有貴客來訪,就會拿出曲盤播放該曲迎賓,聽不見旋律的他卻知曉如何投客所好,然而該曲竟是預言,從追尋、對撞到殞身,正是那個時代只能以「悲情」名之的曲筆書寫。

第四首是文清繫獄後,只要獄警開鎖呼喚人名,就代表有人得上刑場了,多數人難免惶恐,但亦有人從容就義,逐一與獄友握手告別,此時獄友輕聲唱起〈幌馬車の唄),沒有淺酌,只有低唱「……目送你的馬車,幌來幌去,消失在遙遠的彼方……」文清獄友多是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菁英,以日語歌謠送別友人,別具黯然神傷之戚。文清耳朵聽不見,心裡卻是明白的。

至於第五首的「春花夢露」則是緊接著文清送血衣血書給獄友家屬後切回酒家的場景,前一場的悲泣都還無法忘懷,「今夜風微微,窗外月當圓,雙人相愛要相見、思君在床邊。」的悲歌既是酒家買醉尋歡客的應景聲,卻也在呼應著亂世離散的無奈,那是極其妙巧的音樂轉場,歌聲接著穿門越戶來到林家廚房,女人忙著烹食,但是音量變低的歌詞,「未見君,親像野鳥啼,噯唷,引阮心傷悲,害阮等歸瞑……」不也精準詮釋著屈己彎身也要挺過苦日子的愁緒?不能說的,不必說的,就透過歌聲輕輕吹過吧。

最後則是「悲情的命運」。林家遭奸人陷害,軍警逮人,酒家歇業,眾人無事可做,蔡振南斜倚中庭欄杆,就著嗚咽二胡唱起: 「心情若操煩呀,飲呀兇酒,過去未來呀不敢想。怨嘆命運來註定,註定阮是歹命子」 詞悲歌淒,字字句句刺中正為家事操煩的大哥林文雄(陳松勇),不禁怒從中來擲帽開罵:「XXX……是在唱什麼啊!」表面上是歹命人聽悲歌,越聽運越衰,實則是林文雄救援無著,找個藉口洩憤出氣,莽夫血性畢現無遺,見證日後匹夫之勇的悲劇。

這些歌謠或長或短,每每樂音浮現時,戲劇情緒都有片刻緩和,耐人細嚼慢品,所有的歌謠都非偶然,各自承擔著不同任務。

當然,或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悲情城市》的片名與台語歌謠也有淵源。

構思劇本初期,侯孝賢是在楊德昌家聽見蔡琴的唱片公司為洪榮宏發行的新唱片「悲情的城市」,喜歡這首翻唱自日本歌曲的那股「味道」,也喜歡作詞家葉俊麟填的詞裡的「被人放捨的小城市,寂寞月暗暝」的意境,以及「被人放捨的小城市,秋夜也沉重」的氣氛,所以就將電影片名取做《悲情城市》。從「悲情的城市」到《悲情城市》,少了一個「的」,侯孝賢的文字推敲與講究,意境截然不同。

然而,歌謠終究只是小菜,日本作曲家立川直樹替《悲情城市》打造出兩款最為人記憶的主題樂音,才是真正讓人盪氣迴腸的音樂魔法。

第一款是「悲情城市」同名主題樂章,不管用在林家來電,林光明出生,片名浮現的破題時分 ; 或者動盪初歇,林家子弟依舊圍桌用餐的收筆時分,樂音動,氣韻生,神思者樂團用電子合成器詮釋的亞洲民族樂風兼具了時空軸線與人生情感的相互激盪。

第二款則是「寬美主題」,辛樹芬飾演的吳寬美就是風雲浪潮的見證者,不管是她坐著扛轎沿著九份山路緩緩上山,多情的文清看見一旁搖曳的野花就跑去摘下獻給寬美 ; 或者她已嫁做人婦,挺著大肚子提著菜籃走過市場的時分,從山河歲月到今生今世,這兩款樂章就這樣深植人心,從首映到今天,34年歲月等閒過,樂音不老,不時彈揚而出,你就會想起少年時分的觀影感動。 

劇情是電影的骨肉,演員的唸白則是讓電影如龍翔飛的灌頂醍醐。

《悲情城市》的演員唸白有自然天成、豪情快意和嗚咽磨蹭三大類。有的落落長,有的只有四個字,聽在耳裡,聽進心裡,各有動人魅力。

從《戀戀風塵》開始,李天祿渾然天成的聲音魔力,就讓侯孝賢非得採用同步錄音才能留其真,因為他不照劇本來,知其意又自然演譯的結果,獨樹一格,讓人物與情節更加活靈活現,絕難重來,更難在錄音室對嘴重配。

軍警登門捉人,只有他敢對里長嗆聲,既罵他是吃稀飯的,一句「有人密報就是漢奸,我在日本時代還是流氓」的氣口,用「二九二九再二九」凸顯自己曾經一再被關的往事,其實是任何劇本也寫不出來的生命經驗(只有李天祿走過日治時代,多次和日警交手,深諳日警押人不得超過卅天) ; 至於對兒子文雄動輒在家中大小聲,卻也沒能改變情勢,因而罵他是「鬼」也是「牛」的字字句句,都得著家中長老的法相森嚴。李天祿從生活智慧與生命經驗中脫口而出的語絲讓《悲情城市》得著十足地氣。

李天祿沒在演,陳松勇有時演,有時不演,而且動靜有別,最到位的表演應該就屬靜憩時分,不論是跟妾兄分享心緒 :「法律都他們寫的,隨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是沒人疼。」或者講述童年時被好賭父親綁在樹上以及解說寬美心緒給文清聽的台詞,莽夫歸莽夫,人情義理上他也有著通曉練達的時分。他的口條讀唸,雄渾聲腔都讓文雄這個角色有更稜有角,甚至國罵口頭禪都出落得如此自如,相信能獲評審青睞金馬稱帝,與他的靜動說演有著因果關係。

梁朝偉飾演的林文清情急之下擠出 :「哇…台灣郎!」這幾個字,無疑是《悲情城市》最高潮,一方面這是全片重現二二八事件暴力現場的唯二場景,林文清完全明白事件的爭議焦點,知道該即時表明自己身份 ; 另一方面則是梁朝偉在全片僅有的一句台詞,當初基於市場需求邀梁朝偉演出,但他不諳台語,改成耳聾,無需言語,就省去了同步錄音上的聲線焦慮。然而「哇…台灣郎!」這句對白,卻也無可避免會被放大檢視,並做各種解讀,成為全片最鮮明的政治語言。

首先,侯孝賢多方訪察,得知二二八時期,若是在南部坐火車,有人會問 :「你…哆位郎?」都會先用台語,再用日語問,或者先用日語再台語,套進電影中就成了千鈞一髮,舉刀就要砍下的火爆場景。但是更深刻的解讀則在於這位瘖啞人使盡聲線力道才噴發出這四個字,他的吞吐艱難,可以解讀成台灣人在歷史上的艱難,說自己是台灣人,都得如許磨蹭,脫口而出後不得諒解,還會被人砍殺。從「你…哆位郎?」到「哇…台灣郎!」,兩句對既是關鍵時刻的情緒交鋒,更是台灣人命運縮影。

也因為文清不能談話,只能用筆,所以紙上溝通或者書信往還,順理成章成為電影敘事的重要媒材,例如寬榮兄妹透過櫻花與妖女歌聲展現對日本與德國文明的理解與嚮往,就讓字卡上的文字得能以默片時期的藝術風格重現時光參數(無以言傳,卻需表白的情思意境,逕以黑底白字寫上銀幕,正是默片核心文法),也讓台語、北京話、粵語、上海話和日語交錯出現的「聲不同軌」的語言言亂像得著「書同文」的溝通平台,「聲不同軌」是誤會與誤解的原由,「書同文」則成了友情,親情與愛情的溫床。

全片更從文字出發,透過寬美的日記,以及阿雪與嫂子寬美的信件往來,她們的聲線旁白既交代了林家人際遇與時局走向,更讓時代女性的觀點得以滲透銀幕,這種穿透聲音高牆出現的美學表現,都讓《悲情城市》從聲音的多元呈現攻佔藝術高峰。

文清的最後鏡頭是先對鏡梳頭,調整領帶,再拿出相機,調好快門光圈,對準鏡頭焦聚,然後按下快門,計時器開始轉動,他坐到抱著孩子的寬美身旁,然後喀嚓一聲,照片定格。 

這張全家福照片,可以解讀成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史觀,沒人能帶那個大時代提供全知觀點,林家走過1945到1949的四年時光,生有時,死有時,悲傷有時,飲宴有時,剛巧參與與見證了二二八事件的洶湧波濤,沒有啼哭,沒得傷別,侯孝賢的電影就像這張照片,喀嚓一聲,提供一種觀看角度,提供一段生命紀錄。

這一聲喀嚓來自林文清的凝視,那也是侯孝賢的凝視,他用聲音為自己的創作留下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