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個月來，我一直在從事小說改編電影的研究工程，因此有機會大量閱讀了不少知名小說，也從這些小說改編成的電影中看到了藝術改編工程的艱鉅。
多數的小說改編電影，都是根據一本小說來改編，很少同時改編兩本，1992年，台灣導演侯孝賢和香港導演徐克及嚴浩合作的《棋王》讓我再度回味到了台灣解嚴初期，那種百花齊放，崑亂不擋的旺盛創造力。
《棋王》電影版改編的小說是大陸作家鍾阿城的「棋王」以及台灣小說家張系國的「棋王」，兩本小說都同樣用棋王為名，電影理所當然也就叫做《棋王》，難度則在於如何把一本講述1960年代的文革故事和1980年代的台灣商場故事結合為一。
關鍵人物之一在於張系國小說「棋王」中的廣告人程凌。
嚴浩和梁家輝編寫的劇本中先把程凌設定為香港人，童年時期的程凌因為返鄉探親，才有機會見証到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下鄉勞改（雖然面對著知青下鄉的場 面看到一個穿牛仔褲的捲毛孩子夾在其中就是覺得怪），才能見証到「大陸棋王」的故事，才能另外帶出1980年代由已經長大成年的程凌來到台北發展，成為主 宰電視生態的廣告主代主，串起「台北棋王」的故事。
程凌角色的突變說明了小說改編電影工程中的「現實」考量，因為唯有從兩本小說找出共同關連性，才有一次改編兩本同名小說的「合理性」，也可以讓台港電影工作者夾議夾敘，想要賺錢，又想說一點話的「文化企圖」得能完成。
關鍵人物之二在於鍾阿城小說「棋王」中的作家鍾阿城（由嚴浩飾演）。
阿城的小說是採第一人稱的關點來介紹文革期間這位貧苦棋王王一生的傳奇，正因為採第一人稱，所以阿城入鏡，而且是由導演親自飾演，在創意執行上就實踐了原著的「第一人稱」結構，也讓電影體例即使採取了雞尾酒似的混合調法，也多少保留住原著的滋味。
然而，《棋王》既是兩本小說的綜合改編體，執行上也遇到了監製徐克最後親自上場操刀的雙導演結局（胡金銓的《笑傲江湖》也遇上了同樣的事件），使得電影結構明顯出現兩種氛圍，「台灣棋王」顯得通俗豔氣（屬於香港城市電影的風味），「大陸棋王」才得見雄心狠氣。
電影《棋王》是有強烈文化批判企圖的，電影一開場就是羅大佑演唱的《愛人同志》，三四分鐘的畫面全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紀錄影片，觀眾可以看到在熱情 瘋狂的群眾簇擁下，從周恩來到毛澤東都得走進民眾，一起舞蹈，一起歡呼。然而這段紀錄片卻是無情到讓人心驚的，因為從周恩來到毛澤東，兩個人的表情和肢體 雖然沒有明顯的不悅，卻也欠缺心甘情願的熱情焚燒，也就是說面對著政治狂熱的愚民，政客們的心中其實是另有盤算的，事後也証明，文革的群眾其實都只是毛澤 東整肅異己的棋子而已，他才是真正的棋王。
電影《棋王》中的文革場景都是在台灣拍攝，海峽兩岸明明只有一水之隔，但是政治鬥爭的味道掌握，明顯有著距離，只要對照看《霸王別姬》、《活著》和《陽光 燦爛的日子》的文革場景，你就必需承認局外人和當事人的詮釋能力確實落差鮮明，因此也才使得梁家輝飾演的王一生那麼害怕飢饑，因而那麼珍惜每一粒米的刻意 表演，顯得太過雕琢（畢竟他可以有一碗便當的白米飯可吃），不能在物質缺乏的年代中，突顯人命如草芥，只能自多求福的飄零無助。
至於《棋王》的高潮當然是在於台北小神童可以擊敗大學教授，同時，也在大陸棋王一人單挑九人的決戰群俠的類似武俠說場景，這些都是商業電影難以避免的譁眾 取寵招式，有懸疑，亦看得出設計苦心，可惜多了三分流氣，特別是最後兩位棋王會手牽手一起亮相，擺明著要串連兩岸才子都有「生不逢辰」的悲情人生：一位被 時代放逐，一位被市儈剝削，他們共同見証的生命無奈就是綜合版《棋王》的主題。
然而這樣的結論，正好就暴露出當初硬要把兩本不同主題，不同時代的小說硬要結合在一起的前提論述，是多麼的牽強，以致於合流之後的結論，益顯畫蛇添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