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媒體願意在自己的媒體上批判自己，而且是讓員工質疑老闆或領導階層的專業、勇氣與判斷，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公視「紀錄觀點」節目的最新作品《有怪獸》，好奇與關心都是必然的。雖然，在聳動之餘，人們還是要問，這樣的紀錄片能夠產生什麼樣的震撼？
公視要在7月27日（週四）晚上十點，播映以台灣媒體亂象為重點的紀錄片《有怪獸》，對外的宣傳上寫著這是台灣第一部「媒體看媒體」的紀錄片，作品的立場和尺度，批判的力道，成為我最關切的焦點。
首先，《有怪獸》的片名是有立場的，也是有趣的，不管是不是能和徐懷鈺的「怪獸」產生連結，但是歌詞中的「…有怪獸有怪獸有怪獸纏著我，有怪獸大怪獸醜怪獸黏著我，一口又一口吃掉我本來很愉快的生活…。」顯然只要把怪獸轉化成為電子和平面媒體，指涉的意義和效果其實是一樣。但是看完全片，「怪獸」卻只是個意念，欠缺強有力的論辯與批判邏輯。
台灣電子媒體生態就像影片中說的：「從1993年有線電視開放以來，台灣目前至少有92家有線台，頻道數增加31倍，更有8家24小時的新聞台。」這種「量不代表質」的論述，其實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觀點了，一部成功的紀錄片需要有更強力的論述，而非綜理百家意見而已。
接下來，《有怪獸》批判的第一個焦點是媒體量爆炸，廣告市場卻未增加，因而推論出各家媒體為了爭取廣告，新聞報導以各種名目進行置入性行銷的弊病，其中，政府成了不少媒體賴以生存的最大廣告主的離奇現象。
製作人一方面以學者陳炳宏針對291位電視台記者的問卷調查做依據，明白指出有六成記者曾經做過由政府或業者付費的「新聞專案」；有將近三成的記者，每個星期平均要做3則以上的新聞專案；另一方面，也以追蹤報導的方式，拍到了三立電視台總編輯陳雅琳感歎兩小時的新聞中就至少有五則置入性新聞的事實，進而點明了現行電視新聞中各種業務配合新聞的包裝手法；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時報記者坦承及質疑社方以座談之名，行置入性行銷的事實。這些都是重要的現象，但是做為一名觀眾，如果能進一步看到諸如：「置入性行銷到底能帶來多少好處？」或「媒體以多少價碼『賣身』？」的調查數據，或是實際操盤人的心情直擊（例如進一步追問中時的社長黃肇松或三立總編輯陳雅琳，沒有這些動作，媒體就活不下去了嗎？台灣日報不是也有為數不少的置入行銷，何以最後還是關門了？），也許就不會覺得《有怪獸》只是隔靴搔癢，少了臨門一腳的批判力道。
同樣地，《有怪獸》再度碰觸了收視率的老問題，ＡＣ尼爾森收視調查只有一千五百戶樣本戶，他們的收視偏好卻掌控了台灣媒體的生態，《有怪獸》質疑樣本戶的取樣標準，但是依舊沒有新的突破數據，也就是說做為一個調查性的新聞報導，《有怪獸》還在重複大家已知的資訊而已。
最遺憾的是，ＡＣ尼爾森提供的一分鐘收視率最大的後遺症是讓所有的新聞台掌門人，可以從各節新聞的編排表上查考出樣本戶愛看什麼新聞，確認什麼樣的新聞是「毒藥」，從而找到譁眾取寵的捷徑，《有怪獸》並未就這一關鍵點上鑽入並突破，自然也就不能完成一個調查報導的嚴肅使命了。
至於，2004年總統大選各電視台離譜灌票的現象，兩年來，已經有許多媒體討論過了，問題在於《有怪獸》同樣也沒有找到關鍵人物，說明是誰在灌票？又是如何灌票？只要多朝這個方向著墨，我相信《有怪獸》將不只是一部概論性的整理報告，而能多少符合了有憑有據又有觀點的深度調查了。
或許，正因為《有怪獸》試圖要扮演一部「媒體看媒體」的紀錄片角色，所以影片以公視的資金、人才和器材出發，進而在內容上也仔細審視公視，批判公視，就成為道德與勇氣得能兼顧的強力姿態。
公視總經理胡元輝在政黨和媒體壓力下就針對「羅大佑歌曲事件」輕易道歉，不但備受輿論質疑，也傷害了公視法保障的獨立自主和言論自由，《有怪獸》採用了諮詢會上的學者批判言論，間接表明了紀錄片製作人的認知與反省，但是胡元輝怎麼想？以後會怎麼做？《有怪獸》留下了許多沒有答案的問號。同樣地，隨後發生的「阿弟仔的兩首抗議歌曲，因為歌詞夾雜髒話、攻擊老師，遭到禁播」事件，只是後遺症？還是做為公共媒體掌門人必要的品管過程？《有怪獸》點到為止的處理，坦白說，並不能讓人滿意。
我不是主張發掘問題的紀錄片同時也要開出治病的藥方，問題在於紀錄片有沒有深入問題核心，提出最根本的弊病現象的觀察？有沒有在射門時刻，總是突然腳軟地失了足？畢竟，如果連專業媒體人都覺得擊中了要害，一般閱聽大眾會不會因而更覺震撼？
《有怪獸》先從兩位大傳系所研究生的媒體批判開場，最後則以他們還沒有確定要不要儘快入行的茫然做總結，結構上將一部媒體批判的紀錄片套上了個人色彩，局限了全片人物取樣及敘事觀點的多元，又不能透過私人喟歎，突顯新生代媒體觀察員的戒慎恐懼。
理性上，主題議論不夠雄辯滔滔；感性上，個人矛盾不夠委婉畢現。很有企圖心的《有怪獸》，因而面臨了理性和感性上的雙重徬徨，反而是《有怪獸》的片名，成了全片最有觀點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