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藝術創作，如果能附加歷史的印痕，會不會更添加風味？
拍歷史，有正面拍法，有側寫手法，巧妙各有不同，關鍵就在於創作者到底想說什麼？
徐克導演在《新蜀山劍俠傳》中，別出心裁，自己也穿起軍裝，和洪金寶與元彪一起窩在紅軍和藍軍的陣仗中裝死，指桑罵槐地指紅軍藍軍（共產黨與國民黨）搞得天下大亂。
這個境界和中國畫家韓美林的一幅名畫有異曲同功之妙，韓美林畫的是兩隻猴子，一隻紅臉，一隻藍臉，畫題就叫做：「孫小紅孫小藍」。看起來，韓美林只是畫了兩隻猴子，什麼都沒說，然而這對兄弟一藍一紅，可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氏家族後裔，也是大鬧中國的兩隻潑猴，畫家很含蓄地把他的批判都畫了進去，剩下的就看觀眾的解讀和心領神會了。
徐克的電影上映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自然就有文化打手出面批判，指責徐克誣指國民黨藍軍禍國殃民（人家明明是藍紅一起罵），其心可誅。差點就沒發動文化大革命鬥爭徐克呢。
藝術家講真心話，有時候真的只能盡量委婉。
關錦鵬導演在《藍宇》中輕描淡寫提到六四，重點卻還是胡軍對劉燁的深情與照顧，背面上，動亂只是背景，同志情愛才是重點，黃品源演唱的「你怎麼捨得我難過」情歌成了最甜美的糖衣包裝，讓六四議題得能悄悄滲入中國電影之中。
同樣地，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老爺子始終沒有正面特寫，每天只要點燈儀式，就夠讓一家四女爭奪得面紅耳赤，電影中的紅，與中國國旗的紅，一樣的鮮豔，一樣的色溫，暗示意義極濃，卻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牽扯掛鉤，藝術家還是可以理直氣壯答辯，但是觀眾卻另有體會。
最近看了今年高雄電影節的幾部南特影展得獎作品，對於年輕導演把歷史寫在膠捲底層的手法，有些感想。
例如土耳其導演Semih Kaplanoglu的南特金獎作品《天使墮落（MELEGIN DÜSÜSÜ）》中，女主角的爸爸一直不願看到女兒單飛茁壯，休假日出去玩，還會罵她說地震那麼多，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鬼混。
對多數人而言，土耳其連年大地震其實只是一則國際新聞，很難有感同身受的非情，《天使墮落》如果哭天搶地用地震做背景，難免給人刻意做作之感，把新聞事件融進父親的焦慮中，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成為避難心情的一個章節，不是更有力嗎？
同樣地，台灣導演姚宏易的《愛麗絲的鏡子》中，拍下了2006年元旦第一秒，台北101大樓施放煙火的歷史時刻。別人都在歡慶新年到，只有女主角歐陽靖必需裝冷耍酷，用眾人的喧鬧，對照她的失落與孤單（想起來，歐陽靖還真可憐，電影紀錄下歷史，唯獨她不能在歷史時刻做自己，不能顯現自己的情緒，不能分享歷史時刻的感動）。
不過，《愛》片最精彩的歷史時刻不在101，而在南亞大海嘯，電視新聞正播著哀鴻遍野的空前災難，但是電影中的兩女一男，有的人只顧著求姻緣庇估；有的人卻急著染指好友的愛人，個人和時代的對比，私情與大愛的並列，都是極其強猛的嘲諷。
歷史和電影如果採取平行姿勢，那是水波不驚；歷史和電影如果有了交冬點，火花就不一樣了，不過，曖昧的處理手法還是比挑明了講更讓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