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野同」這個名字對你很陌生，你就很難體會李安最初拍片的辛勞。
沒有台灣的輔導金，就沒有李安的《推手》和《喜宴》，就沒有今天的《斷背山》，但是王野同卻差點讓李安的導演夢就泡湯了。
「王野同」的本名叫做王伯昭，是八０年代從中國到紐約發展的年輕演員，當初李安拿了中影的一千多萬預算（徐立功說是1200萬，李安則說是1350萬，我比較相信李安的說法，畢竟時間久遠了，但是李安對處女作的記憶絕對比別人都深）回紐約拍戲，郎雄和王萊是早就確定的，光是找郎雄兒子角色就夠煩人的，因為外型要接近郎雄，口條也不能太遜，還要能演戲，找來找去，透過美洲中國時報找到了王伯昭，按照李安的說法就是沒有太多的選擇，一切要趕進度，只能這樣了。
《推手》是1991年拍攝的，李安初試啼聲就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提名，也讓他第一次嘗到了提名卻落榜的滋味。不過，《推手》差點就因為王伯昭的大陸人身份被取消了新聞局的輔導金。
90 年代是個奇妙的年代，台灣剛走出戒嚴令的陰影，社會上的各種運動熱烈衝撞，台灣政府也才剛開放大陸探親與旅遊，影視交流的緊箍還未鬆綁，先是不准大陸人亮相現身，卻立刻遇上了《末代皇帝》在奧斯卡九項提名九項得獎的全壘打時刻，大家都想看，偏偏電影中又有毛主席，還有解放軍，民意和法令拔河了半天之後，法令還是可以鬆動的。接下來，只要大陸演員不過半，不擔任主角還是可以的，於是又有電視劇《雪山飛狐》找來了伍宇娟來擔綱，新聞局勉強才以電視劇集比較長，折算了半天，勉強認定伍宇娟的戲份不算主角，保住了投資製片人周遊的投資心血，接下來，《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中只有艾敬和那根繩子是大陸的，還是面臨被視做大陸電影的威脅…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中影一開始就知道了王伯昭的身份問題，但是製片有製片的現實困難，找不到其他人，戲又得拍了，就只得硬著頭皮去解決它，反正《推手》的主戲在郎雄和王萊，娶了洋媳婦的王伯昭戲不重，就先幫他取個「王野同」的藝名好了，只要沒有人告密，電影演了，輔導金領了，李安開始拍片了，就可以和歷史交代了。
問題就在於中影樹大招風，凡有秘密，就一定有人告密，而且往往是自家人出口轉內銷來檢舉告密，而且舉發的不是只告王伯昭一人，而扯出了音樂家瞿小松。
瞿小松是北京音樂學院知名的「四大才子」之一，和譚盾並稱一時俊彥，陳凱歌早期電影《大閱兵》和《孩子王》的音樂都出自他的手筆，是一位能夠兼融中國古典與現代技法的作曲家，林懷民《雲門舞集》的《行草》舞碼，採用的就是瞿小松的同名音樂作品。
李安在拍《推手》時，瞿小松旅居紐約，正和女星白靈在談戀愛，李安的朋友來自海峽兩岸三地，特別是客居紐約的藝術家是沒有什麼政治和地域成見的，白靈一度想要演《推手》，但被拒絕了，因為她一亮相，新聞局一定不同意，她後來只能在《喜宴》中隱身幕後替金素梅配音。不掛名，不亮相，提供聲音演出，從中影高層到新聞局官員，大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啦。
王野同的匿名技倆被拆穿了，中影只好據實以告說王伯昭是從大陸赴美的沒錯，但是定居美國已經有一段時日了，勉強可以算是半個華僑，新聞局那時也不想壞了輔導金的美意，就大事化小了。
瞿小松卻是李安和徐立功友情考驗的主要關鍵，徐立功到紐約探視《推手》的後製作時，李安才告訴他電影需要音樂，剛好有朋友是音樂專家可以幫得上忙，只是作曲錄音費用大約還要花上一百多萬元，沒有想到徐立功立刻拍胸脯答應，回到台北後立後也說服了長官，順利完成了音樂製作，「李安大概看我辦事還算有力，」徐立功笑著說：「後來就很樂意來和我合作。」
由於配樂屬於幕後工作人員，只要字幕不打名字，就當做是李安半夜發夢撿到的音符組成了音樂就可以交代了，但是百萬元的音樂投資，不能發行原聲帶，也不能找瞿小松做宣傳，一切只能鴨子浮水暗地作業，也算是李安見到電影黎明前最黑暗的考驗了吧。
我無法想像如果《推手》的輔導金被取消了，李安還有沒有第二部戲？還是就像李崗所說的只能去拍非常光碟了！身處特殊的政治時空下，藝術家只能載浮載沈。寫完奧斯卡的應景文字後，想起了李安坎坷的處女作，想起那段奇特的時光，也留下一點文字紀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