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推手:輔導金秘記

如果「王野同」這個名字對你很陌生,你就很難體會李安最初拍片的辛勞。

沒有台灣的輔導金,就沒有李安的《推手》和《喜宴》,就沒有今天的《斷背山》,但是王野同卻差點讓李安的導演夢就泡湯了。

「王野同」的本名叫做王伯昭,是八0年代從中國到紐約發展的年輕演員,當初李安拿了中影的一千多萬預算(徐立功說是1200萬,李安則說是1350萬,我比較相信李安的說法,畢竟時間久遠了,但是李安對處女作的記憶絕對比別人都深)回紐約拍戲,郎雄和王萊是早就確定的,光是找郎雄兒子角色就夠煩人的,因為外型要接近郎雄,口條也不能太遜,還要能演戲,找來找去,透過美洲中國時報找到了王伯昭,按照李安的說法就是沒有太多的選擇,一切要趕進度,只能這樣了。

《推手》是1991年拍攝的,李安初試啼聲就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提名,也讓他第一次嘗到了提名卻落榜的滋味。不過,《推手》差點就因為王伯昭的大陸人身份被取消了新聞局的輔導金。

90 年代是個奇妙的年代,台灣剛走出戒嚴令的陰影,社會上的各種運動熱烈衝撞,台灣政府也才剛開放大陸探親與旅遊,影視交流的緊箍還未鬆綁,先是不准大陸人亮相現身,卻立刻遇上了《末代皇帝》在奧斯卡九項提名九項得獎的全壘打時刻,大家都想看,偏偏電影中又有毛主席,還有解放軍,民意和法令拔河了半天之後,法令還是可以鬆動的。接下來,只要大陸演員不過半,不擔任主角還是可以的,於是又有電視劇《雪山飛狐》找來了伍宇娟來擔綱,新聞局勉強才以電視劇集比較長,折算了半天,勉強認定伍宇娟的戲份不算主角,保住了投資製片人周遊的投資心血,接下來,《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中只有艾敬和那根繩子是大陸的,還是面臨被視做大陸電影的威脅…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中影一開始就知道了王伯昭的身份問題,但是製片有製片的現實困難,找不到其他人,戲又得拍了,就只得硬著頭皮去解決它,反正《推手》的主戲在郎雄和王萊,娶了洋媳婦的王伯昭戲不重,就先幫他取個「王野同」的藝名好了,只要沒有人告密,電影演了,輔導金領了,李安開始拍片了,就可以和歷史交代了。

問題就在於中影樹大招風,凡有秘密,就一定有人告密,而且往往是自家人出口轉內銷來檢舉告密,而且舉發的不是只告王伯昭一人,而扯出了音樂家瞿小松。

瞿小松是北京音樂學院知名的「四大才子」之一,和譚盾並稱一時俊彥,陳凱歌早期電影《大閱兵》和《孩子王》的音樂都出自他的手筆,是一位能夠兼融中國古典與現代技法的作曲家,林懷民《雲門舞集》的《行草》舞碼,採用的就是瞿小松的同名音樂作品。

李安在拍《推手》時,瞿小松旅居紐約,正和女星白靈在談戀愛,李安的朋友來自海峽兩岸三地,特別是客居紐約的藝術家是沒有什麼政治和地域成見的,白靈一度想要演《推手》,但被拒絕了,因為她一亮相,新聞局一定不同意,她後來只能在《喜宴》中隱身幕後替金素梅配音。不掛名,不亮相,提供聲音演出,從中影高層到新聞局官員,大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啦。

王野同的匿名技倆被拆穿了,中影只好據實以告說王伯昭是從大陸赴美的沒錯,但是定居美國已經有一段時日了,勉強可以算是半個華僑,新聞局那時也不想壞了輔導金的美意,就大事化小了。

瞿小松卻是李安和徐立功友情考驗的主要關鍵,徐立功到紐約探視《推手》的後製作時,李安才告訴他電影需要音樂,剛好有朋友是音樂專家可以幫得上忙,只是作曲錄音費用大約還要花上一百多萬元,沒有想到徐立功立刻拍胸脯答應,回到台北後立後也說服了長官,順利完成了音樂製作,「李安大概看我辦事還算有力,」徐立功笑著說:「後來就很樂意來和我合作。」

由於配樂屬於幕後工作人員,只要字幕不打名字,就當做是李安半夜發夢撿到的音符組成了音樂就可以交代了,但是百萬元的音樂投資,不能發行原聲帶,也不能找瞿小松做宣傳,一切只能鴨子浮水暗地作業,也算是李安見到電影黎明前最黑暗的考驗了吧。

我無法想像如果《推手》的輔導金被取消了,李安還有沒有第二部戲?還是就像李崗所說的只能去拍非常光碟了!身處特殊的政治時空下,藝術家只能載浮載沈。寫完奧斯卡的應景文字後,想起了李安坎坷的處女作,想起那段奇特的時光,也留下一點文字紀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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