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李行導演，是在採訪《玉卿嫂》的拍片現場，當時他出任該片的監製，導演張毅算是他的徒弟之一了，對戲的要求，對品質的追求，兩個人都很堅持。那一天，大家都很尊敬李行，不太敢上前去搭訕，畢竟他是台灣電影的前輩巨人，對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沒有多搭理，對於經常言不及義的電影記者，他也懶得多聊八卦，只聽他有若洪鐘的大嗓門，迴盪在華國片廠相當考究的《玉卿嫂》場棚中。
接下來，李導演獲得國民黨文工會的贊助，在台灣電影製片廠的協助下，開拍了《唐山過台灣》，大家都到了霧峰片廠去採訪開鏡典禮，李導演的企圖心很強，台影那時候也很想大幹一票，要和台北的中影文化城打對台，不但蓋起了清代民房宅院的街道實景，也引進了三百六十度的環形劇場，李導演不但要重現吳沙開台時的史詩場景，也要利用棚內特效，拍出先民跨越黑水溝來到台灣的颱風特效。對於年輕記者，導演沒空多做理睬。
《唐山過台灣》殺青映演後，票房不如預期，評論亦不肯定，讓李導演有些灰心，那時，英國知名影評人艾德禮（Derek Alley)每年年底都會來台灣看片，順便為英國的電影年鑑撰寫台灣電影發展章節，對於白景瑞導演拍出了《日內瓦的黃昏》、丁善壐的《八二三砲戰》和李行的《唐山過台灣》都有些批評意見，看到艾德禮的文章後，我摘議了部份內容在當時服務的聯合報上，當天晚上，我頭一回接到了李行導演的電話，但是他一開口就破口大罵，罵說電影沒拍好就算了，事情都過了一年了，何必再雪上加霜，加進外國人的批評文字。而且不等我辯解，他氣得就把電話給掛了。
年輕氣盛的我，當時亦時有滿腹委屈的，外國影人批評了台灣電影，記者可以報導，可以不報導，報導出來就供大家參考好了，不報導，並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當晚，李行導演的好友張雨田先生打電話給我，他也是《玉卿嫂》的投資人之一，知道李行光火的事，他居間做調人，代我約了李行，三人就見了面。李導演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對於我的報導他是有意見的，但是脾氣發完了，也就算了，反而是很少遇到雷公的我，面對轟隆隆的雷鳴，很不適應，還好，見面三分情，大家喝喝茶，說說談談，開罵掛電話的事情就這樣拋到腦後去了。 
吵過一架後，李導演卻和我結成了忘年交。
李導演看得出我對電影的熱情，也知道我的筆還算管用，所以他也就不客氣，先是要我在全國電影會議中，在兩個小時內幫著他寫出了電影人的結論心聲，雖然大家都知道那只是聊表心意，不可能有效變更台灣政府的電影政策；後來，李行導演出掌金馬獎執委會擔任主席，我更是默默地扮演獻策出力的工作，包括悄悄替他募到了百萬元的捐款，包括替他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主席心情文章。
我們的合作是愉快的，而且我由衷敬佩他對電影獻身的熱情，所以多數時候都是來做義工的。他雖然對我知無不言，但在新聞分寸的拿捏上，也很堅持原則，該發通稿的，他絕不會發獨家給我，至於我是怎麼從他滴水不漏的天羅地網中跑出獨家新聞的？他也從不追究，還會替我打圓場說：「人家就是勤快嘍！」
認識李導演二十多來，蒙他一路提攜，去年的《華語電影一百年紀念音樂會》上，李導演熱心又熱情地提供了他所拍攝的電影片段，又親自聆賞，在謝幕時分，又堅拒上台，不願搶去音樂家的榮光，這些生活和工作上的細節，我都是點滴在心頭的，今天看著他送給我的這兩套紀念郵票，前塵往事全都上了心頭，謹以短文做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