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許多夢想都和電影院有關。
那些電影院多數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1985年的十一月三日，星期天，陰雨，我帶著一身疲累，從高雄搭飛機回到台北。
張毅執導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在那一年的金馬獎中大獲全勝，人生地不熟的我，閒極無聊，隨意到會場四周閒逛，機緣巧合下，意外跑進了金馬獎評審會議的現場，聽到了最後的評選結果，成為最早探知得獎名單的記者。
那時候，沒有ＳＮＧ，只有三台的電視新聞很少報娛樂消息，我早早地把大獎得主的相關消息報回報社，再溜回現場面對其他完全不知情的記者和電影人，我沒有向任何一位競賽者透露結果，冷眼看著大家的狂喜與失落，從每個人的肢體與五官表情中體會他們心情的波動。越是冷靜，越是客觀，越是能體會得不得獎的虛幻。
回到台北，時間尚早，金馬獎的相關慶功消息也都採訪好了，不想先進報社，於是就轉往統帥戲院去看一場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電影。
統帥戲院座落於台北市中山堂旁，武昌街上的一幢商業大樓裡，那段歲月的「世界名片大展」和「金馬獎國際影展」都在那兒舉行，那一天，我看的到底是那部電影，其實我早已忘了，不是安哲羅普洛斯的《塞瑟島之旅》，就是盧貝松的《最後的決戰》。
因為，我根本沒在看電影，我在看著我身旁的一位女孩。
一年前，我就見過她，她曾經在金馬獎國際影展辦理預售票時到場幫忙，彼此照過一面，我不知她的名姓，也沒有向任何人打探她的消息。然而，她的瀏海，耳環和青春，就像一朵雲在我眼前飄過。
統帥戲院再見面後的一年又五十四天後，她成為我的妻子。也就是說，今天是我認識妻子的第二十周年。
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電影都很藝術，也都很悶，可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都熱情追逐在戒嚴時期可以附庸風雅的藝文「美容」機會，言談間能夾雜高達、楚浮、安東尼奧尼或柏格曼，才算前衛騷客，作曲家黃舒駿就曾告訴我說當時大家都到影展上苦Ｋ柏格曼電影，明明就睡得死去活來，悶得快要吐了，電影散場卻還要一知半解地引經據典大談柏格曼。
那天，電影都已經開演了，我才看到那位一年前見過面的女孩摸黑走了過來，坐在我的右手邊第二個座位，中間還隔著一位在電影圖書館裡工作的朋友。很快地，心情忐忑難安的我，就發現身旁的女孩好像睡著了，戲院裡多數的人也被遲緩的劇情給催眠了，只有我偷偷地瞄著身旁猛點頭的女孩，心裡一直想著：「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女孩？幹嘛來戲院裡睡覺？」
不知過了多久，電影院終於亮燈散戲了，她很自如地站起身來，走回到影展特刊的銷售攤位，原來，她是來影展打工的義工，主辦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電影圖書館館長徐立功就是她的舅舅。
我在攤位前徘徊了兩圈，終於斗膽上前，約她去喝咖啡。她抬頭看看我，淺淺一笑，說好。走出戲院，走進附近的明星咖啡屋。這就樣，她和我的歷史就此改寫。
多年後，她才告訴我：「第一年，我聽到了一個很好聽的男聲，於是就跑去看看說話的人。沒想到是個矮胖，頭髮又少的『中年人』！」第二年，她才又聽到同樣的聲音，於是抬頭再看了一眼，完全沒想到這輩子和會這個中年男子生活在一起。
年輕歲月，看電影，是男女朋友約會談情的最佳理由，不知有多少人曾經在電影院裡呼喊愛情，不知有多少人想利用黝黑的戲院環境，偷偷去碰觸愛人的小手……多數人都曾經心悸，多數的故事最後卻都只成了回憶。
每回，我告訴朋友，我是看電影時認識自己妻子的，大家都張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就業以來，看電影一直是我的工作主力，怎麼可能，我的婚姻和家庭，也來自電影？偏偏，生命裡就有這個奇蹟。
二十年來，身旁的女人還是常常在看電影時候睡著，她也總是振振有辭地說：「我會睡著的電影一定是悶極的藝術片，不會賣錢的。」她說得很準，幾乎不曾失靈，然而，二十年的集訓，她已經習慣可以陪我一天看四部電影而不睡去，唯一沒變的是她還是叫不出明星的名字以及電影片名。我則是一直沒有忘記銀幕光影投射在她臉上的那副安詳睡容。
統帥戲院早就拆了，年輕的朋友根本不知道這個消失的地標了。
相識二十周年的今天，我開車帶著妻子到北海吹風。往事歷歷如現，感謝電影，感謝人生的偶然與巧合，感謝那位敢在戲院裡呼喊愛情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