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清脆的棒擊聲

魏德聖團隊的2014年作品《Kano》,又向台灣影壇投出了一計好球!

Kano》需要花到四億元拍攝嗎?是的。

Kano》片長需要到三小時嗎?是的。

Kano》需要拍到八田與一嗎?是的。

Kano》需要說那麼多的日語嗎?是的。

 

這四個問題是看片前不時有人提出的質疑,看完《Kano》後,答案很明顯。我用四個「是」,回應四個問號。《Kano》是台灣電影又一個里程碑,因為魏德聖不是只有拍電影而已,拍的也不是一般的商業電影。在眾人忙著盤算春節檔該怎麼撈一筆時,他一直在提昇台灣的製片能力,眼光與企圖。

 

若非《海角七號》,沒有人看好台灣電影會有上億票房;若非《賽德克巴萊》,沒有人看好台灣電影能有書寫史詩的格局與能力;若非《Kano》,台灣的國球電影只能停留在三腳貓的格局中,對時代的記憶,亦只有單軌論述。是的,從《海角七號》到《Kano》,不用放大鏡亦可以找出不少瑕疵,但是他每回做成的事,都像火車頭一樣拉著台灣電影工業前進。kano001.jpg

 

他是驢子,亦是傻子,但不是瞎子,亦不是啞巴,他用一部接一部電影落實台灣歷史的書寫,鋪陳台灣的電影工業,外界的質疑,就讓他用電影來回答吧。

 

二戰後,台灣棒運的茁興,多數人從紅葉少棒隊1968年以70擊敗由關西日本少棒明星隊「啟蒙」,有了那一次打敗世界少棒冠軍的經驗,才有台灣金龍隊進軍美國威廉波特奪下冠軍的歷史戰績,才有後來全台「瘋」棒球的時光,但是《Kano》試圖告訴台灣人,早在1931年,台灣嘉農棒球隊就曾遠征日本,奪得了甲子園的第二名,那段淹沒在日治夾頁的塵封歷史,若非《Kano》,有多少當代台灣人懂得回顧?

 

第二名的戰績說明了一定的實力,《Kano》喚醒的歷史則說明了棒球運動在日治時期就深入台灣基層的客觀實事(棒球從美國發跡,日本落地生根,傳進台灣,嘉農之前,台北和花蓮都有高中球隊在甲子園參賽,1931年後嘉農還多次與會),差別在於,政權易主,歷史的解讀與取捨就不同,魏德聖與馬志翔等人只是站在台灣土地上,撥轉時間軸,重現昔日風情。

 

回到電影,先談選角。讓素人演員,除了清新,還能入戲,其實是大學問,亦是大本事。《海角七號》的茂伯與范逸臣如此,《賽德克巴萊》的大慶、林慶台和徐詣帆何嘗不是,《Kano》中飾演吳明捷的曹祐寧、飾演東和一的謝竣晟、飾演平野保郎的張弘邑、飾演蘇正生的陳勁宏,不都是讓人眼睛一亮的新演員,打球像回事不說,該有的戲份亦都到位,光是外型就讓人讚歎台灣人如此俊秀,青春如此生猛,其實就連沒去日本的的捕手大江光夫(由鄭秉宏飾演)、齊藤公好(由蔡佑梵飾演)和吳波(由魏祈安飾演),同樣亦極勁力可信,更別說近藤兵太郎家(由永瀨正敏飾演)的許亞琦和于卉喬,那兩位可愛小女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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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980年代的新電影時期,就鼓勵素人演員,但是多數只會反射自己,面對鏡頭就是放不開手腳,既生澀又尷尬,魏德聖的素人則有了進化效應,生卻不硬,悠遊自在,電影就有人味,那是多少看不見的事前訓練與現場調教才能臻致的結果?(更別提,有多少演員為了電影得休學一年?)不是把電影當成一種志業,如何達成如此成就?

 

再談美術。是的,或許很人會覺得Kano球隊的球衣太新太乾淨(《賽德克巴萊》的原民服裝亦有相似感覺),但不也同時看見了球衣的質感?再回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夠格讀書或參加球隊的人,都還有一定經濟能力(近藤教練得去挨家說服球員家屬,擲茭定前程),甚至公家亦會有補助(近藤教練得去陪酒籌款),但是從復古重現的「質感」比起「新鮮度」更有說服力,再加上屋宇環境和道路實況,在在顯示了魏德聖團隊從《賽德克巴萊》中建立的1930年代美術考據的功力。kano003.jpg

 

當然,不論是台灣賽事或甲子園賽會,《Kano》的特效合成結果亦符合了漪歟盛哉的基本要求,遠景、特寫與中景的交替剪輯,亦突顯棒球場上的觀球打球效應,那是熟悉電影文法後才能完成的戲劇效果。

 

特效雖然唬人,其實只是輔佐工具,若少了主軸,就少了靈魂,《Kano》的戲劇線非常清楚,近藤教練一心要改造嘉農這支球隊,要把從未贏過一場球的球隊帶進夢想王國甲子園,這是典型的「邊緣人躋身聖殿」的勵志傳奇。雖然最後只拚得第二名,卻也從中換來「不要只想贏,要想不能輸」的「寧敗不屈」哲理,找到相當於「英雄戰場,天下嘉農」的敗者高度,英雄淚與勝利花能並肩而立,確實不易。

 

更重要的是,《Kano》還有兩筆側寫,其一,近藤教練不忘感謝嘉農球員帶他重回甲子園,不同角色,不同世代,不同感受的球場記憶,因而更加不俗;其二,全片由青木健飾演的北海道札幌商隊投手錠者博美做開場和終結,既有英雄不甘之情(敗戰投手還要賜贈幸運符?),亦要英雄相惜之心(探尋嘉農的破舊球場),這位熱愛棒球的青年終究還是要投身南洋戰爭,青春壯志終成灰的歷史反諷,亦成了全片最委婉的戰爭側筆了。kano013.jpg

 

1930年代的台灣人說著母語和官話(日本語),一如《悲情城市》中的南腔北調,都只是反應著台灣歷史面貌,踩過台灣土地的人或許目的各殊,卻也各有印痕,在時光拼圖中出現他們的身影,即使只是淡淡兩三筆,亦足夠讓有心人發思古之幽情,想去多認識那個時代的台灣,這,不亦是魏德聖團隊拍攝《Kano》的企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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