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識字的文盲，看到地上有本書，會隨手會揀起嗎？
可能，但機率不高。
母親是共產黨員，可能忽略子女敎育，無暇教子女識字讀書嗎？
可能，機率同樣也不高！
這些問號都來自澳洲作家Markus Zusak的暢銷小說《偷書賊（The Book Thief）》，書中至少試著解答女主角Liesel（由Sophie Nelisse飾演）會揀起那本「挖墓工人手冊」主要是因為那本書意味著她這輩子最後一次見到弟弟和媽媽，關鍵不在於她識不識字，而在於那本書是家人失散的路標。Brian Percival執導的《偷書賊》少了畫龍點睛的少女情懷描寫，力道就弱了。
《偷書賊》中對文字傳奇的崇拜跡近神話，卻無傷大雅，Liesel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上三個X是最讓人心痛的文盲書寫，養父Hans（由Geoffrey Rush飾演）帶她進入牆上畫有德文字母的地下室，也是文字奇緣的動人奇觀，但是《偷書賊》同樣忘了刻畫Liesel如何從「不識之無」到「熱愛文字」，過程太過省略，以致全片只剩下奇觀，小小年紀的Liesel就這樣通了，就這樣明了。
文字如神，卻不知如何著力，把文字魅力交給聲音來完成，意外成為《偷書賊》特別的手痕。
首先是全片有一位只讓人看見背影的死神，小說中描寫死神這輩子只見過Liesel三次，卻無法交代這麼忙碌的死神如何知道了Liesel偷過十多本書的生命細節，電影同樣沒有細究原著小說的盲點，就直接接受了死神／作者的全知觀點，讓他得以夾議夾敘來介紹Liesel的一生，電影找來了演員Roger Allam配音，他的獨白固然讓《偷書賊》的納粹德國那個時代與人物恐懼得著了論述空間，但是混亂的觀點（忙著收取亡者靈魂的他如何鉅細靡遺地細述著Liesel的生命點滴？），故示清冷（才能產生神人距離）的聲線，同樣有如一道看不見的牆，橫亘在觀眾與銀幕之間。
比較有趣的是Geoffrey
Rush開始為孩子唸起那本「挖墓工人手冊」時的啟蒙力量，在那之前，沒有人知道Liesel手上拿的是什麼書，一旦唸出書名時，意外與錯愕，讓Liesel的傷痛記憶頓時被笑聲取代了（其實，Liesel是有些驚喜，畢竟她知道了書名），書名與傷心往事交雜一起，喜悅壓過暗傷，五味雜陳，還真是難以形容。
後來，猶太青年Max（由Ben Schnetzer飾演）落難來到Hans家，困居地下室，不得見天日，全靠Liesel的形容，想見外在世界，他對Liesel的口述要求，讓Liesel開始去思考，如何精準／鮮活地讓文字／聲音有了生命力。後來，Max病重暈厥，全靠Liesel去偷書唸書（Max的事後回應是全片最幽默的一刻，他告訴唸書唸不停的Liesel說：「妳的聲音，讓我不能長眠休息。」那不是抱怨，那是讚美，亦是感謝！）Liesel就這樣同時訓練著自己的「閱讀」與「書寫」能力，完成了本片的文字二重奏。
《偷書賊》另外還有著三個迷人的聲線安排。首先是Emily Watson飾演的養母Rosa，「面惡心善卻嘴賤」就是她的角色定位，不只成天罵Liesel是母豬，對老公Hans也從不留情，她的聲音成了「我罵故我在」的最佳環境聲，所以德軍沒聽到她罵老公，就覺得悵然若失（導演藉此來突顯Hans不滿納粹，卻無力反抗，只能看著納粹坐大的現實）；所以，明明是要分享Max甦醒的喜訊，卻還得換上臭臉面具，演出當眾臭罵Liesel的假戲。Emily Watson的精彩表演，讓全片更有了人味。
至於Hans的手風琴更有三種功能，第一，那是恩人物件，不忘本，才有收容Max的報恩；第二，樂音浮動，讓苦悶人生有了訴情慰藉；第三，躲進生死難料的防空壕，手風琴的樂音平撫了焦燥，樂音的力量與記憶，讓Liesel有了模彷範本，在Hans從軍後，也開始在防空洞裡說起故事，用她的聲音安撫徬徨的人心。
第三則是作曲家John Williams的音樂處理。《偷書賊》不是大時代的史詩，而是大時代的小兒女觀點，所以不走《辛德勒名單》的悲愴哀泣，而是透過鋼琴的獨白，讓細膩柔情踩著黑白鍵點點滴滴地滲透觀眾心中，淺淺的音樂抒情，讓全片另具詩情韻味，算是John Williams近年的代表作品了。
當然，電影對焚書與藏書的描寫亦別具巧思。納粹焚書是言論獨裁的權威霸凌，Liesel偷書偷到餘燼燙身，既有禁書燙手的趣味，亦有觸碰禁忌的忙亂趣味；鎮長夫人安排Liesel看書，鎮長卻把Liesel逐出家門，同樣亦是知識霸權的傲慢。至於Liesel開始來偷書，固然是全片的核心關鍵，但是Liesel身處的時代不只是知識匱乏的年代，更是物質匱乏的年代，只偷書沒偷食物，編導的刻意節制收斂（不想把戲劇線拉得太寬太遠），卻也失去了時代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