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1986年的那個春天，雨不大不小，潮濕的天氣讓人全身上下黏搭搭地，很不自在，但是映演《好小子》的萬國戲院門前廣場卻拉出了三條傘龍，從女星變成製片老闆的徐楓站在二樓咖啡廳的落地玻璃前，擦著水霧，興奮地尋找龍尾。
誰也沒有料到，那是台灣電影的最後黃金盛世。前不久，廖峻和澎澎合演的《電影秀》以土狗姿態打垮了所有的好萊塢貴賓狗，上映十天，全省賣座超過一億；不久之後，萬國戲院廣場換了媽媽帶著小朋友來看《好小子》，廣場上喧鬧分貝高昂許多；緊接著是台產殭屍片《一見發財》，號稱《武夫》的片商花了上億台幣做了兩年花大錢買電影，卻始終賠賠賠的「大笨賊」之後，終於看到綠花花的蔣中正笑嘻嘻地在向他招手。
八０年代，每逢周六，你只要到新片上映的戲院對面咖啡廳，就可以找到台灣的所有片商。台灣片商不做市場調查的，他們相信親眼看到的，新片上映的第一個星期六早場，如果觀眾上千，保証電影狂賣，電視廣告可以放手加碼；如果門可羅雀，熬到下午兩點半還沒有起色，那就準備賠錢埋單了。
星期六的電影院前咖啡廳，對電影人是很重要的橋頭堡，這裡不但是爾虞我詐的商機競爭場，同時也是觀風測候的前哨站。只要長龍出現，就代表觀眾愛看這類戲，跟進搶拍是絕對必要的；如果長龍變蚯蚓，只剩麻雀在啄蟲，心狠嘴又辣的片商就會先給己經灰頭土臉的競爭者打兩槍訕笑致命槍，趕緊再回家，要求製片和導演修正開拍中的新片方向，八０年代的台灣電影就在這樣從市場取經，從市場上找尋觀眾胃口。
做電影就像上牌桌，上場前再怎麼吆喝造勢，最後都是一翻兩瞪眼的牌局，攤牌的決戰點就在龍頭戲院的售票口。楊德昌和侯孝賢自立門戶拍攝的《青梅竹馬》首映時，所有關心台灣新電影的朋友們都到了萬國戲院門口，一方面加油撐場面，一方面觀察支持台灣新電影的人潮類型。可是，觀眾比朋友少，發行商才不管影評對這部電影給多高的評價，指著寥寥可數的觀眾，面無表情地宣布三天後下片。
也參加《青梅竹馬》演出的製片小楊，在這之前曾經興高采烈地籌備著由十位新銳導演合力拍攝一部《佔領西門町》，劇本寫了一半，原本講好的資金撤了，小楊黯然地「跑路」了，才剛發了春潮的台灣新電影，一下子就覺得秋意蕭颯。
倒是揹起一身債務的侯孝賢，依舊在大世界、中國和萬國戲院的西門町黃金三角地帶轉進，從《童年往事》、《尼羅河女兒》直到《悲情城市》，人潮逐漸再聚集成一個還不錯的新高峰。
007的《金手指》和克林．伊斯威特的《荒野大鏢客》都是在萬國戲院上映的，是我的電影啟蒙學校。後來，萬國轉映國片，多數的許不了電影，王禎和的文學小說電影，也都是在這裡上演的。
隨著錄影帶上市，第四台播映盜版國片，中華商場拆了，西門町的龍脈斷了，萬國廣場前的人潮越來越少，最後一次熱鬧的場合是新聞局砸下大錢舉辦的電影年開幕活動，然後，兩層樓高的萬國戲院在沒有媒體注意報導的情況下悄悄歇業、拆除，改建。沒有人拍紀錄片，也沒有人想到要拍一部感傷的《新天堂樂園》。
九八年，萬國戲院的舊址聳立起十五層樓高的《GALAXY》銀河大廈，有賣成衣的，有賣音樂的，戲院上了樓，換穿「絕色」外衣，繼續營業，門口也不時有歌友會舉行，但是人潮已經不是當年大家排隊看《好小子》的景況了。徐楓轉進上海，武夫移民美國，對街的咖啡廳早就不見了，西門町悄悄換了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