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確屬技藝純熟的藝匠，而非視野恢宏的一代宗師，似乎已是華人影壇的公論，他的新作《金陵十三釵》就因斧鑿之痕，太過清楚鮮明，再度驗證了此一事實。
所有的藝術都靠設計才能完成，即使渾若天成，也只是悄然掩下去了刻意設計的痕跡，設計遭人批判，差別在於用心，關鍵在於用力，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建立在一個刻意突顯矛盾的主題上，用心不純，用力太過，以致開花不成，反而遺人笑柄了。
中日戰爭期間的南京屠殺是悲慘的暴力歷史事件，面對如此沈重的悲劇，《金陵十三釵》選擇了以小觀大的微觀視野做切入，只要拿捏得當，剪裁適宜，原本無可厚非，偏偏從嚴歌苓的原著到張藝謀的電影，卻不約而同將「女學生」與「妓女」並置，要她們在生死一線間做出違背人性的選擇，只因陪同死神一起掠過人間大地的無情戰火，也可能熔鑄淘洗出一朵聖潔的花，《金陵十三釵》的英文片名為《The Flowers of War》，就是基於如此一廂情願的前提。
1937年12月，日軍打下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廢城殘垣，人命如賤蟻，逃不走的女學生和秦淮河畔的妓女全都躲進了南京城內碩果僅存的一座天主堂裡，偏偏神父也死了，一位專程趕來處理神父殯葬事宜的禮儀師約翰（由克里斯汀．貝爾／Christian Bale飾演），陰錯陽差地從見錢眼開的酒鬼成為神父，要帶領這群無辜婦女閃過日軍的魔掌。
清楚鮮明的對比，其實是最簡明的戲劇手法，《金陵十三釵》的布局就採取了極其便捷的方式，讓貪財貪杯又好色的酒鬼，從原本貪生怕死，只想苟全性命於亂世的他，在女學生的尖叫逃竄聲中，血衝腦門，良知上身，就此搖身一變而成捍衛天使…短短幾天之內，人生可能演出如此「神蹟」嗎？張藝謀幾度從天主堂的彩色玻璃天窗打下強光，投射在神父約翰的背上，人神連結的意圖清楚明白，視覺上相當迷人，但是對於約翰的心情變化，卻欠缺合情入理的描寫，一味相信俗人亦可能變神人，生死關頭就能幡然反正的邏輯，簡化了人性，亦弱化了高潮，只成為公式的套用，別無神采了。
其次，同居一堂的「女學生」與「妓女」，原本一直處於對立面，那是階級與身份的對立，亦是傳統禮教觀念傳達的尊卑之分，但是《金陵十三釵》同樣將其簡化為「處女情意結」，把生死尊嚴議題徹底庸俗了。關鍵在於日軍闖進天主堂時，女學生驚惶奔逃，來不及躲進妓女藏身的地窖，只能往樓上驚逃，日軍看見女學生時，不禁脫口而出大叫：「好多處女啊！」張藝謀的始意是要突顯日軍的見色心喜的獸欲暴行（包括渡部篤郎飾演的長谷川大佐，手上可以彈著故鄉之歌，耳朵可以聽著天籟合唱，眼睛卻釘著那十三朵處女之花，腦海裡想著幾天後的慶功會上的女色祭禮），但是這種色欲結構，回到「女學生」與「妓女」的現實矛盾上時，卻成為無解的價值選擇，清白處女不可玷污，風塵女子就姑且逆來順受的二分法，讓人性成為是非題，再無其他解讀空間，顯示，張藝謀已然深陷於只求火辣衝突的戲劇迷宮之中，完全忽略了人性的體察與尊重了。
天主堂是女學生的家，拒絕妓女使用浴室，清楚標識了清白之身不屑煙花的傲慢，少了共患難的同理心；僥倖逃過日軍的蹂躪魔掌後，對於霸佔地窖的妓女，更有著「都是你們害的」暗恨心理；但在不甘做為日軍色欲羔羊，即將跳樓之際，只因為妓女願意挺身替代，就頓時改志，接受妓女的犧牲。這個逆轉，其實並不能紓解對立許久的階級矛盾，反而突顯了「下人替主人而死」的階級意識，有人替死，自己就鬆了口氣，有無再去體會對方的生命價值，還是只更突顯了「處女至上」的清白尊貴，妓女既非處女，就承受得起東洋禽獸？就可以出賣尊嚴，忝顏事仇？
《金陵十三釵》或許是想要檢視困境下的人性尊貴，但是張藝謀忘了站在人人平等的水平上，給予女學生更多的反省空間（她們譏諷「孟書娟（張歆怡飾演）的父親拿不出船票，卻變身漢奸的伶牙俐齒，又與秦淮河的妓女有多少不同？），卻只讓有了替死鬼之後的孟書娟願意叫妓女大姐玉墨（倪妮飾演）一聲姐姐，這種轉變，何等廉價？又何等蒼白？更別說光憑一句：「商女不知亡國恨，隔酒猶唱後庭花。」的慷慨陳詞，就能讓一直站在勢利現實端的妓女，搖身一變而為身懷利器，慨然上戰場的烈士？
少了細節，少了理解，少了關懷，《金陵十三釵》所有人性的故事都是虛假的，亦是可以事先預期，更嚴重的是，都是先有了結論，才去完成戲劇填充的營建工程，以致於徒有軀體，卻少了氣質與人性，若非電影開場的逃亡與槍戰戲，以及神父到妓院救人的尋覓戲，還有極其流暢的鏡位運動，保全了張藝謀的藝匠令名，否則還真是不忍卒睹（但是演了半場好戲的李教官（佟大為飾演），最終在紙鋪決戰，引信拉爆漫空紙花的場景，再度驗証了張藝謀自始至終都不忘要在中國傳統上經營視覺意像的耽溺與偏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