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之地:搖滾的迷失

台灣導演樓一安執導的《一席之地》以前衛音樂與傳統民俗齊頭並進的手法,書寫,也記載著台灣社會的多元面向,用心及用力都不小,然而其中有關搖滾歌手的悲憤與落寞,卻深陷在香港導演秦劍於1966年作品《何日君再來》所框限的模式之中。

 

《何日君再來》的故事結構其實遵循著「門不當戶不對」的傳統戲曲架構,男主角陳厚飾演富家子弟章卓明,到意大利修讀音樂,原本已經不符「名門宅第」的價值標準,偏偏他還愛上了在夜總會唱歌的歌女陳雪玲(由胡燕妮飾演),經過一場小小的家庭革命後,才順利組成了小家庭。

 

婚後的章卓明辛苦工作養家,卻導致雙目失明,陳雪玲為了生計只好復出歌壇,妻子的風光強勢,卻讓章卓明更加自卑,終於離家出走,但是陳雪玲不受外界誘惑,忠貞地在現場廣播節目中演唱丈夫的作品,也帶著兒子當眾呼喚丈夫的姓名,終於促成了夫妻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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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四十年前的作品,清楚勾勒出華人社會對歌者的岐視與偏見,愛上歌女就是自甘墮落,與歌女共組家庭就必定會受到天譴,飽受命運折磨,但是真愛終必穿越生命黑霧,給予矢志堅貞,卻受創的心靈終極的安慰,這款主軸也是瓊瑤小說常見的主題,台灣電影只要碰觸流行音樂的主題,也難脫相似的主軸(雖然各有不同等級的變奏情貌),從劉維斌1977年執導的《閃亮的日子》到虞戡平1983年執導的《搭錯車》無不如此,反倒是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雖然也揭露了搖滾樂的污濁社會背景(黑道靠辦音樂會大撈一票),卻也透過小貓王一捲一往情深的錄音帶,吐露著對朗朗睛空的嚮往。

 

用《何日君再來》來類比《一席之地》也許不盡如人意,因為兩片的社會關懷與寫實企圖並不相類,但是無形框架的可怕就在於即使人被困住了,也未必自覺。

 

從崛起、成名、掙扎到毀滅(或者重生),幾乎是好萊塢搖滾歌手傳奇電影的既定公式,《一席之地》的男歌手莫子,唱片不賣,房子不保,愛情不再,陽剛豪情被消磨殆盡,眼睜睜看著愛人羽翼日豐,昔日是黏纏依靠的肩膀,如今卻急於擺脫的包袱,男性氣勢遭現實閹割的失勢情緒躍然銀幕,但是面對「時不利兮」的大環境,他做了什麼反抗?從唱片行的空間擺設到演唱會前的熱身亂吼,莫子的焦慮只像隻撲火飛蛾,從法拍屋的執行到賴著不走的席地而臥,莫子的無可奈何,固然讓人不忍,卻少了奮力突圍的尊嚴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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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之地》雖然關切著邊緣人物的處境,其實卻透露著回歸主流的騷動,莫子在唱片行的陳列架上撫摸著自己唱片封套,回頭卻望見了女朋友的大型海報,男卑女強的現實形勢,原本可以餵養更多桀傲不群的抗爭養份,但是隨後的發展卻只有「不屑的閃躲」:例如接受女友邀約做吉他伴奏,卻發現自己的和弦正被其他樂手竊佔,於是憤而閃人;就像暖場演出時,不屑舉座無知音,於是胡唱叫吼…他是悲憤的,卻也像隻無頭蒼蠅一樣,找不到出口,也不見非從跌倒之處重新站起的豪情。

 

編導最後給他的救贖卻是他和女友合作的專輯唱片入圍了金曲獎,一位不屑體制,只想開發自己聲音的創作者,最後還是要從體制中得到肯定與溫暖;莫子想要開大型演唱會的心願,最後卻也成了體制利用他的死訊來消費剝削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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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需要讀者,電影需要觀眾,歌曲期待知音,這是人性,亦是人之常情,莫子標誌的叛逆符號,最終還是期待著知音掌聲,這亦非苛求,只是最後的演唱會究竟完成了什麼傳奇?路嘉欣飾演的凱西最後站在小巨蛋的液晶大幕前的迷惘身影,固然是全片最淒美的符號,但其內在本質卻是不堪深究的,他們雖然在商業體制上獲得了最後的成功,卻也失落的卻不只是從天殞落的肉體,更是一直在迷霧中探索,卻無可名狀的靈魂。

 

至於,凱西原本可以發揮的批判與質疑精神,卻也被編導給輕輕放過了,新歌手要出片要造勢,所以選擇了站在弱勢團體的一方,這個動機,讓原住民三鶯部落的抗爭故事得能進入《一席之地》之中,成為電影包容進社會批判風格的紀實素材之一,但是凱西只是輕輕地質疑唱片公司的機關算計,最後還是乖乖接受體制的插花式安排,唱起不痛不癢的軟調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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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音樂電影最終的魅力還是要回到音樂本身,不管是批判或者煽情,《海角七號》深得音樂片的箇中三味,最後的音樂高潮確實帶動了戲劇高潮與音樂流行,《搭錯車》的歌曲本身亦有單獨足以傳世的音樂魅力,即使《何日君再來》中出現了在夜總會中演唱「都達爾與瑪麗亞」新疆民謠的怪異選曲,畢竟還是有切合主題的「斷弦曲」創作,但是以搖滾樂做訴求的《一席之地》,很不幸地,卻在樂音中迷航了,望著路嘉欣站在小巨蛋前若有所思,亦若有所失的臉龐,我也跟著迷惘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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