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應是管理眾人之事，政治卻也能刁難眾生。但是，眾生更知道如何來運用政治。
德國導演克理士‧柯勞斯（Chris Kraus）執導的《情鍵四分鐘（Vier Minuten）》的第一場戲是鋼琴教師杜魯德（由Monica Bleibtreu飾演）要把鋼琴送進監獄。
她在監獄負責以音樂教化囚犯，但是獄中多是作奸犯科之人，誰能靜下心學琴？誰能從音樂中安靜燥鬱的心，找到自己的心靈歸宿？就算知音寥落，該做的事，能做的事，也還是要繼續去做，獄琴老舊，就自費買個新琴，再請工人把琴給搬進牢中吧。
但是，警衛不肯通融，搬運工人都有前科，冒然進牢，誰能擔保他們不會藉機肇事起禍端？有明文規定所禁止的事，就不能通融，前科工人不能送琴，那就只好由警衛來幫忙。
鋼琴走過清泠的石道，兩旁都是高聳的石牆牢房，滑輪的回音迴盪在石牆走道空間，顯得孤單又荒謬，《情鍵四分鐘》這麼詩意的開場，卻又頓時被從天而降的潑水和死魚給破壞了，水和魚都來自典獄長飼養的魚缸，魚死了，就連水一起往窗外倒掉吧，管它下面有沒有人走過？管它會不會造成什麼後果？於是，水和魚就全都落在鋼琴的琴蓋上了。
藝術只是典獄長包裝德化改造成績的包裝紙，那段清冷的送琴路，說明了藝術寂寞的本質，那場從天而降的魚水，則是說明了典獄長對待藝術的基本心態。
即使不是真心愛藝術，但是典獄長卻很清楚藝術可以讓他搏得愛心德政的好名聲，幹部會議上那場究竟要不要同意天才少女珍妮參加音樂比賽的盤算？要不要開放媒體記者入監採訪？其實都無關人權，亦無關教育，一切都只是政治，而且是典獄長的政治前程而已。
《情鍵四分鐘》其實遵循著古典的戲劇原則，先在制約的框架困境中創造焦慮，然後再在機巧應變中，殺出一條血路，擦撞出戲劇火花，創造驚奇。《情鍵四分鐘》的第一層政治算計，坦白說是老套，沒有太多的意外，即使是珍妮在比賽前夕被同監囚犯羞辱，憤而抗暴，引發血案，典獄長為了自保，也只能犧牲天才的決定，也不讓人意外，奧妙在於「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那是人生的生存機巧，也是戲劇可以著力的所在。
杜魯德只在乎藝術，只看到了不該被掩沒與浪費的天才，順著政策框架走出自己的路，其實是她必然的選擇。導演克理士‧柯勞斯（Chris Kraus）此時讓開場時凡事講規矩的官僚嘴臉發揮了反諷的角色，以前不能破例的規矩森嚴，就在杜魯德申請退休的最後時刻終於都破了例，破了例，就有缺口，就有逆轉的機會。
善用機會，即使只有四分鐘，人生風景就不同了，從《情鍵四分鐘》的劇本佈局中，你可以清楚看到導演運用了怎麼樣的架構來訴說一則生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