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協調的人生荒謬畫面，才會留給觀眾更多的好奇與歎息！
一氣呵成是劉國昌導演的《圍城》第一場戲，雙線交錯則是劉國昌細心織錦的敘事結構，看似平行，其實卻是同軸雙線，不但纏繞難分，共振起來，才更劇烈。
《圍城》的故事第一條線是何靈傑(由鄧德保飾演)與何俊傑(由黃溢樑飾演)兄七弟；第二條線則是綺華（由蔣祖曼飾演）和Panadol(由黃孝恩飾) 姐妹。出身限制了他們的人生，怯懦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劉國昌就用這兩條平行線準確說出了他對弱勢少年的關懷。
校園暴力和家庭暴力是何家兄弟每天生活的陰影，校園幫派橫行，一般人很難獨善其身，隨時會被侵擾掠奪，柔弱的何俊傑就是典型的受害者，身體被同學嘲弄，零用金更常被強搶，哥哥何靈傑是目擊者，但是哥哥只有束手旁觀，沒有介入，沒有干預，更沒有搭救，他們都是怒海扁舟，不沈沒即已萬幸，很難彼此伸出援手，每天只能帶著遍體鱗傷從校園逃回家。
問題是何家並不幸福，何爸爸每天只顧跑馬賭馬，永遠贏不了，永遠怪罪那永遠湊不齊的最後一點賭資，一看到兒子返家，不是叫罵著要索飯錢做賭本，就是把人生挫敗的怨氣怪責在兒子身上…從地獄到煉獄，少年人生中最重要的學校與家庭竟然沒有一絲溫暖，無所不在的暴力，讓何俊傑的離家出走成了唯一的選項。
綺華和Panadol姐妹則是另類的變奏曲，穿起學生制服，她們都是清秀佳人，但是最大的夢魘卻來自父親，看著婷婷玉立的女兒，父親動了獸心，要性侵女兒，綺華推開了父親，卻導致妹妹Panadol成了替代犧牲，綺華只能推門探望，不敢出聲，更沒有試圖搶救妹妹。
無力的哥哥，無聲的姐姐，《圍城》用了這樣無情的對比，不在批判失職的兄姐，而是清楚彰顯了巨大的父親陰影：理應遮蔭的，卻是風雨源頭；理應呵護的，卻成了加害強權，所有的逆來順受與孤息容忍，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衍生了更多的遺憾與悲憤，逃得開的，在墮落與沈淪中享受出軌的喜悅；逃不開的，只能懷抱著贖罪的心，期待著奇蹟降臨。
Panadol逃家了，成為社區幫派老大的女人，逃學又逃家的何俊傑也在陰錯陽差下成為Panadol的黨羽，他們四處闖空門，到超級市場偷拐騙搶，最後無可避免地走上了販賣毒品禁藥的那一步，青春既然回不了頭，加速毀滅似乎成了必然的結果，這一切剛好驗証了保羅．紐曼生前的一句名言：「當你翻滾下滑時，踩剎車是沒用的。」
一旦人生找不到出口，就太悲涼沈重了，《圍城》雖然用了這兩組少年的血淚經歷揭露了蒼涼變色的青春，卻也急於摸索及探尋出口，劉國昌安排的線頭是何俊傑涉嫌殺害了Panadol，卻又自殺未遂，為什麼他們會窩裡反？不但觀眾急著知道，也成了何靈傑拼湊弟弟迷航地圖的動機，這時他才發覺有位神秘女子常帶著一位小寶寶到病榻邊探視，她是誰？所為何來？一連串的問號，一連串的解謎，激盪出《圍城》的青春拼圖。
兩家少年同樣面臨著「家不家，父不父」的悲劇，同樣淒涼無助的生命際遇，直接點明了導演劉國昌對問題少年的理解與同情，然後，他再把兩條平行線扭擰成糾纏難分的麻花時，殘酷無情的少年世界，卻又進入到另一個讓人更心驚的異次元世界：他們只是烏合之眾，他們同是享樂一族，幫派道義不成立，兄弟血性不存在，看似成群結夥的聚義之眾，其實只是相互取暖利用的苟且湊合，大難來時，除了紛做鳥獸散，不會有其他選項，更不會有同情與傷感了，現實的蒼白與無情，成為《圍城》最讓人喘不過氣的悲歌。
還好，不甘心，不認命，一直都是文明轉折的動力，失職的兄姐後來都有體悟，也開始有了行動，即使已經太遲，已經不能改變前面的虧欠與罪愆，能清償的就去清償，不能的就用命償，劉國昌就在即將走入青春電影的既定公式之前，卻來了個急轉彎，讓還在丫丫學語，腳步蹣跚的小寶寶獨自走上回到天水圍大宅的孤單身影，形成了全片最強烈的控訴身影：是的，悲劇沒有結束，新的悲劇還在繼續發生中，一部電影不能改變歷史，也不能改寫人生，除了搖旗吶喊，除了影像控訴，能著力的空間其實有限，但是至少劉國昌做了，《圍城》因而有了時代的印痕與文人的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