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被槍頂過額頭，不要告訴別人，你真的知道泰山的重量，或者鴻毛的輕飄？
看電影，我們常常會認同其中的某位主角，不自主地有了選邊認同，但是好電影就常常會提醒觀眾：「你的認同或選邊是對的嗎？」《黑暗騎士》如此，《偽鈔風暴（The Counterfeiters）》亦如此。
生與死是人生大事，特別是面臨選擇關頭，有人主張「好死不如賴活」，那就意謂他們的人生價值以活命為至高無上前提的現實主義信徒；有的人則是追隨「正氣歌」的理念，主張「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信仰「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那就意謂他們的人生價值會在生死關頭顯現理念光華。
奧地利導演史蒂芬．羅茲威斯（Stefan Ruzowitzky）獲得2008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及柏林影展金熊獎的《偽鈔風暴》就透過男主角的生死選擇，帶領觀眾走上一條攸關生命價值與生命理念的兩難鋼索。
本質上，《偽鈔風暴》是一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電影，但它不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悲沈絕望，也不像《美麗人生》那樣笑中帶淚，卻在歷史悲情與人性掙扎的灰色地帶聚焦出一個燈火輝煌卻同樣悲壯的人生議題，更讓我們看到人性被時代踐踏和考驗的扭曲面容。
納粹迫害猶太人，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太多的影視作品直接呈現歷史的沈重，少了轉折與意外，少了讓人去思考與面對的動能，《偽鈔風暴》則是從罕為人知的「超級囚犯」議題一刀切下，辛臭與辛酸同時浮現，功力不凡。
這群超級囚犯都是猶太人，都是命在旦夕的階下囚，卻因為身負印刷和偽造假鈔的專業本事，得能在大難臨頭的歷史風暴中幸運存活，不但有吃有喝，還有乾淨的床單與毛毯，工作場合還不時有音樂傳出，最標準的「苟且性命於亂世」的人生寫照，因為就在一牆之隔的集中營裡，不時傳出槍響，猶太人的性命賤若螻蟻，朝不保夕，他們獲得的禮遇，真是太幸運也太荒謬離奇，因為《偽鈔風暴》的主要論述就是「你要夠聰明，才做得出偽鈔；你要夠天才，才能在歷史浩劫中存活下來」。但是活著是幸運，卻也見証了納粹集中營的荒謬。
這群猶太人獲得禮遇的前提是負責印製大筆的英磅與美鈔，表面上，這是一場金融戰爭，納粹靠著大量的英磅與美鈔就要擾亂敵國金融，不開一槍一彈就能屈人之兵，何等容易；實質上，只要假鈔如假包換，他們就能拿著偽鈔橫行天下，安度餘生。於公於私，這場偽鈔行動因而都符合了「保家衛國」的效應。
電影男主角的小名叫做沙利（由Karl Markovics飾演），是一位遊走於柏林黑市的猶太人，他不但會做偽鈔，還會做假証件，是柏林最有名的偽鈔大王，卻在一夜風流之後被德國警方緝獲成為囚犯，五年後，他卻因為做偽本事全德第一，被當年逮捕他的警官拔擢為「偽鈔」行動的總監，當年他靠偽鈔縱橫江湖，也因偽鈔下獄，最後卻靠偽鈔倖免於難，人生荒謬，還真是莫此為甚。
精明低調是沙利的基本性格，印不出英磅，就代表他能力不足，不值得信賴，沒有利用價值，不如拉出去槍斃算了；太容易就印出如假包換的英磅，快速完成使命，他們的價值也快速利用殆盡，不值得保存，同樣還是一槍斃命算了，技術與時間的拿捏因此成了「活下來」的天才試驗劑。
當然，英磅只是証明能力的第一關，影響更大的美鈔才是纳粹的終極圖謀，問題就在於另一位集中營的猶太同伴柏格已經看穿了納粹金融破產的窘境，幫納粹印偽鈔，其實就是做了納粹的幫兇，他們這一小撮人或許能夠得免一死，卻會導致更多無辜的人繼續遭納粹迫害。做是幫兇，不做就是亡魂，做是不做？考驗著良知與本能，不但電影中的主角要思量，觀眾也無可避免地思量著：「如果我活在那個時代，我會做什麼選擇？」
有浩然正氣的人往往挺頭挺胸地喊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的口號，但是硬要大家都「留取丹心照汗青」，對凡夫俗子而言其實是太遙遠，也太不切實際的理想口號，站在生死關頭，你是「壯烈犧牲」才對？還是「苟且偷生」才對？其實從來沒有標準答案，當下的選擇與日後的評價，一旦時空不同，利害的衡量得失感受亦不同，相信沒有今天，哪有明天的人，自然主張當下沒了小命，又如何判斷永恆的價值與重量？但是主張抗爭的人，卻相信今天苟且得過，明天會更悔恨莫名，何況納粹翻臉無情，何必偏信謊言，助紂為虐？
《偽鈔風暴》最精彩的論述其實不只是「妥協或抗爭」的人生哲學辯論，更因為死囚有兩種，有人骨瘦如柴，生不如死；有人卻是有吃有喝，禮遇優渥。一旦納粹兵敗，超級囚犯該如何面對苦瘦囚犯的質疑？又如何解釋同為天涯淪落人，我卻因為虎作倀而過得比別人好？而且我們的資敵助敵，是不是反而延長的同胞受苦受難的時程呢？做為歷史共犯，這群猶太人不會有一絲愧疚？沒有一絲罪惡嗎？
良心與良知的煎熬，或許不在當下，而是在綿長的悔恨與夢魘之中，《偽鈔風暴》從海邊開始，從海邊結束，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多少罪惡？讓無解的歎息聲伴隨著海浪聲敲打著觀眾的心房，成為《偽鈔風暴》最有力的歷史迴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