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威尼斯影展把金獅獎頒給了李安的《色，戒》，以致於台灣媒體理所當然大肆報導李安和《色，戒》的種種，幾乎沒有人特別注意到另外一位以《十二怒漢（12）》獲得特別金獅獎的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亥柯夫（Nikita Mikhalkov）。
台灣上映過的俄羅斯電影並不多，米亥柯夫至少就有兩部，分別是獲得1991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的《蒙古精神（Урга／Urga）》和1994年獲得坎 城影展評審團大獎，以及1995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烈日灼身（Утомлённые солнцем ／Burnt by the Sun）》。可惜，他的光芒全被李安被遮蓋掉了。
米亥柯夫今年的參賽作品《十二怒漢》是將美國導演薛尼．盧梅（Sidney Lume）的名片《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移植到了車臣，當年的《十二怒漢》曾獲得1957年柏林影展金熊獎，新版的《十二怒漢》描寫一位車城青年涉嫌殺死了具有俄國軍官身份的繼父後， 接受審判的故事，原本是証人舉証歷歷，死刑難逃的殺人官司，卻因為一位陪審團員力排眾議，而讓陪審團及觀眾都有了重新思考犯罪行為的契機。
根據米亥柯夫的說法，他的《十二怒漢》是要把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思潮帶進俄羅斯，而不是在挑戰俄國的車臣政策，更不要被車臣少年殺害俄國軍官的簡單邏輯， 就在罪証不足的情況下將嫌犯匆匆定罪。擺脫成見與偏見，追尋真理的人道主義情懷，其實也是米亥柯夫一向關切的主題，威尼斯影展特別頒給他特別金獅獎，也算 是沒得大獎的一種肯定方式吧。
看到米亥柯夫，我就想起了我曾經在1993年訪問他的「慘況」。
首先，我不懂俄文，只會說英語；他不會英語，只會俄語，這樣的訪問怎麼進行？
其次，我是在西班牙的San Sebastian 影展上遇見擔任競賽單元的評審委員米亥柯夫的，影展當局為他安排的翻譯人員只懂俄語和西班牙語，不會英語，我自然也是不會西班牙語的。
語言不通，怎麼辦？語言不通，怎麼採訪？
有人也許就此放棄了，但是我不甘心，好不容易遇見一位大導演，不做訪問，這趟西班牙不是白跑了嗎？眼睛溜呀溜的，我瞄到了一位曾經和我一起採訪過坎城影展 與柏林影展的西班牙記者荷西，「他會說英語的啊！」我想起了我們在坎城期間的簡短交談，於是立刻飛奔上前請求協助，荷西很大方，立刻點頭就找上了翻譯，表 示有一位台灣記者想要採訪俄國導演，但是訪問要轉三手才能進行，也就是我先用英文發問，荷西再翻成英語給翻譯明白，再由翻譯轉成俄語，等到米亥柯夫用俄語 回答，翻譯翻成了西文，用由荷西轉成英語讓我明白。
很糗，也很費周章的一次採訪記，但是很難忘，畢竟難度太高了，試過一次後，我就不敢再這樣勞煩朋友了。當年，常跑影展的我，每回遇到採訪受挫，就有想要學日語、德語和俄語的衝動，但是因為影展通常只有短短十天，熬過去就忘了語言障礙的痛苦，就繼續懶散下去了。
那次的訪問歷時半小時，後來我根據採訪錄音和筆記，寫下了「來自俄羅斯的聲音─專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作品《蒙古精神》導演尼基塔．米亥柯夫」一文，發 表在聯合副刊上，昨天找出了這篇十多年前的舊文稿，想起了當年抱著初生之犢不怕死的精神，闖盪國際影展的採訪往事，因而決定整理舊稿，與部落格上的朋友分 享往事趣聞，同時也提供一點資訊，或許可以讓大家多認識一點米亥柯夫。
問：一位俄國導演，怎麼會想到到蒙古拍《蒙古精神》這種題材的作品？
答：如果，我到好萊塢拍《蒙古精神》，人們大概不會關心為什麼俄國導演要來拍中國題材的故事，可是我在中國大陸拍片時，好多人都來問我這個問題。一位導演 選中拍片題材的決定，基本上就已反應出他的關懷心態，至於要講的話，應該也都很清楚地反應在電影上，可以讓影迷就個人的修養與感觸來做詮釋。
問：貝托魯齊到大陸拍《末代皇帝》，固然有其文化意圖，但是幕後片商的營利企圖相當明顯，讓人很容易理解其動機，但是你的《蒙古精神》純粹是文化層面的創作，自然更引人好奇關切。
答：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蒙古人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中國問題，歷史上，蒙古人曾經佔領俄國；從地理上來看，歐亞這一大塊地理彊域也是密不可分的。從經濟上來看，邊界人民的自然往來也相當頻繁。所以，我這個俄羅斯人來關切蒙古人的現況，其實既自然，又重要。
問：或許也因為蒙古人在中國是少數民族？
答：是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現象。蒙古人有他們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但是現實上卻又得接受中國漢民族的治理制度，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生命態度和生 活情趣，一定就會有矛盾產生，更可能因而產生強烈衝突。譬如，電影中提到的人口政策「一胎化」的問題，對於在地廣人稀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而言，就意 謂著生死存亡的威脅。
問：不過，你在《蒙古精神》中似乎試圖在探索更寬廣的人類生存問題？
答：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中國人也好，蒙古人也好，甚至俄國人也一樣，都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共同問題，也就是「我們都可能沒有未來」。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觀察結果，今日世界的人們，不論國別，不論種族，不論身處何洲何處，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一種「橫向人生觀」的哲學基礎上，也就是基於生 存上假設的身心需要，基於一種生活上的安全感，我們很自然地就會對周遭的人事物，產生更多累積與擴張需求的滿足，譬如我們在衣食有慮的狀況下，就會不顧一 切去爭取衣食無慮的明天，即使踩在別人頭上也在所不惜。有錢的人，誰不想再去賺更多的錢。而且，這種橫向擴張的慾望是很難停足滿足的，所以這種橫向人生的 最後結果，必然是你爭我鬥，非有個你死我活的結果不可，自然就會導致毀滅的人生。
至於蒙古人的生活原則，則屬於「縱向人生觀」，一切講究自然天理，懂得尊重自然法則，取得和諧共濟的人生，這種生活態度，在當代人生中已屬難見，當然是搬上銀幕的好題材，既新奇，又有耐人尋思的哲理。
問：可是，蒙古人也曾經是歐洲人的惡夢，他們也曾是「橫向人生觀」之下，向外侵略搶奪的民族，只因龐大的帝國最後瓦解了，才成為今天的模樣。
答：其實，《蒙古精神》的電影主題講的就是「幻滅」。蒙古人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是一則歷史教訓，值得我們思索，也值得讓那些還在緬懷蒙古盛世的人思索， 再強大的侵略帝國，最後還不是分崩瓦解的命。今天的他們或許已是樂天知命的放牧人，但從他們的生活上，我們也可以清楚發現，標榜橫向擴張思想的資本主義的 親生活模式，已經透過新式科技產品的殼子，悄悄進入他們的人生之中。我的電影就是從「過去訊息」和「當代訊息」兩方向同時來架構的。
問：你的電影因為啟用蒙古演員，在台灣遭到禁演（註，當時的大陸政策限制中國演員的演出比例，《蒙古精神》因為主要演員都是蒙古人，只有一位俄羅斯人只佔了一兩位，因而被認定是中國大陸電影，所以禁演，但是後來政策放寬，《蒙古精神》終於得能在台上映）。
答：真的嗎？我不敢相信。
我不懂你們政府的規定和忌諱，但是我要講蒙古故事，當然是要用蒙古人來演出，全世界沒有人會認為這是部中國電影，連中國人都不以為如此，我只能說這是我的電影，一部俄羅斯電影。
問：政治干預藝術創作的現象，在開放後的貴國是否已經有了改善？
答：沒這麼容易。我剛放棄了一系列電視影集的拍攝計畫，劇名叫做《十字路口》，內容探討克里姆林宮內的權力鬥爭，我的拍法是把過去和現在交錯並陳，以古今對照的方式表現權力鬥爭的本質。但是官方一到要拍當代鬥爭故事，說什麼都不肯配合，連場地都不借，我只好放棄了。
問：你曾經把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黑眼睛》，在各個國際影展都獲好評，舊俄文學典藏豐富，是否還有類似改編計畫？
答：基本上，電影和文學是兩種不同形式的藝術媒體。好的文學作品通常不適合改編上銀幕，好的文學改編電影，其實往往是從不起眼的作品上去取材，才有充分的影象和敘事自主權。但是我並不放棄從文學作品借鏡，入手的創作考量，有機會，遇上可以震撼人心的作品，我會努力再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