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的陰影:如此蒼白

你可以說Grey夠坦率,夠直接,夠狠,也夠小人。然而,關鍵不在他說了什麼?而在他做了什麼?

觀看《格雷的五十道陰影》時,心中對號入座的第一個印象是Adrian Lyne 在1986年的作品《愛你九週半(9½ Weeks)》,那是Kim Basinger芳華正美的豔情之作,胴體和欲望是唯一的論述,Mickey Rourke的輕邪眼神,也有著讓人難忘的神采。

當然,Grey 在Anastasia身上親吻磨蹭的畫面,也神似《第六感追緝令(Basic Instinct)》中的Michael Douglas與Sharon Stone。差別在於這兩部電影除了情色、慾望之外,都有殺機,提供了暴力與血腥蠢動的空間,《格雷》的神秘巢穴應該是那間紅房間了,是啊,滿室道具,各種虐待情欲,會要如何上演呢?

導演Sam Taylor-Johnson選擇「點到為止」的節制手法,坦白說,有點出乎預期,畢竟在閱讀E. L. James的原著時,臉紅指數遠高過看電影時的悸動(不,應該說是麻庳又無感,以致於老和瞌睡蟲打架),光從這一點來審視比較,《格雷》的情色空間,顯然電影遠不如小說。

主要在於電影讓我們看到格雷的急色,而非他堅持的那種支配者vs.臣服者關係,所有的規矩都是他訂定的,但是最先把持不住的亦是他,從電梯間的強吻,到從不與女人睡在同一張床上,破壞規矩的目的是想形塑Anastasia太迷人,強勢如Grey亦為之神魂顛倒,意亂神迷;問題之一,從電梯到房間,每回有人打開房門,率先抽身的必定是Grey,是的,他是受驚嚇的小男生,少了豪情與霸氣,他還是涉世未深的小情人。既然如此,又如何讓Anastasia心旌動搖,沉醉神往,強要他來「啟蒙」呢?

問題之二,Grey最愛打人屁股,Anastasia表現稍不如他意,巴掌總會黏上臀部,但也僅是如此了,論激狂不夠激狂,論變態亦不夠變態,鞭子也好,領帶或皮繩也好,停留在Anastasia身上的時間也沒超過五秒鐘,理應由這位支配者主宰的性愛場景,理應要有「Something Wild」(容我借用女主角Dakota Johnson的明星媽媽Melanie Griffith當年主演的豔情名片《散彈露露》,來做一語雙關的指涉),結果撞入眼簾的卻是Nothing Particular,那位只要Fuck,不要make love粗野男人,最後變成了溫柔情人,沒了雄姿英發,更沒梟雄野性,除了歎息,還能如何?

誰不想問,究竟是導演Sam Taylor-Johnson無能,不知如何繼續?還是她不想步前人後塵,耽溺在這些過去的情色電影都不願錯過的肢體接觸戲?
例如,兩人共浴時,背對胸了,理應要調情了,鏡頭卻是一閃就結束了;
例如,坐上直昇機時,唯一的調情戲,就只是繫上安全帶,「你動不了了!」
是的,來不及一一詳述的這些盲點與弱點,正在格雷的陰影,既然如此,Anastasia甘做性奴的動念,不就少了說服力?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的核心問題在於男女主角Jamie Dornan和Dakota Johnson之間欠缺化學效應,Jamie Dornan初亮相的神采,並不足以說明他的身家與魅力,Dakota Johnson固然演出了大學女生的悸動與茫亂,問非所問,卻因為她所面對的Jamie Dornan太過輕浮,也太過蒼白,你只看見了陰影,卻少了魅力,前提既然徹底潰敗,結果就不用多說了。

地圖結束的地方:聖戰

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一隻羚羊正疾跑前行,隨後有一群戰士開車急追,持續有人開槍,羚羊持續奔跑……電影的最後兩分鐘,這隻羚羊才又出現,但是戰士追逐的並不是它,而是一位穿著綠衫的摩托車騎士,另外還有跑得氣喘吁吁的兩個孩子……

這是非洲裔法國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採用的象徵手法,羚羊在電影中並沒有任何的情節指涉,但是「見首又見尾」的安排,就會帶動你去思考:羚羊象徵什麼?電影結尾出現的三個人影,呼應了電影中的主題描述,得著了鮮明的意像連結,但是這場「羚羊與追逐者」的戲,另有更寬廣的文化論述:入侵者的追逐與獵殺,逼使不甘就擒的羚羊(無辜者)拚命快跑,不管能否槍下偷生,奔跑,其實是唯一的選擇……

Timbuktu(廷巴克圖)原本是馬利共和國一個城市,不少居民靠著放牧為生,逐水草而居,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是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中心,典藏有五千多卷伊斯蘭教經典手稿,但是2012年4月伊斯蘭武裝組織佔領了這座城市,佔領軍就右手拿槍,左手拿著大聲公,告誡所有的居民:「女性一定得藏頭包面,手足臉蛋都不得外露,不准吸菸,不准唱歌,也不准踢足球…」看到這場戲,不管你是否知道佔領軍以阿拉精神為命進行掠奪,甚至曾經縱火燒掉藏經閣,差點毀掉歷史文物,羚羊的指涉象徵就再清楚不過了。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完全沒有浪費篇幅,凡是透過大聲公所揭櫫的新統治者理念,很快就有民眾回應:赤手捉魚賣魚的女魚販理直氣壯地對著新統治者大喊:「你要我包著手怎麼來賣魚?」同樣地,不准吸菸的禁令依然有人偷偷逾越,而且還是特權高官;同樣地,軍士私下討論的還是世界最偉大的足球員究竟是席丹或梅西?但是他們卻也得追查究竟誰才是街上那顆足球的主人?然後眼睜睜地看著足球隊員上演一場沒有足球的足球大賽,明明就是違犯禁令在球場上踢球,可是沒了球,罪名就難以成立,有罪的只是那顆不會說話的球嗎?

從大聲的抗爭到無聲的默劇,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用了既簡單又明白的對比手法表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抗爭意念。

統治者總愛炫耀當政優勢,都要將他們信奉的理念與生活方式「強加」於庶民身上,渾然不顧他們習以為常的傳統模式,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選擇用音樂來做最犀利的切入,首先是戰士聞樂追人,追到屋外,卻也不得不請示長官:他們在唱讚美詩,真要取締嗎?」宗教與音樂真的能夠一刀切分嗎?歌頌真主的音樂也不見容於他們嗎?是聖戰士可笑?還是人民可惡?

其次則是饒舌歌手在槍口下被迫錄下悔罪告白,可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面對攝影機,就是百般不自在,言不由衷,表情必異,這種嘲諷手法,並不算新,真正犀利的是負責取供的聖戰士明白告訴他:「音樂有罪,你們這種靠音樂維生的人,就是浸泡在罪惡中的罪人。」正因為設定了「音樂有罪」的前提,所以戰士的邏輯看似合情入理,差別在於:這個前提是否讓人覺得驚心動魄?

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對音樂是情有獨鐘的,電影中的兩種音樂演出戲都是甜蜜動人的,一場是遊牧民族一家三口在帳篷中彈琴自娛,一場是迷你樂團在室內練唱,慵懶的女聲吟唱,同樣訴說著幸福美夢……不過,黑夜中另有蠢動的勢力,有的要來緝拿違禁人士,有的要來狙殺幸福家庭,掠奪人家嬌妻。不可思議的罪狀,難以置信的黑暗人心就這樣在圖謀著異己。

Timbuktu的居民原本過著單純歲月(雖然也會因為牲畜之爭,犯下殺人戒條),但是多數人最大的疑惑在於面對新統治者的暴力(偏偏,那是新統治者相信的幸福;偏偏,他們不透過情理與人民溝通,而是強迫他們在槍桿子底下低頭接受;偏偏,別有居心的陰謀家,就可以見縫插針,順水推舟,伺機掠奪),在鞭刑威脅下,他們過去的生活習慣必須斷絕,必須重新來過,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當權者,誰不是用這種方式在遂行他們的「新」思維?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開場三分鐘時就有一場戰士拿著木雕作品當靶子練習射擊的戲,每件木雕都有擬人化造型,槍痕過處,傷痕累累,指涉非常清楚。電影中不必直接稱呼聖戰士的組織名字,但是你自然就會與伊斯蘭國戰士(那可能代表著我們接受了歐美國家的觀點)做連結,其實,那亦適用於美國帝國主義(那可能意味著我們認同了中東反抗團體的觀點)的文化清洗,本片發想來自伊斯蘭聖戰士對於Timbuktu(廷巴克圖)的掠奪與破壞,如果只做表相指控,也只是史實重現的格局,但《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卻讓觀眾擴大思考到所有「入侵者」都以相同邏輯做同樣的事,因此高度更高,視野也就更寬廣了。

美國作家Paul Auster曾在2003年曾出版了一本小說《Timbuktu》,中譯書名就叫做《在地圖結束的地方》,既然同樣都叫做《Timbuktu》,或許這也是電影取名為《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的靈感,小說和電影幾乎無關,唯一的交集是,Timbuktu是小說主角想像的死後天堂。《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看似一個有些古怪的片名,卻因為導演帶領我們到非洲的沙漠邊緣,目擊了那麼美麗的山河中一場正方興未艾的伊斯蘭暴力,對於伊斯蘭完全陌生的我們,Timbuktu其實既遙遠又陌生,以「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名之,其實也另有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