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電影夢

「今天是我的最後一天，讓我把工作做完！」伍佰在《愛情城事》最長的一句對白，說的是他對報紙的眷戀與依存。

伍佰飾演的送報生是《愛情城事》的主軸、串場與靈魂。

電影從報社印報機展開，然後派報、夾報、送報……伍佰騎著摩托車走遍城市，看見糾纏、爭吵男女，看見廢棄看板、電子花車、玉蘭花爺孫…….他像奇士勞斯基《十誡》系列的神秘天使，隨意來去，城市到處都可見他的身影，是見證，也是書寫。

不過，導演謝沛如想要譜寫的是報業輓歌。越來越少人看報、訂報……送報生的身影也即將消逝在巷弄彎轉處。

謝沛如的巧思是搭配一棟廢棄透天厝，都更拆除前夕，厝魂用落石召喚送報生，再經由報紙廣告字句表達未竟心思。

是的，他們都來到職場/生涯末日，差別在透天厝拆除還還可以重蓋更新，紙媒收了，連循環再生的機會都沒了。送完最後一份報紙的伍佰該怎麼來替報紙送終？

謝沛如選擇將報紙化身為紙錢，從頂樓拋下，是為透天厝送別，也為紙媒送行。差別在於伍佰送的是虛構的台北報刊，從空中飄下的卻有聯合晚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和中時……原本虛構，最後實體。漫天飛舞的報紙，不堪回味的昨日舊聞，有如惆悵莫名的懺情詩。

此時，就算伍佰用他滄桑的嗓音唱著「不要放棄，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所有困難會變美麗.只要有愛，就會很強。喔喔，可以戰勝寂寞，我做你的朋友，讓你清楚感受，你不是一個人在走……」但是觀眾都很清楚：無情的城市正大步往前邁去，報紙已然花果飄零，最後一天？遲早，遲早，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做為愛情電影的壓軸情事，這款抒情詩結尾很沉，很重，很黑，很絕望。搭配送報摩托車的隆隆低沉引擎聲，雖然導演謝沛如講得太直白，但是無可否認，那是時代寓言，也是時勢預言。

什麼叫做：「做該做的事？」

長官下達了這麼曖昧不明的命令，部屬該如何解讀？該如何執行？

《聽海湧》從壕溝裡的百人塚悲劇展開，戲劇焦點當然是找出元兇，繩之於法。

編導透過法庭論辯，層層剝開被遮蔽、迴避和閃躲的真相。檢辯攻防只是戲劇手法，編劇蔡雨氛最高明的書寫在於回歸每位角色的本位座標，從各自立場去解讀那個亂世。

馬場克樹飾演的日本辯護律師高橋不想面對真相，只想盡力帶回日本戰俘。戰爭的真相就是不擇手段追求勝利，所謂王者之師都是勝利者矯飾之詞，真相既然如此醜陋，轉身背對，只求保全倖存者成了他的唯一目標。

律師不是法官，正義對他太沉重，從真相的裂縫中找尋可能的天光，他的私與偏，看在受害人眼裡，既可恨又可恥，他的欺與瞞，只是損害管控的手段，至於他的抱歉與無奈，則完全無法平復受害人的創痛。但在那個時空下，他還有其他選項嗎？

塚原大助飾演的田中指揮官有他忠君愛國信念，更有執行/捍衛帝國利益的軍人本色。既然基地已遭空襲，補給全無，老弱戰俘只會拖累「轉進」，於是下令：「做該做的事！」

兵荒馬亂的當下，這個命令等同於殺戰俘；事後究責，卻可以解讀成我沒下令殺人的託詞。戰俘被坑殺是事實，下令的人無罪？執行的人有罪！日本律師只想救一個是一個，就讓不是日本人的臺籍戰俘監視員承擔一切吧。

蔡雨氛的劇本透過這一點，凸顯了台灣人的尷尬身分。好康，你沒分；出事，你承擔。

罪行是罪行，責任是責任，犯錯就應承擔。開槍的人，要面對殺人罪責；下達曖昧命令，並不能緩解罪行，卻可以撇清責任，甚至把戰爭責任推給歐美帝國。這當然是狡辯，卻也是當時深植日本人心中的信念，政客的洗腦，政客創造的氛圍，讓他們深信不疑。《聽海湧》無須控訴，只要說出他們的信念，或許貼近了被戰爭扭曲的人性。

只要呈現，把認知、批判與感傷交給觀眾，孫介珩導演與編劇蔡雨雰的拿捏與堅持，讓《聽海湧》取得了二戰題材影視作品的新高度。

新海三兄弟吳翰林、黃冠智和朱宥丞的表現亮眼，各個都有人格好戲。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的他們，註定只是假日本人，為日本盡心盡力，鞠躬盡瘁，換不來一顆真心。他們有思慕的人，有關照的人，還有努力跟上節奏，想要活下去的人，每個人心中的量秤都有足夠的篇幅來書寫，分配允當，就讓三兄弟都得著清楚面容。

至於命運之神許可誰回家？又讓誰回不了家？三兄弟其實都做不了主，不管回不回得了家，他們應該都忘不了在異域聆聽的海潮聲，以及迴盪在心田中的家鄉潮音。探尋台灣子弟那個沒人疼，沒人理的時代傷痛，《聽海湧》算是成功揭開了歷史帷幕。

吳瀚林最後那句「槍裡沒有子彈」的對話，以及掛在臉上的淺淺一笑，更是罪與罰的關鍵台詞。然而「有沒有」扣下扳機？又是另一個層次問題，答案全看午夜夢迴時是淚是汗？就算領事夫人最後說了聲：「感謝。」

我喜歡塚原大助的表演，他的狡猾、魯直與坦率，各自出現在情理之中，不卑不亢，信念與責任的拔河交次呈現，演出了劇本賦予的角色深度。

施名帥飾演的總領事要承擔國仇家恨，卻無力保衛家人，還要伺機反擊，思潮澎湃，全都只能放進心中，不與人知，角色很難寫，更難演。相信他已經盡了全力，尤其在接獲台灣人身分的電文時，於公於私，緊緊咬住罪與罰的責任分際，也讓這個議題的辯論更加引人深思。

周厚安則是演得太用力了，再鬆一點，再不演一些，他追尋的真相與正義，才會更有說服力。

什麼叫做：「做該做的事？」這句台詞的回音，穿越歷史長廊，依舊震耳欲聾。

蒲松齡筆下的妖怪，在人皮上劃下妖嬌模樣，就能蠱惑俗夫；演員演得逼真，光靠畫皮當然不夠，皮像，只是第一步，肢體款擺、靈氣眼神都要傳神，才能顛倒眾生。

演員是演員，角色是角色，演員進入角色，常常得掏空自己，揣摩角色，改頭換面，務求角色栩栩如生，從畫皮到畫魂，皆不可免。

然而每種詮釋都難免主觀，同一個角色遇上不同演員，神態氣質南轅北轍，那就是功力。

81 屆威尼斯影展評審團主席Isabelle Huppert是法國影后，除了奧斯卡，歐洲三大影展（坎城、威尼斯和柏林），再加上歐洲電影獎，都有輝煌戰績。她的獨到表演，根本已經是天后等級，日前接受New York Times採訪，提到演員功課的觀點，頗有參考價值。

雨蓓表示她演的是人，多過角色。她認為「角色」其實虛而不實，有隨機、任意的成分。演員要做到的是演出有血有肉的「真人」（I play people rather than characters. To me, the word “character” means entering into a slightly arbitrary world. A character is someone who doesn’t exist. As actors, what we like to do is to bring people to life.）（以上是我依據自我理解的意譯，沒有逐字照翻）。

有人味，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像個人/像這個人，這個角色就活了，這位演員的「表演」就能說服觀眾。

我等待今年威尼斯影展的頒獎名單，看看得獎名單上的男女演員，是否除了畫皮，還能畫魂，以「人味」征服觀眾。

沒有蝴蝶的《蝴蝶夢》

從小說到電影，《Rebecca》都譯成《蝴蝶夢》，可是書中和電影都沒有蝴蝶，也沒有標本。Rebecca是男主角的前妻，也是陰魂不散的魅影，怎麼會扯上蝴蝶？

電影改編自Daphne Du Maurier小說。小說的中文譯者楊普稀在1940年就定名為《蝴蝶夢》（感謝賴慈芸老師考證解說）。1941年電影上映，沒敢逾越，依舊採用《蝴蝶夢》之名，也是呼應小說一開始說的：「Last night I dreamt of Manderlay again.」美麗有之，神秘有之，80多年來蝴蝶一直隨著飛絮飄揚。

前輩譯者滿腹經綸，書名或電影片名翻譯常有神來之筆，例如：《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明明是滑鐵盧橋，來到華文世界硬生生變成藍橋。

藍橋是唐朝驛站，秀才裴航在驛站遇見少女雲英，一見鍾情，靠著毅力，杵藥百日，終於取得美嬌娘，成了神仙眷屬。

裴航幸運在藍橋圓夢，《Waterloo Bridge》的Robert Taylor也在滑鐵盧橋車站巧遇芭蕾舞者Vivian Leigh，在Auld Lang Syne樂音中 一曲定情，卻遭命運之神戲弄，魂斷輪下。

把滑鐵盧橋車站轉譯成藍橋驛站，典雅有之，夢幻有之，淒清有之，卻容易讓欠學之人，困陷迷霧，參不透文字玄機。

至於《一樹梨花壓海棠（Lolita）》也只有1960年代愛掉書袋的鬻文碩彥，才能從劇情「戀童意象」連結到「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髮對紅妝。 鴛鴦被裡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的古詩。

《一樹梨花壓海棠》導演Stanley Kubrick據說後來對中文片名該怎麼翻譯，都要干預（《大開眼戒（Eyes Wide Shot)》的台灣譯名，據說就諮詢過楊德昌導演），不知是否也是不懂《一樹梨花壓海棠》的典故。

Adrian Lyne導演1997年重拍《Lolita》時，台灣片商譯名沒再朝古詩詞裡死鑽，也沒陷入「蘿莉控」的戀童迷宮，直接音譯Vladimir Nabokov的書名，就叫《羅莉塔》。

時代不同，品味不同，譯法不同，看經典舊片不時要考考古文知識，那也是老電影附贈的咬文嚼字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