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數台灣電影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我年紀略長，比同業多了幾回海外採訪經驗，不管是亞太、東京或坎城影展，以往多數只有我一人前往，怎麼寫都是獨家，不怕漏新聞，那個年頭，報社也不時興即時新聞，影展見聞可以慢慢寫，反正沒人知道，沒人寫過，舊聞也是新聞，心態相對悠閒。
《悲情城市》不然。1989年8月威尼斯影展競賽名單甫宣布，聯合、中時、民生和自立四家媒體都決定派記者前往採訪，理由就如同我在出差申請單上所寫的 : 「1961年，日本導演黑澤明第一次以《羅生門》入選威尼斯影展競賽，就拿下最高榮譽金獅獎，改變戰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了民族自信，也成就了黑澤明的影史地位。《悲情城市》創下台灣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的紀錄，本身就值得報導，若能得獎更會是重大新聞。」
報告寫得煞有介事，其實，當年我未能預見《悲情城市》掀動的影史浪潮會如此壯闊。我對威尼斯影展的粗淺認識比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不如，除了黑澤明與《羅生門》，連影展是在麗都島(Lido)上舉行都不知道，遑論下飛機之後還要拖著行李轉搭渡輪。
不過，就算瞎子摸象，摸到耳鼻腿尾畢竟都是象。我臨陣磨刀，緊急惡補相關資訊，其他只能信靠直覺前行，但我目標明確 : 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個人角色因此有些矛盾 : 有時候我應該是現場目擊者 ; 多數時候則不自覺地成了台灣啦啦隊。
九月五日抵達影展會場當天，還來不及欣賞威尼斯日落夕陽，我便發出特稿，點出評審團主席安德瑞.史米諾夫(Andrei Sergeyevich Smirnov)導演的重要性。
我深受「反共抗俄」年代政宣洗腦，一聽說史米諾夫來自神秘國度蘇聯，心中難免忐忑，無法確知蘇聯人怎麼看待反共抗俄的台灣人。還好，史米諾夫是蘇共體制下的受害人，22歲那年拍攝的《天使(Nachalo nevedomogo veka (segment “Angel”)）》，銳利呈現了共黨解放俄羅斯後，社會失序，土匪四竄，善良人民受害的現象，1967年完成即遭禁演達20年，1988年才得見天日。或許正因為如此，威尼斯東方電影選片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聽見我的憂慮，悄悄用他流利的華語在我耳旁輕聲說著 :「史米諾夫肯定不是共產黨員，不會抵制排斥侯孝賢。」
馬可是《悲情城市》得以入選威尼斯競賽的幕後推手，他的賽事分析讓我安心了些。他還告訴我評審團雖為合議制，評審團主席一言九鼎，影響力不小，而且大會規章規定每一獎項只要有過半數的委員投票同意，即可確定勝利贏宣。特別的是，評審主席的一票等於兩票，一旦最後雙雄對峙，評審長握有關鍵決定權，要誰得獎，誰就可能得獎。
影展安排《悲情城市》於1989年9月9日登場亮相，第一場的主要觀眾就是媒體、業者和評審，由於事前就傳說《悲情城市》獲獎希望頗高，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都搶著先睹為快，當時，我的現場報導如是寫著 : 「在整整158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
搶先得見《悲情城市》當然讓人開心，更開心的是擔任評審的中國導演謝晉也和我們一起看片。影展開幕之初，其實就先遇見到謝晉了，他是對岸名導演，代表作《牧馬人》，《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早就在台灣地下管道流通，然而初次相識，他的語氣有些酸，對自己『最後的貴族』沒能入圍競賽頗以為憾，一句「你們」有作品入選嘛，聽進我耳裡，難免心裡犯嘀咕：「既有你我之分，還有落選之憾，他能公正評審嗎？」
再見面就是《悲情城市》媒體放映場。看到謝晉現身，我和自立晚報陳鴻元和民生報褚明仁一擁而上，擠在他身旁七嘴八舌起來。確實，我們都有一魚兩吃之心，採訪評審，了解他對《悲情城市》的觀感，不管他怎麼看怎麼說，都是新聞；但我更想扮演的「角色」是解說電影，怕他聽不懂台語，不懂台灣歷史，錯估了《悲情城市》成績，坦白說那就是試圖「影響」評審，暗中來替《悲情城市》拉票。
當時，我們也都是第一次看《悲情城市》，要看還要解說，非常不專心。忙著當台灣歷史導覽，希望謝晉認識台灣，只要片中出現台語台詞，我們就急著口譯；做只要謝晉略有疑問，我和陳鴻元一定搶著回應，相信有問有答多少都可以寫成新聞。然而走過文革，看過大風大浪，謝晉洞悉我們的雞腸鳥肚，一路不多開口，偶一提問，不是問他們在說啥？就是沒啥營養的地理常識，半生不熟的空洞對話，還真難落筆錄聞。後來才知，謝晉當過福建電影廠廠長，台語難不倒他，無需現場翻譯，而且老狐狸如他，更不會輕易在記者面前露口風。
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其他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看片時可能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欣賞。
《悲情城市》全長兩小時卅八分鐘，是當年金獅獎23部參賽作品中片長最長的一部，較諸整個影展中其他觀摩作品，也僅次於劇場名導Peter Brook重現印度史詩的5小時電影『摩訶婆羅多(The Mahabharata)』。
好電影沒有長不長的問題，所謂「『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其實是句反話，論者挑不出其他缺點時，只能汎汎就長度找話題。當年現場觀影感受毋寧是意猶未盡，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不知不覺就來到主題樂音響起的黑畫面，黑，讓人咀嚼低迴，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週到，真的是綿密史詩。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重看還是同樣感受。
《悲情城市》亮相後，當地媒體評論都相當友善，外交官許貞吉看見我都會向我解說義大利媒體的評論與標題，不管是專業見解，或者採訪得知的風風火火，整體情勢的熱鬧指數都可以是新聞寫作的素材，看著《悲情城市》與侯孝賢的照片佔據義大利報紙，都夠讓旁觀的我們腎上腺素揚沸。
果不其然，就在影展落幕之前，《悲情城市》陸續先斬獲了兩座獎。
首先是義大利最暢銷的電影雜誌Ciak頒給了「金拍板」特別獎(Ciak就是拍板)，得獎理由是：「以原創藝術及迷人的感性手法，導演了一部巨大悲劇史詩故事。」不過，Ciak雜誌選出的最佳影片是法國導演雷奈(Alain Resnais)的『I Want To Go Home』。
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中看著侯孝賢穿著西裝(你知道要侯導穿西裝有多不容易嗎？)，含笑領獎，按下快門時，雖然開心，卻也難免胡思亂想:「會不會就差這一步？」
《悲情城市》第二座獎則是「昂利哥.富奇龍利( Enrico Fulchignoni)特別獎」，侯孝賢的國際行銷代理人珍.包芙(Jane Balfour)告訴我，能拿到這個獎，她比得金獅獎更覺得驕傲。不過，威尼斯官網上的得獎紀錄則是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獎(UNESCO Award)定名。
義大利裔的昂利哥.富奇龍利是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曾任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處長，一生致力消弭電影困局，增進各地人民相互認識與了解，名聲卓著。1988年病逝後，威尼斯影展主席畢拉西(Guglielmo Biraghi )出面號召組成紀念委員會，每年威尼斯影展期間，從參賽作品中選出一部最符合昂利哥生平理想的電影，1989年委員會召集人是有「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美譽的尚胡許(Jean Rouch)，他們認定《悲情城市》最合乎昂利哥人道主張精神。可惜，1989年也只是第二次頒發，台灣媒體對Enrico Fulchignoni此人此獎相對陌生，金獅獎又太金太亮，完全遮蓋掉「昂利哥.富奇龍利特別獎」光采，卅三年來鮮少有人談及《悲情城市》與該獎的關係。
影展最後高潮無非就在誰是大獎贏家？《悲情城市》累積的好評是否保證就能贏得金獅獎？頒獎前夕，《悲情城市》得獎耳語甚囂塵上，有的義文媒體甚至以「悲傷的獅子」預告『悲情城市』即將贏得金獅獎，我感覺節氣已臨，卻無法確知他們消息來源，不敢有聞就錄，就怕二手傳播一旦落成白紙黑字，若有閃失，百口莫辯，更無顏見人。而且，《悲情城市》團隊成員事先都已接獲內幕情報得知可能拿下大獎，但都被下了封口令，深怕風聲走漏，壞了大事。
媒體同業有人猜到吳念真等人喜形於色的表情，有人側面聽聞有代表團員樂得高呼：「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卻都面露詭譎神色，避而不談，暗自划水，別無管道的我，只能把賭注押在謝晉身上。
大會排定9月15日頒獎，14日晚上，我賴在製片張華坤的房間不肯離去，一方面是探詢，另一方面則是等待有人「報佳音」，就可以攔截取得第一手戰報。我是想問又不好直問，只能拐彎抹角扯淡：「我好擔心，如果我們空手而回，豈不是白忙了一場？」張華坤則是不能說又不好表態，只能打哈哈地對著天花板回話：「不會吧，最好不要啦。」吞吞吐吐之間，兩人合演了一齣各有心思的「諜對諜」爛戲，如今回想起來，1989年9月14日的那個晚上還真是採訪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雙手空空回到旅館，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打電話找謝晉，直接探口風。前三回，但聞電話鈴響，沒人接聽，直到午夜時分，剛開完最後一次評審會議，才回到旅館房間的謝導演終於接起了話筒。
面對發稿和競爭壓力，我不想再兜圈子，直接問導演有無好消息：「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知道評審有保密義務的謝晉同樣也是打哈哈，沒直接回答，眼看他沒要急著掛電話，我繼續死纏活賴訴說著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重大意義，兜著繞著無非就是想從他口中問出點蛛絲馬跡，最後還是再問了一次：「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這一回，謝晉倒是爽快回應：「放心，你們會開心的啦 ! 」
坦白說，有獎和拿大獎的開心指數全然不同，我鍥而不捨：「開心？是否就代表《悲情城市》贏得了金獅獎？」這回我聽見了他在電話那端的笑聲，他再補了一句：「放心啦，就是這個結果了，你們等著聽好消息了。」他說的是白話文，而且是大白話，就差yes or no的肯定句，就差臨門一腳，我還是如哽在喉，忐忑難安，關鍵真就在於有獎和拿大獎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事。
整顆心七上八下，我只能再和陳鴻元通電話探詢戰情，得到更肯定的答案：「剛才你一離開房間，張華坤就告訴我們說：『明明就得了大獎，還說什麼不會得獎？』」雙方說法一交叉比對，剩下的就是作文與快跑比賽了。
後來才知道，影展主辦單位早在13日即已先行召開評審會議，全體11位評審委員中，只有9位出席，法國女評審和義大利男導演雖然都因另有私務不克出席，但已分別將意見封在信封中或以電話告知投票意願。原先以為會引發爭議的金獅獎得主，在評審委員一致通過下，確定由《悲情城市》獲得最高榮譽。大會規定，評審結果需交由最高委員會在15日中午12時（台北時間晚上6時）公佈。
如果得獎名單已經在13日產生，14日為什麼還要開一次評審會？擔任謝晉翻譯，陪同出席評審會議的王定一事後告訴我：「地主國義大利影人對於該國得獎率偏低有意見，主辦單位才會再度召開評審會議，經過數小時辯論後，仍然維持原先名單。王定一指出9位評審在女主角獎項曾有激辯，謝晉力荐英國電影《離家出走(She’s Been Away)》資深女演員佩姬．艾許克勞馥( Peggy Ashcroft) 和吉拉汀．詹姆斯( Geraldine James)並列影后 ; 有的評審則認為佩姬年歲已高，不如鼓勵新人，幾經辯論後仍決定頒獎給佩姬。
通宵為聯合晚報及聯合報發出《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文稿後，我趕去敲侯孝賢的房門，想見證他如何面對這閃亮一刻，侯孝賢正在房中整理行李和資料，聽到我問：「導演，心情如何？」他笑著雙手一攤：「沒有什麼心情，我現在還能說什麼？」他手上拿著一張國內剛傳來的剪報傳真，告訴他影評人黃建業發表了一篇文章聲援他，因為台灣有些人還在吵著《悲情城市》是不是騙了新聞局，偷渡完整版拷貝出國比賽，侯孝賢感慨說：「每天都還在計較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接著我又趕往影展記者會，在掌聲、叫好聲和此起彼落的噓聲中，聽見主持人宣布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獲得，現場有不少記者發出噓聲抗議，但亦有人鼓掌叫好，場面相當混亂。
評審團主席史米諾夫隨後以不流暢的義大利語發表評審感言，他強調評審都很敬業，希望以感性良知、愛心和倫理道德來評選最佳影片。《悲情城市》獲頒金獅獎頒是全體委員毫無異議的共識，更對侯孝賢導演手法特別表示敬意。外界有人認為三個月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悲劇，讓國際影人格外同情描述政府暴力的《悲情城市》，史米諾夫說：「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大家的決定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該片的藝術成就和靈性經驗確值獲得金獅獎，金獅獎必須頒給該片，而且僅此一部。」
這段記者會實況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台北，畢竟這才是「官方」說法，前面的小道消息才得著背書。折騰老半天後，帶著疲憊身子坐進頒獎典禮會場，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問為什麼頒獎典禮未能準時舉行，人才坐下，不知不覺就沒了意識，渾沌睡去。直到樂聲響起，才猛然驚覺醒。
威尼斯影展頒獎典禮不像奧斯卡那麼華麗隆重，沒有穿著華服的主持人，除了布縵，幾乎沒有布景。大會祕書長負責讀報得獎作品名單，每一段落中間還有身穿古典服裝、頭戴面具的伶人串演莎劇精華(坦白說，是不是莎劇全是我猜的啦，其實聽不懂義大利文) ，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點綴現場氣氛。
老牌女星佩姬．艾許克勞馥上台領取最佳女演員最佳金杯獎時，連聲稱謝，她感謝大會安排的威尼斯之行，也感謝同片演出的女星吉拉汀．詹姆斯，她推崇威尼斯影展是增進人類和諧和相互了解的文化藝術活動，獲得如雷掌聲。
每位得獎人領獎之後，大會都會特別放映得獎作品的片頭片段，讓觀眾重溫影片內容，也對優秀作品再一次致敬。
侯孝賢是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得獎人。
司儀一提到他的名字，全場歡呼聲不斷，與得獎名單記者會上的噓聲連連大不相同，一位影展職員告訴我只要義大利影片沒得獎，就會出現噓聲。不過，頒獎典禮上形勢已改，侯孝賢笑嘻嘻地上台領得最高榮譽金獅獎，光是站在台上讓記者拍照，就左顧右盼擺足了兩分鐘笑容與英姿。
隨後，侯孝賢表示：「兩年前隨友人初到麗都島，心中還在問何時才能參加威尼斯影展，沒想到這麼快就參加，並且得獎。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頒獎典禮後，史米諾夫出席年代公司舉行的慶功酒會，當面向侯孝賢致意。他的簡短交心，我認為很重要，可惜台北沒伯樂，沒人理會我這篇文稿。
史米洛夫指出《悲情城市》全片沒有一個特寫鏡頭，只是遠遠觀察並表現人生，手法高雅，與蘇聯導演塔科夫斯基作品相類，都是對自我和電影藝術有充分信心，才敢如此處理。
喜歡讀詩，尤其對唐詩有研究的史米洛夫特別推崇《悲情城市》的剪接手法，認為頗具詩情意境。在旁的剪輯師廖慶松不禁連聲說：「我們運氣真好，碰到了知音。」廖慶松表示他在剪輯該片時，確實是追求杜甫、李白詩的意境，以氣韻為重，不想太過細瑣交代彼此情緒，史米洛夫竟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剪接心思，而且既認同又喜歡。
謝晉也來到慶功酒會，他提及《悲情城市》視野遼闊，取材又是當前電影罕見的變遷社會中的家族故事，格局遠勝其他儘在私情瑣事上打轉的電影，是1989年影展最好的電影。他還強調侯孝賢作品中蘊含深厚人文情感，確具大師氣勢。
不過，謝晉也認為華人電影應該「百花齊放」，有人拍商業電影，有人則來拍柏格曼或費里尼式電影，讓不同口味的觀眾各取所需，否則如果大家都只想拍柏格曼電影，觀眾怎麼受得了？
我不太記得那晚的慶功派對怎麼結束的，或許大家都喝醉了，邱復生了開了四十八瓶香檳慶功，不醉也難。只是台北那頭還在催我繼續寫稿，還得挑燈夜戰，只能提 早離場。這場水都戰役是我採訪人生中最開心也最艱難的一戰，誠如一開始所說設定的目標：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但也要電影得獎，才知寫稿有多累。
影展落幕後第二天下午，匆匆搭火車前進翡冷翠，不想再回頭，不再想《悲情城市》，摸著起繭的手指，更不想再寫《悲情城市》這四個字。卅三年後，《悲情城市》可以複製貼上，彈指完事，但人生有幾個卅三年？我的青春都消磨在威尼斯的日落餘暉中，成了叨叨敘敘話當年的花甲老翁了，但我沒能忘記那段閃亮的日子，我依舊會哼唱《悲情城市》主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