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湯德章:亂世浮生


他叫湯德章,台南市有紀念公園,有以他為名的道路,然而他短短40年的坎坷人生,不是黃銘正、連楨惠導演費時五年完成的紀錄片《尋找湯德章》穿針引線努力拼圖,恐怕知者少,關心者更少。
他的故事就像電影海報上的人影,多數只有半張臉,看不清,也看不全;他的寂寞就如同他的故居,荒煙蔓草,乏人聞問,還得靠人搶救。


「湯德章是誰?」是兩位導演動心起念的原初,他曾經是坂井德章,也是新居德章,他是林德章,更是湯德章,他體內有日本血脈,也有台灣基因,英文片名《In Search Of A Mixed Identity》,精準從歷史翻覆的夾縫中關心,也探索這位台日孽子的曲折傳奇。
黃銘正、連楨惠合作過《灣生回家》,替台灣歷史避談的這段晦澀往事,畫出港闊海深的鄉愁圖案;《尋找湯德章》則是替舉目可見,卻未曾深究的台灣往事,透過偵探手法,建構立體雕像。


《尋找湯德章》的切入手法相當另類,不走史學編年體例框架,而是凡夫俗子探奇蒐證方式,像個小偵探一般(不諱言自己的無知,不迴避自己的摸瞎),從鄉野庶民切入,從街談巷議切入,先有人味,才有興味,才讓原本沉重的悲情素材得著讓人急於一探究竟的驅動能量。
殖民時代,日本人瞧不起灣生,也不願平等對待日台混血子弟;1945年後,國民政府不也以異樣/異族眼光與手段區分本省/外省,擺盪在兩款政權下,湯德章的悲劇絕非特例。湯家子孫講起日語才輕鬆自在,背後有多少無法告人的忐忑?


恐懼,匿藏了半世紀的恐懼,其實是《尋找湯德章》輕輕舉起,卻有重重震盪的歷史巨錘:228事件後,槍決湯德章,曝屍三天,不准收屍;父親被殺,孩子不敢回家;含冤50載,家族避談先人,都是白色恐佈的駭人實例,黃銘正、連楨惠突破湯家姐弟心房的珍貴訪問,也因此更加珍貴。


《尋找湯德章》 是民間觀點,庶民採集的1907年至1947年近代台灣史,有一群鍥而不捨的癡人共同完成的拼圖,就在導演書寫著:樹是歷史,建築是歷史,歷史是當下,歷史就是我們自己…….一架軍機空中呼嘯而過…….公園的鳳凰花開依舊紅豔,歷史還會重複?恐懼還會重演?電影想說的話,等待你去聆聽,等待你去尋訪。

坂本龍一OPUS:告別

第一個畫面是他的背影,他這輩子最後一次演出,「春蠶至死絲方盡」的全力以赴;最後一個畫面同樣那台鋼琴,人已空,自動演奏程式還在彈奏他的作品,直到聲斷琴止。

一座音樂廰,一台鋼琴,就坂本龍一單獨一人,導演空音央(Neo Sora)採用黑白影像,不打招呼,沒有旁白,亦不介紹曲目名稱,逕自以不同鏡位與構圖紀錄著坂本龍一拚盡餘生之力的最後演出神韻。正因為是黑白影像,「教授」的銀髮更加晶亮,黑衣更加深沉,如詩夢境,讓流瀉著告別聲韻的每一個畫面都讓人想寫一首詩。

電影是一場音樂會,因為樂音不斷;卻又不是音樂會,因為沒有留給觀眾鼓掌喝采的時間。坂本才收手,空氣就凍結了,沒有殘響,沒有留白,「教授」抽換樂譜,緊接著下一首曲子演出。對樂迷而言,這是老友重逢;對影迷而言,這是巨星展翅。他太巨大,弱水何者三千,能飲一瓢都是幸福,況且你我絕對不只飲一瓢。

《坂本龍一:OPUS》邀請影迷與樂迷坐在最近的距離,替換音樂會上前所未見的角度,前後左右細細凝視與凝聽:銀髮黑衣、鬍髭眉影、指法身形、氣宇神韻,滿足著可以再靠近一點的小小祈願;偶而的指尖疊音,不時的踏板迴響,熟悉的旋律彈跳,你明白那不是最巔峰,卻是盡心又盡力的最後一搏,你明白,他在彈奏這些首曲目時,其實也在重溫年華正盛時的靈光閃動,你彷彿陪他走過了絲路、撒哈拉和紫禁城,不靠管弦,無需甘美朗,當年他就是在黑白鍵上彈出燦爛火花,如今一人一琴,昔日風情打他眼前滑過,樂器之王他在的指尖駕馭下,直如王者再臨。

肉身不再,音符不墜,靈魂不滅,電影細妥收藏著教授的最後聲影,告訴世間男女:once upon a time,有過坂本龍一這個人,創作過如此美麗的樂章。曲罷人已成仙去,餘音嘹亮尚飄空。

金門往事:焦點與重點

/以金門為主題的電影有多部紀錄片和劇情片,因為奧斯卡入圍的《Island in Between》,讓我重新檢視一下這些電影。

談到金門,多少會提到砲戰,江松長入圍奧斯卡獎的紀錄片《金門(Island in between)》,一方面追憶父親當年參與砲戰往事,另一方面拍到了今日金門砲兵操演的實況。
洪淳修導演的紀錄片《金門留念》同樣有此一場景,但是他更進一步告訴大家:表演砲操的軍裝人士中,有位女性,她是四川姑娘石成梅。
八二三砲戰緣起毛澤東1958年下令砲轟金門,導致當地軍民傷亡共3,228人,房舍全毀毀損共9,053棟。60年後,砲戰往事依舊讓人唏噓低迴,卻又另外多了憑弔歷史場景時的觀光表演。


石成梅的砲操表演有模有樣,不是洪淳修追著她問下去,一般人很難察覺她是嫁到金門的中國媳婦,砲操演出可以貼補家用,她的陸配身分更讓當年砲戰血淚傷痛多添幾分歷史錯愕與怪誕。戰爭與和平,傷痕與生計,在歷史長河中有著不同質量的砝碼。
不論是《Island in between)》或者《金門留念》紀錄的都是那塊土地上的時代眼淚,有奧斯卡加持的《Island in between》,參雜了家族情感與個人感觸,以輕柔筆觸與讓更多人看見與明白台灣、金門與中國的歷史糾葛;洪淳修的《金門留念》因為長期駐點與生活,多了在地人的特殊行業與記憶,一個由外往內看,一個由內往裡鑽,一個望遠鏡,一個顯微鏡,兩相對照,彼此對話,相輔相成。
當然,有關金門的紀錄片不能不提金門子弟董振良的系列作品,以及他從金門子弟立場省思的一貫反戰心聲;也不應該忽略黃皓傑的《越界》,他從海漂的保麗龍談到兩岸之間的中線問題,更透過生態、經濟與政治的錯綜複雜關係,紀錄下海洋不語的默默凝視。
至於與金門相關的劇情片,我最想重看的是張佩成執導,王小棣擔任副導的《血戰大二膽》,那才是有血有淚的小兵之歌。

那夜金曲永恆:寫歷史

號召四十位巨星合錄一首歌是一場多艱難的考驗?「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這首慈善義賣金曲的誕生,是歷史傳奇,幸好留下了影像見證。

見證歷史,容易讓人熱血沸騰,Netflix紀錄片《那夜,金曲不朽(The Greatest Night in Pop)》就具備了這股動能。

電影見證的是「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這首慈善義賣金曲的誕生。1985年一月28日全美音樂獎頒獎典禮結束後, Lionel Richie, Michael Jackson、Stevie Wonder、Ray Charles、Cyndie Lauper、Paul Simon、Tina Turner、Bob Dylan和Bruce Springsteen等四十位頂尖歌手齊聚一堂,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攜手合作錄成這首眾人合唱歌曲的傳奇。

「四海一家」在1985年橫空出世,十億人同步聆賞,在那個沒有手機和網路的年代其實是極其艱難的考驗,因為,第一,巨星們願意無償共襄盛舉,以行動告訴世人,他們會的不只會娛樂,也能兼善天下; 第二,巨星們各有行程,挪出一個晚上時間來錄音,從號召、動員、毃通告到執行,千頭萬緒,工程浩大;第三,一旦消息走漏,媒體蜂擁而至,巨星們就很難安靜唱歌了。

《那夜,金曲不朽》珍貴之處就在於既然動員了這麼多巨星,他們也即時紀錄下那個晚上的大小細節, 時隔四十年後才讓後世歌迷得見一首金曲的誕生究竟有多難!

電影本身的啟示效果有三:首先,既然在寫歷史,就別忘了紀錄歷史,不是現場有人負責拍攝紀錄,後人就只能聽歌想像巨星當夜。影像紀錄究竟有多重要?電影本身就是最佳實證。

其次,巨星難搞,眾所週知,一首歌如何打造?如何分配?誰先誰後?聲線如何串接?在在都是學問,更難的是如何搞定巨星?那個晚上沒錄完,就再難促成大家再聚首了。

第三,擔任音樂總監的Quincy Jones就在A&M 錄音室的門口貼了一張字條「cast your ego at the door」,意思就是把你的身段和或虛榮留在門外,我們來錄音做善事,就不要再把俗世那一套帶進來。說來容易,在座巨星個個都是一方之霸,怎麼可能不較勁?同台合唱更是要唱得比別人更好,絕對不能輸人。看著他們拚盡全力就為了唱好那兩句歌詞,你真的會熱淚盈眶,更別說Bob Dylan和Bruce Springsteen的即興清唱,以及Stevie Wonder的頑童性格及絕世琴藝,當然還有完全陶醉在音樂中的Michael Jackson…….

這部紀錄片其實是替觀眾上了一堂極其實用的音樂製作實務,從發想到完成,多少細節要兼顧,這部96分鐘的紀錄片根本就是千金難買的流行音樂活教材。

歌曲和電影的關鍵人物是Lionel Richie,電影從他重回A&M錄音室解說四十年前那個晚上發生在錄音室裡的點點滴滴開始,最後還聽他說了一段非常動人的「回家論」:「你要珍惜能夠回家的時光,因為有時候家還在,人卻已不在了。」(像極了: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四十年前應他邀請一起錄音的歌手,如今幾人健在?A&M錄音室依舊在,那個晚上的盛況早已成了雲煙,甚至歌曲也都進了歷史迴廊,偶而才能聽見一回,年輕歌迷未必能夠想見當年盛況。

和時間賽跑,世人註定是輸家,只有夢想家知道善用影像留住時間,「音容宛在」不再是告別式上的輓聯而已,這部紀錄片讓昔日天王重新以英姿煥發的模樣向世人展現了他們的青春與志氣。

台北之晨:無聲到有聲

默片時期的配樂,往往因地因人因設備而異。白景瑞導演的《台北之晨》不管是陰錯陽差,或者刻意為之,最後傳世版本就是無聲版,聲音的空白,因而有了想像空間,也因而有了再創造的機緣。這次台北電影節播出的林強版配樂,就是有趣的聲音實驗。 閱讀全文 台北之晨:無聲到有聲

出發:陳彥博的極地賽

該怎麼形容陳彥博?是瘋子?運動員?抑或冒險家?或者兼而有之?

陳彥博是台灣超馬好手,在2016年拿下了四大極地超馬賽總冠軍,從撒哈拉沙漠、中國戈壁、智利阿他加馬沙漠,再到南極洲,四地都要跑上250公里,地形險惡,還要面對烈陽、高溫、沙漠風暴、高原氣壓、強風、超低溫、冰原雪地等極端氣候,挑戰極限運動的同時,其實更挑戰著生命。基因中沒有一點瘋狂因子,如何辦得到?如非血液中有著無可救藥的浪漫DNA,他又怎麼撐得到最後?然後,如果沒有運動員的扎實底子,他憑什麼跑完這千里長征?畢竟,得到TIME雜誌認證的極地馬拉松賽,強調與凸顯的是選手對「忍耐」的極限。

第一屆極地超馬賽的總冠軍是台灣選手林義傑,他花了4年才跑完四大極地,陳彥博則是一年之內拚完四大賽事,他的瘋狂指數、對毅力和體力的耗損都更驚人,紀錄片《出發》追蹤他的故事,見證他的傳奇,採用極地風景與主角意志雙線並進的敘事策略,有機巧,亦有魅力。

魅力,在於《出發》是一部把商業攝影的包裝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的紀錄片,你很少看見這麼壯麗的沙漠,甚至連原本荒涼乾裂的鹽地冰原,也拍成了誘人一遊的詩意山河,所有國家地理雜誌頻道上美不勝收的極地風光,或者風景月曆上曾讓人驚豔讚嘆的絕色綠光,一幕幕排比呈現在銀幕上時,都釋放出讓人目不暇給,更看到目瞪口呆的能量,偏偏,如此山河如此畫境,卻只是「背景」,因為你一定會看見有個寂寞的肉身,無暇理睬這些景色,他僕僕風塵,踽踽前行的意志,才是最吸睛的「前景」!極華麗與極孤單的巨大落差與懸殊對比,正是商業攝影最懂,也最愛操作的視覺符號。

機巧,則在於極地超馬賽總冠軍雖為艱難,正式賽會從未參考選入,賽事也沒有獎金,參賽選手的動機與動力究竟從何而來?誰又支持陳彥博跑遍世界?從裝備、訓練到旅費,哪一樣不花錢?而且絕非一般數字。就在觀眾開始納悶之際,導演黃茂森適時讓大家看見了他的中學老師,原來,他在全中運一萬公尺拿下金牌時,就已夢想征服世界。就在觀眾急著想問誰在支持這麼年輕的孩子投身極地考驗時?黃茂森這才讓他的父母親現身,而且正是在他因為熱衰竭險些棄賽,邊哭邊走才又趕上行列的戈壁賽事上,原本要來目擊兒子奪冠的雙親,要用多焦慮的眼神和多焦灼的心,守候著孩子抵達終點?黃茂森每回只輕輕釋出一丁點主角成長背景和親友情緒的剪接策略,很像釣魚,心癢的人就容易上鉤,而且一鉤就中。

這種輕輕一觸就轉向的敘事法,其實是很機巧的算計,就怕扯出太多細節會轉移了視線焦點,因為唯有凸顯陳彥博的堅忍意志,才能完成英雄崇拜的敘事,這是歷來運動員紀錄片都追求的境界,但是只顧打造英雄,卻迴避了更多生命真相的探詢:例如,他如何熬過極地賽的脆弱,孤單、恐懼與潰敗時刻?電影中他靠著已逝愛犬的照片尋找溫暖能量的告白,確實真情動人,但是真情流露的細節實在有限,其他時刻的煎熬,多數則是曖昧又模糊,留下意猶未盡的悵惘。例如,聽他訴說驟聞罹患咽喉癌的絕望(他如何戰勝那種病?);看他用針挑破一個接一個的水泡(那種傷,要怎麼跑下去?);聽他反覆說著冷到晚上完全無法入睡(零下40度究竟有多凍?)…就在見證一位超馬英雄的同時,你會不會期待導演挖出更多逼近他靈魂深處的真心話?如果有,全片的英雄雕像會不會更立體?

想贏,而且一定要贏」的決志,誠然是陳彥博通過極地測試的勝利關鍵,因為沒拿到冠軍,就等於白跑了,賽事只有冠軍留名,榮耀只歸贏家,要勝利就要對自己夠狠夠殘忍,但這,不正是多數運動紀錄片最愛凸顯的競雄特質?而他通過這些考驗後,在沒有獎金的賽事奪冠後,是否就能帶出更多代言與出版商機?《出發》如果能在人與事的因果上交代得更多更周密,落在陳彥博身上的明暗光影,就會更勝運動頻道上那些運動天王的形象影片。

坦白說,《出發》就是一部勵志電影,只想打造一位英雄,也確實拍出了一部既譁眾,也很取寵的「好看」電影。全片從頭到尾只有一位陳彥博主角,九成五的話白都是陳彥博在自說自話:拚命拚命再拚命,咬牙咬牙再咬牙,確實符合了極地賽非人道的艱難實況,然而,勵志三次或數十次,效果截然不同;自己說或者別人說,意義亦不相同。創作上的美學選擇,可以成就特色,卻亦畫下了局限邊境了。

青春在台灣:逐夢不悔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不是一部有關太陽花學運的紀錄片,而是想要呈現台灣、中國和香港三地青年曾經有過的互動夢想,因為中國肅殺、香港窒閉,這個夢只有在自由台灣才可能發生,也確實發生了,他們用肉身來抵擋紅潮海嘯的勇氣與豪情,讓相信人生理應海闊天空,勇敢追求自由靈魂的青春心靈都有了對話標的。

這部電影能夠接連拿下台北電影獎和金馬獎紀錄片兩項大獎,甚至還能代表台灣去競逐奧斯卡獎,關鍵在於它有時間的累積,亦有衝撞時刻的火花爆裂,而且鮮活呈現了被攝者的靈魂樣貌。因為,導演傅榆的攝影機不但登堂入室了,而且直探了兩位主角蔡博藝與陳為廷的靈魂深處,從娃娃和手機的切入角度,捉準了讓人咀嚼回味的觀察面向。

手機是中國留學生蔡博藝與家人聯繫的直接管道,面對這麼一位不時介入台灣社會運動,甚至發表讓「上級」到府關切的文章,你看不見家人的焦慮面容,但是透過蔡博藝的回話內容,不管是對母親說:「昨天不是才通過電話嗎?為什麼你總覺得好像好久沒通電話了。」或者是回應父親說真後悔送她去台灣念書:「你為什麼強要我接受你的政治信念?」你其實看見了隱身在現實背後的焦躁與不安。

家人的懸念是一種羈絆,但當你聽見蔡博藝用非常生硬的台語唸出「反徵收,護家園」的口號時,聽見她坦承「跟土地的連結不是那麼深,可是跟這群人的連結很深」,然後看著翻開的日記告訴你,她是因為讀到六四事件的文獻,恍然得著政治啟蒙,才決心「走自己的路」,她所有的選擇其實只是一種青春的嚮往與追尋。

至於娃娃,則是陳為廷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因為媒體拍到了他抱著娃娃在立法院角落入睡的模樣,而廣為人知的人物側寫。但也只有傅榆跟著進入到陳為廷閒廢無人居住,以致混亂一片的老家,你才會明白這位從未見過父親模樣的遺腹子,讀小學時母親又去世的孩子,在祖母的陪伴下度過多寂寞又黯淡的童年,滿屋子的娃娃是他唯一能夠談心的親人。傅榆拍到他獨坐桌角,低頭抽著悶菸的背影,你已經明白他是多麼懼怕那種年節返鄉的空虛與寂寞。

轉向在社運圈中找尋志同道合的夥伴,找尋溫暖,多少也註記著陳為廷為什麼會這麼狂猛地燃燒青春,燃燒怒火!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因為張慶忠「半分忠」事件才想要衝進立法院,傅榆的鏡頭早就拍下了陳為廷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就曾動念衝進立院廣場,還來不及喊完口號,就被駐衛警強行夾出,甚至遭人辱罵三字經的畫面…有此「前傳」,對照後來只能採用別人拍到陳為廷衝進立法院的動態畫面,對於他那種拚命三郎式的青春,就得著了更清楚的脈絡。

是的,傅榆開始跟拍陳為廷與蔡博藝時,他們都只是沒沒無聞的小人物,甚至是NOBODY,卻因為太陽花學運或者參選學生會主席等事件,剎那間NOBODY成了SOMEBODY,也使得昔日的影像頓時價值倍增,問題在於當初插柳怎知日後能成蔭?時乎?運乎?紀錄片工作者的檔案櫃裡得積存多少「無用」的影像,才能換來片刻的「有用」?

然而,關鍵時刻,傅榆沒能趕上,她只能聞風追上,必須採用他人拍下的影像,再用上「停格(影像資料有限?)」和「閃黑」的剪接技巧,凸顯當下那種「稍縱即逝」的急迫氣氛,再補上她對自己未能在現場的懊惱告白,這份「誠實」,正是全片最珍貴的面對態度:變化如此快速,一切根本來不及規劃或安排,學運如此,電影亦然,邊走邊瞧勢屬必然,不知道下一步究竟何去何從的徬徨或者爭議,以及終究還是得退場的必然結果,不但烙印成了太陽花學運無法平復的傷口,也說明了傅榆何以會在影片的後半段失控暴哭,因為暴走與迷航,同樣是青春的伴手禮。印度哲人泰戈爾曾經這樣說過:「Age considers; youth ventures.(老人思之再三,青年啊衝啊衝)」但他也曾經這樣補充:「青春是沒有經驗和任性的。」電影中兩位主角和導演先後流下的眼淚,都可以這樣理解。

過去那段「無用」歲月的陪伴,讓傅榆的攝影機在「有用」時得能進入其他人無法深入的核心會議,那種「信靠」,讓她拍到了許多「內幕」,但也唯有她的「持續」拍攝才得以在一次行車途中,錄下了一度想要選立委的陳為廷向戰友坦承媒體在第二天即將爆出他性騷擾醜聞的「實況」,也見證了同車友人一度想要「遮醜」,但他知道終究難以迴避,除了面對別無他法,傅榆的鏡頭沒有護短,但因此呈現出的陳為廷寫真,才有了明暗兼具的立體光影了。

開始記錄陳為廷時,傅榆28歲,影片公映時,她已36歲;被攝時,陳為廷才21歲,如今已經29歲。歷經學運和選舉激盪,青春早已幻變,香港的黃之鋒入獄了,中國的蔡博藝繼續著她的學業,陳為廷要到美國深造…昔日的容顏和心境早已褪色或斑駁了,有關青春的記憶都只留駐在電影底片中,但是曾經一起走過那段時光的NOBODY們,應該慶幸青春曾經如此風雷過,青春無悔,不悔青春,或許這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替當代台灣孩子留下最有質量的青春紀錄了。

楚可娃:糖害與豪放女

前幾天的頭版新聞,引述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團隊報告指出,常喝含糖飲料者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極高,女性早逝風險更超過男性的兩倍。

然而,捷克女導演楚可娃(Andrea Culková)早在2014年就拍出了《那甜得要命的憂愁(Sugar Blues)》,喊出了「吃糖就像吸菸,糖就是毒品」的驚人口號。楚可娃是今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的焦點導演,一口氣展出她的四部紀錄片,從女性纖細感性出發的議題探索,透過辯駁與採訪實證得到理性結論,從選材到表現方式,她所探索的女性愁與愛都有值得玩味之處。

《Sugar Blues》的攝製動念起因是她在懷孕時確診患有妊娠糖尿病,為了自己,更為了肚裡的胎兒,這位傷心的女性與憤怒的母親多方求醫,也開始追查糖的真相,透過專業醫生的解說,糖之為害,並不在於糖的本身,而是人們容易在大腦的獎賞機制,在胰島素的過分作用下,對糖產生了過多期待,吃進了太多的糖,糖和酒精與菸品一般,都會讓人成癮,導致細胞老化,或者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

糖害議題近年來陸續得到醫學團隊的研究證實,楚可娃進一步追查糖產業的運作實況下,更發現糖商品太過誘人,商機無限,即使自己也因而罹患糖尿病,仍然繼續開發含糖產品,認真面對糖害。然而,《Sugar Blues》最不凡的筆觸是楚可娃不惜拍出自己大腹便便,卻得飽嘗糖害煎熬的模樣,她不是自戀,而是有切身之痛,更能掌握感同身受的糖害悲情,毫不忌諱,更不避嫌地就從自身與母親的主觀感受出發,大剌剌追問及追擊糖害諸病,那種急著想要知道真相,不甘心被糖給耽誤今生,並且禍延子孫的人母心情,她追出的真相,也就更能引發共鳴。

楚可娃不只是一位紀錄片導演,用斜槓來介紹她的經歷及成就,至少還可以加上教育家/藝術家/時事評論/女性主義者等頭銜,她最得意的創作理念就是:「我沒有挑揀議題,而是議題自己來找我。」《Sugar Blues》出自為人母的憂焦,《利絲佛萊:藝術無界(Lise Forell:Sem Frontieraa)》則始自現場驚豔的心靈撼動:就在一次參訪巴西的旅程中,她目擊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在舞池中擁著一位俊俏黑人瀟灑自在地跳著舞,她的神采、年齡差距和膚色種族的差異吸引了楚可娃的目光,因此追出了這位和她同樣來自捷克的老太太竟然是巴西著名的畫家。

身體的解放,讓女性得著了自由;創作的鬆綁,則讓藝術擁了自主飛翔的靈魂,楚可娃選擇了繪畫世界不可或缺的「畫框」做為畫龍點睛的一筆,畫框的傳統角色是烘托畫作,不能喧賓奪主,有畫框為界,畫作就能讓觀者的目光與神思自由出入迴旋。

然而挑揀畫框只是這位高齡畫家利絲顯示畫家身分,自報山門的起手式,接下來,她拿著空蕩蕩的畫框框著自己,成就了一幅立體的自畫像,又要求家人逐一拿起框架,走進框中,觀眾因此得能見到她的家族中有黑有白的混血成分,再聽見她對血緣的評論:「這個兒子很會賺錢,卻捨不得花,希望他們的孩子不要像他們這般小器。」俗人用相片留存家族記憶,老畫家卻是用畫框完成她的家族素描。

然而,楚可娃的畫框論述卻另外還有兩個層次,她先要利絲走到海邊,拿起木棍,隨手在沙灘上畫出了一個方形框,然後大浪來襲,方框就此毀於一浪,隨後走過沙灘的路人,無人知曉此處原本有她的沙畫。她怕大家沒看懂,接著又把那只空畫框,透過堆沙方式立放在沙灘上,不管是有鴿子走過,或者滾動海浪做背景,出現框中的都是立體動態的景物,不再是往常的二維平面,可是一陣大浪襲來,畫框倒了,碎裂入海……這一連串的畫框意象不就在說世人先在框架上熟悉紀律,最後唯有甩脫框架限制,才能得著自由。

利絲是出身捷克的德裔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只能亡命天涯,但她很想得開:「既然世界要毀滅了,就趕快談戀愛吧。」偏偏有了肌膚之親的第一個男人也嫌憎她的猶太血統,氣得她想盡辦法讓男方終究還是娶了她,「然後,我就離開了他。」

利絲就是這麼敢愛敢恨,畫作中不時會凸顯女性的器官,「因為遮起來反而更奇怪」,她也愛用鮮豔色彩及構圖畫出把握當下、及時行樂的人生理念。即使子女成群,卻不時和二、三十歲的小男生談戀愛,她的名言是:「愛情可能消失,一旦消失了,就得放手,不能像舊衣服一樣一直留著。我是孩子的母親,我有能力養育他們,但是我的私生活不關他們的事。」這位受不了氣虛老男人的畫家,七老八十了依舊迷戀牛奶加檸檬的美容術,

盼能洗淡臉上的雀斑,也坦承如果家裡沒有女傭打理大小瑣事,她就沒空也沒心作畫,她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人生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種」理念。

已經辦了五年的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是台灣很敢挑戰禁忌的影展,雖然映演環境不盡理想,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因選片怪奇,兼具了激進又尖銳的敏感議題,加上藝術與紀錄的雙向運作軌跡,讓人得以瞧見另類電影的展演可能,屬於不會空手而回的特色影展。

青春在台灣:逐夢紀錄

問:《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去年一路從台北電影節到金馬獎都拿下了最佳紀錄片,有關太陽花學運的紀錄片不計其數,唯獨妳的作品一再得獎,或許是因為妳早在太陽花之前就開始追蹤學運領袖陳為廷、蔡博藝,因為他們倆對妳的信任,妳得以近距離陪伴及拍攝他們,有累積,才看得到他們的成長,也才放心讓妳拍下獨家內幕。尤其陳為廷被下封口令時,他還是只對著妳的鏡頭講貼心話,讓這部紀錄片取得與眾不同的角度與觀點

不容易的是,妳不但拍到學運領袖在黑暗時刻的煎熬壓力,也讓大家看到身為創作者的脆弱與失落面,多數關於社會運動的紀錄片聚焦在運動的光華一面,妳卻讓大家看到運動背後的脆弱,這種論述,可以說是身為一種既私密卻又誠懇的分享。但這一切又緊扣著片名:《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片名揭露兩個重點,一為青春,二為台灣,告訴我們這樣命名的考量吧?

答:電影中這位來自中國的交換學生蔡博藝,曾寫過一本書《我在臺灣,我正青春》,內容是她來台灣求學的觀察與省思,我覺得這標題很好,很契合蔡博藝本人及她所做的事,正因為她還年輕青春,仍抱有好奇心,也像個海綿一樣,可以吸收許多新的想法,這部片在講的也是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青春,剪接完成後,我問蔡博藝,這部紀錄片已經不只是在講妳跟陳為廷的青春,而是變成我們的青春了,她也覺得《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片名不錯,因為這就是屬於我們的青春,這是記錄我們一段成長過程的電影。


片名要有「台灣」是我的堅持,我對於身分認同曾有個追尋的過程,嚴格來說我是東南亞華僑的第二代(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媽媽是印尼華僑),追尋多年後,我認同自己就是一個台灣人,我希望我們生活的地方、國家、環境可以更好,明明我只是個平凡人,但卻希望台灣可以突破國際外交與經濟的困境,甚至讓世界更多人關注到台灣的處境,所以我在片名裡要放進台灣,如果這部片將來能在國外映演,觀眾都能從片名裡知道這部片講的是台灣的人與事。

問:妳從2011年就開始記錄陳為廷、蔡博藝,投入的時間及交心程度都是他人無法相比的,這彷彿就是妳的天命,你們的互動也很誠懇動人,談談妳跟對方如何交心?

答:我跟他們有很奇妙的緣分,有時候覺得拍他們好像真的是我的命。至於誠實跟質感,我想這也是我唯一會做的部分,我們能夠交心,也許很大的原因是長久以來,他們能感覺到我是真的在意他們,也在意他們做的事,我覺得他們應該有從我的鏡位關注中感受到一些愛。拍攝期間,三方會有奇妙的拉鋸,像是陳為廷偶爾會唸說為什麼我都去拍蔡、不拍他;當我長時間跟拍陳後,蔡又會覺得失落,頓時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像不能偏心的媽媽耶,有很多的信任,甚至有一些依賴,我們早就不是單純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


問:這部紀錄片裡,導演也成為其中的一個角色,妳個人的涉入與曝光,讓導演的身影和觀點也佔有重要位子,不再是從旁記錄而已,妳怎麼看把自己放入紀錄片裡的書寫美學?

答:我本來並不想這麼做。這部片我總共剪過12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剪了200分鐘,當時我處於很低潮沮喪的狀態,只是用一種交差的心態完成標案需要初剪版本,然而拿給沈可尚導演看時,他說很精采,但看不出來究竟這部片想表達什麼,而妳在那兒呢?妳的體悟是什麼?他建議我加入旁白。

那時,我有點受挫,因為我認為優秀的紀錄片就該像沈導拿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築巢人》,用鏡頭就說出千言萬語,沈導那時給我建議,影片裡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建議我回頭再找陳、蔡兩人聊聊現在,但我不想乾聊,於是我又剪了100分鐘的第二版,請他們來看看過去的自己,這一次的拍攝中,我失態地哭了,很失控,很糗,但很誠實,於是在第三個版本時,就加入了自己哭泣的部分。最後再慢慢調整成最後的樣貌。

把自己放入片裡,周遭朋友都反對,連我先生也不確定究竟好不好,但沈導很支持,也鼓勵我相信直覺,完成有個人現身的紀錄片。

問:太陽花學運是這部電影的關鍵核心,妳不但從他們還是沒沒無聞的學生就開始記錄,也拍到了後來陳為廷因往事曝光,無法再從事政治競選後的當下反應,及蔡博藝的父母看著女兒來台求學卻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時,既期待又失落的感覺,那種五味雜陳的青春滋味很動人,但妳本人拍攝這部片時,又「得到」或「失去」了什麼?

答:在這段時間,「得到」與「失去」是不停波動的,但我認為,「得到」仍大於「失去」。

我的鏡頭分別從2011年就跟著陳為廷、蔡博藝兩人,從反國光石化、華隆罷工、反媒體壟斷、反對大埔強拆等社運一路走來,直到太陽花學運攻佔了立法院後,我才發現我拍攝的對象,是這場牽動台灣社會發展的核心人物,至少有50萬人參與了太陽花,居中的約有萬人,但陳為廷他們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那時我能在最核心的位子記錄著決策實況,再轉身看著外面的49萬大眾,確實,一度心中曾經油生一股優越感,但拍到最後,我才明白,我也只是那平凡的49萬人之一罷了,我也只是把期待改變社會的心投注在運動上的49萬分之一。

我曾熱血,相信投身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社會,但目擊運動始末,了解很多現實侷限,例如佔領立法院期間,原本要求透明、公開的學運青年所成立的小政府裡,也無法做到徹底公開透明,所以當時場內有太陽花,場外則有大腸花的批判聲浪,這些期待與失落,或多或少就是所謂的「運動傷害」。


學運告一段落後,這兩位主角不再站在社運前線,我拍著他們從風頭高處漸漸墜落,我也陷入極度的低潮,我懷疑自己就算拍到了陳為廷與蔡博藝的失敗,對社會、對我自身到底有什麼意義?

拍攝後期,我一度覺得一切都不可能了,也失去了拍攝熱情,但為了結案,又不能不繼續做,重新審視著這些年拍下的素材,好像都沒了意義,在沮喪低潮裡,我找來陳為廷和蔡博藝,打上燈,請他們看我初剪的毛片,想做一場正式的訪問,但那時他們沒哭,我卻哭了,我為自己曾經的奮鬥哭泣,也為自己曾有的雄心壯志,也為我們一起有過的理想哭泣。這次哭泣是個轉捩點,我發現自己會哭成那樣,是源自於對社會運動的單相思。

問:很少人像妳這樣面對太陽花帶來的「運動傷害」,但是太陽花從2014年到如今,已經快滿5年,這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選在4月10日公映, 5年前佔據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學生在這一天,走出立院、結束了24天的抗爭,妳選擇走出來的這天而非攻佔立院的3月18日做首映,為什麼?妳期待大家如何重新審視或者面對這些一直沒能結疤的歷史傷口?

答:選擇4月10日這一天,並非是紀念這段歲月的結束,我認為抗議學生們從立院走出的那一天,正是「為什麼我們會變成今天這樣」的關鍵,那天就這樣走了出來,很多爭議都無法解決,在很多人身心留下大小程度的傷口,所以台灣成了今天這樣。

太陽花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就像一個政治上的啟蒙,很多人期待透過這麼浩大的社會運動,可以改變所有認為不公不義的事情,這股能量影響了2014年的九合一大選與2016年的總統大選,許多社運人士投入選舉,企圖在政府體制內改革,政黨輪替了,運動的能量慢慢減低,這股期待又從國民黨轉往民進黨,但當人們了解到社運並無法立即改變一切時,失望感開始瀰漫。

當初參與的學生出了社會,少了時間去關心政治事務,甚至發現自己逐漸變成過去並不喜歡的大人模樣,去年九合一大選的結果,透露著一切都不可能有所改變的訊息,讓年輕人的失落感更加濃烈。

在學運期間,場內、外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我好像都能理解,當時我只覺得:「民主好難喔,大家各有各的難處,到底怎麼樣才比較好?」但我想要強調的並非是因為民主很難,所以我們就不要施行民主了,而是唯有我們意識到民主的侷限,才有可能使它變得更好,讓我們的民主更成長。

問:《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去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也將代表台灣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妳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讓更多世人知道台灣的困境,現在這部片被世界看見的機會出現了,是否有什麼計畫讓這部片走向世界?

答:目前正規劃群眾募資(http://bit.ly/2U4eEXO ),定下4個階段,目標400萬元,盼能一鼓作氣從首映到前進奧斯卡,讓這部片有機會可以在世界各地放送映演。坦白說,雖然能代表台灣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但也只是一張門票,每年要面對至少兩百部以上的優秀紀錄片,擁有投票權的美國影藝學院會員更達6000人,我只是個鄉巴佬,還不知道怎麼讓這些人看到我的電影,我請益過魏德聖與宋欣穎導演,他們建議我找專業公關來處理,但台灣真的很邊緣,願意接案的不多,開出的價碼更不低,前輩們鼓勵我這些錢該花,因為這是在播種,一旦種子開花,就有更多人知道台灣的處境以及台灣的聲音。


問:2018年金馬獎妳在台上的發言如此艱難,卻又真誠,妳的韌性與勇氣贏得好多人的讚譽,但也立刻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政治壓力,甚至各種怪罪與謾罵,談談那段時光吧,妳怎麼走過來的?

答:我的感言其實是在去年7月就準備好的,當時我先在台北電影節拿到最佳紀錄片獎,很有機會拿下百萬首獎,於是就沒先唸這篇稿子,但是最後得獎的是《幸福路上》,沒機會再唸稿,後來再入圍金馬獎,又燃起了希望,心想真能得獎就要唸出我的心聲。

我坐在典禮台下,只怕背不全這篇稿子,又不想拿小抄上台,最後聽到我得獎時,腦袋根本是一片空白,緊張歸緊張,最後終究說出了:「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事後,打開臉書,讀到負面批評甚至惡意的詛咒,但我知道除了網軍外,許多人只是需要一個情緒發洩的出口,那就拿我當出氣口吧,因為如果不給他們當出口,這些負面的能量或許就會轉向傷害到不該傷害的人。但我更感謝那些支持我的聲音,讓我可以在那樣的狀態下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