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造孽，要後人來償還，說得過去嗎？老鳥闖禍，要菜鳥拿命來還，講得過去嗎？生命遇上戰爭，就失去了尊嚴與價值，問題在於戰爭明明都結束了，勝利者何以繼續霸凌著失敗者？
看不順眼，就把你從隊伍中叫出來，當場打得你滿臉是血，《拆彈少年（Under sandet／Land of Mine）》用士官長的暴力來破題，點明了這是一部勝利者施暴加暴的暴力電影。
歷史上確有其事的《拆彈少年》，描述二戰時期，佔領丹麥的德軍為防英美盟軍在丹麥登陸，於是沿著冗長的海岸線，埋下了兩百萬顆地雷，結果盟軍改在諾曼地登陸，德軍戰敗後，要冒著生命危險來拆除地雷的人，捨德國佬其誰？
埋下地雷，是對土地、環境和敵人的暴力；拆除地雷呢？《拆彈少年》從選材、切入到挖掘，在在都有不凡視野和手法。
戰爭，從來是勝利者的天下，誰戰勝，誰說話就大聲，戰敗者只能低聲下氣，或者忍氣吞聲。勝利的德軍，做過無數傷天害理的事；如今，德軍戰敗，勝利者也要用同樣的方式「以眼還眼」嗎？果真如此，納粹與否，又有何差別呢？《拆彈少年》的不俗，就在於電影勇敢提出的質問。
Roland Møller飾演的士官長Carl，就是開著吉普車繞經戰敗遣返的德軍隊伍時，直接動粗的軍人。他的拳頭說明了，丹麥在德軍佔領的那五年之中，他們都有亡國痛，多少仇恨與委屈，就因為丹麥最後勝利了，所有的鳥氣就可以「私下」宣洩了事，沒有審判，無須調查，我要打你，你只能乖乖承受，說我動粗，說我動用私刑，都沒關係，誰教我勝你敗？
《拆彈少年》的核心暴力就是二百萬顆地雷既然是德軍惹的禍，當然就要德軍來善後，《拆彈少年》的戲劇焦點就在於負責拆彈的是少年。
德軍中有這麼多少年兵？意味著戰爭版圖太大，德軍軍人不夠用了，少年也得上戰場，雖然他們滿臉稚嫩，身材纖瘦，誰知道他們受過多少訓練？又是否開槍殺過人？
暴力的核心論述之一就是權力關係的失衡，老鳥穩靠，菜鳥稚嫩，找誰來拆彈，效率會高一些呢？能夠讓遍體麟傷海岸線，早日還昔日淨土風貌呢？要求使命必達的過程中，高貴的亞利安人風險自負，傷殘自理，既可盡吐昔日戰敗悶氣，還不必背負傷殘道義，根本就是一石兩鳥的妙計，導演Martin Zandvliet就讓一張張稚氣的青春臉龐趴在沙灘上來拆除地雷，歷史的真實頓時就轉化成為人間煉獄的素描。
是的，以前的德軍究竟犯下多少滔天罪行是一回事，如今的丹麥軍人如何霸凌戰敗德軍又是另外一件事。從因果關係看，德軍是咎由自取，從人權價值來看，德軍生命根本連狗都不如（別忘了，士官長有養狗，牠的食物配給，遠遠超過這十四個戰俘孩子）。
不教而殺，請之虐，草草訓練，略盡教責，就要孩子上場拆彈，又叫什麼呢？拆彈訓練課程中，大夥如臨大敵，大氣不敢喘一聲，導演Martin Zandvliet很會釣人胃口，以為要爆了，始終沒爆，卻在鏡頭都已轉出拆解場時，就有轟然一聲。一張張嚇白的臉，確實比斷臂斷肢，哀叫不斷的噴血場景更震撼。
丹麥人的暴力不只是拆彈，Martin Zandvliet此時用了兩款不同的暴力書寫方式：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霸凌，同樣都撼人心弦。
看得見的是食物，這十四位拆彈孩子住的是破營房，連食物都沒有，餓了就去睡，餓到不惜去偷食畜生都不吃的飼料，只能吐到連膽汁都要吐光了。
看不見的是生命。營房旁有人家，對德國人總沒好臉色，那一天小女兒誤闖雷區，該怎麼救？誰來救？婦人不來敲營房的門，不求德國人出手，難道要回頭找丹麥人嗎？
食物的解藥在於任務邏輯。士官長的任務就是早日除雷，少年死光了，於事無補，少年好，他才會好。利害關係講清楚了，主從關係就有了緩解。於是從門栓不再栓了，從主動搬來食物到可以放假一天，踢一場球，冬天裡的睛天也就彌足珍貴了（至於他是不是對清秀少年青眼有加？就算別人意有指，但也到此為止，都是極其精準的拿捏）。
Martin Zandvliet的側筆寫法也極動人。踢球那位，老少盡歡，暢快不已，士官長意興風發地把小球擲向海岸，要愛犬咬回，結果轟然一聲，踩雷身亡。悲痛的士官長果然把氣出在孩子身上，問題是有雷就是有雷，就是任務不及格，於公於私，他的悲憤，都那麼理直氣壯地撞向了少年。
其次，有一對雙生兄弟感情甚篤，一心盤算著除雷返鄉後，要做一番大事業，然而命運弄人，先是兄長雷爆殞命，面對屍骨難覓的人生，倖生的弟弟再無生趣，唯其不懼死了，死亡才不能再綑緬他，他亦才能直入雷區救出女孩。命如風中燭的蕭瑟身影，行走在那座如詩如畫，卻危機四伏的沙灘上，誰不唏噓呢？
《拆彈少年》的選角極其成功，稚嫩的臉龐與清瘦的身體，對照朝不保夕的慘白青春，確能揪緊人心，至於Camilla Hjelm的攝影與Sune Martin的音樂都在視覺與聽覺上散發出動人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