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的秘密:拍板

所有的回憶都是碎裂的,都是片段的。

智利導演Pablo Larraín或許基於如此認知,才會要求作曲家Mica Levi創作一段乍聽之下尾音有些走調,有些失控的旋律,一開場就來替《第一夫人的秘密(Jackie)》打地椿,確立故事基調。

甘迺迪總統是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Life雜誌則是在1963年12月6日刊出了甘迺迪夫人賈桂琳(Natalie Portman飾演)的獨家專訪,屍骨未寒,未亡人在不到兩個星期內就急著為這起歷史事件下結論,她的心頭究竟在想些什麼?

賈桂琳的盤算就是《第一夫人的秘密》試圖重建與還原的核心。事件後,山河變色的賈桂琳還能要些什麼?不能做主的,是天命,能做主的是本色,天命與本色之間的拔河,就凸顯了賈桂琳的立體浮雕。

先談不能要的。那天,走下總統專機,踏上達拉斯時,她還是呼風喚雨的美國第一夫人;那天,再從達拉斯走上總統專機時,她只能見證副總統詹森在大法官的監視下接位,是的,一下一上之間,她也不再是美國第一夫人,頂多只是「前」第一夫人。她失去了先生,也失去了頭銜,榮華富貴剎那間全從指縫間溜走了。

這一切,她無能拒絕,只能承受。包括那種無可言喻的失落。相對之下,她能做的,就是她想留住的:一種形象、一份記憶、一個傳奇。

她把獨家專訪留給Life雜誌,條件是她有最終審稿與改稿權。這何其霸道,何其逾越,卻讓大家看見了她的控制欲,失去江山的她,此刻只能要一個版本,一個她說了算的版本,誰教她是當事人、目擊者又是受害者?這位專訪記者Theodore White當時究竟問到了什麼敏感問題?賈桂琳又做了什麼回答?後人無法想見,只能從最後刊印的文章去想像,這正說明了為什麼電影中的這位記者既無名又無姓,連媒體的名字都沒見光,導演Pablo Larraín並不想被已經發生的「賈桂琳版本」給綑綁住,不讓觀眾從文字中對號入座,他才有「導演版本」的論述空間。

專訪文章有三大核心:首先,她在現場看見了什麼?又做了什麼?其次,她對事件的感想是什麼?第三,如何替甘迺迪王朝蓋棺論定?

第一點,導演Pablo Larraín拆成了好多段落來重新結構(包括記者採訪時的對話場域都換了快十個位置),一點一滴的閃回,既指出了重建現場的艱難(手足無措的人要如何撿拾受驚嚇的片段),也點出了選擇性的論述(包括順序先後)會如何導引聆聽者的認知,這種拼圖結構,極耐人回味。

第二點,賈桂琳特別感謝詹森總統的慷慨與仁慈。這是真心?還是假意?還是意有所指的暗示?所有的問號,都提供了創作者借題發揮的切入角度。

第三點,甘迺迪就寢前常會放音樂劇《Camelot》的唱片,聆聽曾經帶領圓桌武士打造出甘美洛王朝的風雲際會,賈桂琳釋放的「閨秘」,誰會懷疑,因此成就了一椿神話重建工程,她強調夫婿從小就博覽群書,才能出口成章,引經據典,在位雖短,締造的黃金盛世,卻可以直追甘美洛王朝的亞瑟王。

除此之外,詹森夫人曾經勸她脫下沾血禮服,但賈桂琳拒絕了。為什麼?有血在身,意謂變生肘腋,來不及因應,一心只想救夫,無暇自顧,豈不更招引世人同情?導演Pablo Larraín只以她用紅血洗面的意像補足了這些臆想,確有機關算盡的功力。

賈桂琳曾經斥巨資重建白宮,她導覽的白宮影片還曾獲艾美獎,如今換了新主人,眼看著詹森夫人已經在找設計師換壁紙,改裝潢時,她不會有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歎嗎?形勢比人強,她不能抗爭,更不能小鼻子小眼睛(否則會輸得更難看),她還能做的無非就是堅持國葬上,她要步行送夫君最後一程,她也不惜讓年幼子女在全球媒體前亮相,孤兒寡母的弱者形象,不也是她唯一能守住的最後城池嗎?

《第一夫人的秘密》不是傳記電影,更不是尋找真相的電影,徹頭徹尾,它就是一部政治電影,道盡人心幽微的政治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