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記者，如果未能親身見証重大新聞事件，一定會抱憾終身，走在新聞最前線，走在歷史邊緣，是每位記者最大的夢想。
拍電影的心情其實也差不多，拍最想拍的題材，就有火焰燃燒；為了稻粱去拍片，難免就像上班族，能應付就應付，熱情不夠。
台灣的紅衫軍事件己經媒體炒做下熱鬧喧騰了一個多月，搞紅色革命的人難免就會想起正宗的紅軍電影《烽火赤焰萬里情（Reds）》，1981年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自編自導完成這部作品時，意識型態和共產革命的英雄塑造主題，引發相當批判（畢竟電影是在蘇聯還沒有解體，共產主義還在和資本主義對決的年代），然而，時代的塵囂終究會過去的，意識型態的矛盾對峙，一旦時空要素改變後，往往就顯得可笑。
《烽火赤焰萬里情》當年在台灣一度遭禁，因為電影描述的就是曾經參與蘇聯建國革命，寫下《震撼世界的十天》現場新聞報導的美國左傾記者約翰．瑞德（John Reed）的故事。俄國共產黨如何奪權成功？如何改朝換代？都因為約翰人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現場採訪，所以有了英文的書寫紀錄，做為一位記者，他見証了歷史；做為一位工人運動的信仰者，他也目擊了工人革命從理論的到實踐的過程。然而，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在共產「國際歌（The Internationale）」的澎湃煽情下，人們都願意獻身，然而接下來的權力分配和利益競逐，卻也註定使得理想主義者的美夢逐一幻滅。
國際歌到底有多煽情？看過《齊瓦哥醫生》的人都知道，學生和民眾在街頭抗爭遊行時，權貴男女都還在豪華餐廳享受大餐，等到群眾越聚越多，大夥高唱起國際歌時，才知群情沸騰，只能靠騎兵隊用武力鎮壓；在《烽火赤焰萬里情》中，華倫．比提採用國際歌來配搭共黨運動做國際串連，集體奪權背景音樂，然後，兩位主角黛安．基頓（Diane Keaton）與華倫．比提就在這樣的樂聲中彈指打稿，寫下歷史見証的新聞，當然也在冰天雪地中，用歷史燃燒的熱情來做愛。
乍見國際歌讓人沸騰的能量，你其實可以明白為什麼國民黨的文化官員當年為什麼要禁演該片，因為那股熱情能量，不但撼搖了帝俄政權，也可能撼動其他國家，為了避免「為匪宣傳」，避免鼓動民心，禁演就是避免政治紛爭的最便捷道路。雖然，《烽火赤焰萬里情》明明是一部反共電影，是一位信仰共產主義的熱情記者，歷經千辛萬苦才能回到祖國的故事，只因為紅旗飛舞的場面太過駭人，以致於台灣影迷要到戒嚴令解除之後，才能見到這部史詩電影。
《烽火赤焰萬里情》是1981年的作品，一度發行過影碟，但是要整整過了二十五年後，才配合紐約影展的重映活動，重新要發行ＤＶＤ。這二十五年來，蘇聯瓦解了，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已大半都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了，歷史的劇變和人心的改變，華倫．比提其實是感觸最深的，因為就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對峙情況消失後，人們才可能安靜下來看他如何詮釋美國知識份子追求知識良知的生命歷程，如何站在人的立場來刻畫理想主義的丰采，如何落寞面對夢想的幻減；更讓華倫．比提感慨的是約翰．瑞德當年是那麼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今卻被拿來比對批判布希總統為了排除異己就進軍中東的新美利堅帝國主義。
這是以政治和歷史為題材的電影難以迴避的宿命，因為一定會為有人各自引述，各自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解讀角度。而且，理想主義者一定玩不過政客，一定無法忍受醜陋的政治現實，只能坐視夢想蒙塵。
然而，重看《烽火赤焰萬里情》，我卻再度重溫記者一定要在新聞最前線採訪歷史事件的人生願景，也同樣感染到一輩子至少要去實踐自己心中最想去圓踐的夢想，佛家的警偈說著：「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正因為生命每天都在老去，生命不能燃燒，就只能碌碌一生，你甘心嗎？